公正合理新秩序为共同价值安全根除价值异化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家秩序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障碍，也是构成人类共同价值安全威胁的制度顽疾。从“早期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嵌入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全球治理模式来看，国际秩序大致经历了欧洲主导、欧美主导、美国主导三个阶段。尽管不同阶段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价值目标、价值原则、价值标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中却存在一种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不论是凭借军事实力而实现的海外殖民统治、瓜分势力范围，还是依靠先发优势、资本操作以及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剪羊毛”，欧洲主导、欧美主导、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这种不公正、不合理也可以称为国家间的价值异化，即由于直接的殖民统治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享受主体身份是不统一的，即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享受主体相分裂，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价值享受主体，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价值创造主体。因此，国家间的价值异化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作为价值主体的价值创造和价值享受的分裂。国家间的价值异化是造成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中的国家的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威胁人类共同价值安全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殖民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导致国家间价值异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所谓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就是建立在发达国家霸权基础上的秩序，是发达国家盘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秩序。以往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其中虽有主权平等原则，但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内部之间主权是平等的，是西方国家之间的等序格局，一旦主权延伸到西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则又构造出以不平等条约体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1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非殖民化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尽管在形式上确立了以联合国主权平等原则为核心的等序国际秩序，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质上仍存在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并不形成人类共同价值安全，而只会在“西方价值”“美国价值”优先的理念下形成发达国家的自身价值安全。自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谋求建立单方支撑的世界霸权，废除一些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先后发动或参与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自由”“民主”之名构造所谓“自由世界”秩序，实则是干涉主义、霸权主义，佯举“世界和平”的旗帜，实则成为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格局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难以落地，构建共同价值安全也只能是一些负责任的国家孤军奋战。反过来，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将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确保人类共同价值安全的制度防火墙。
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需要明确世界各国的价值主体身份。正如国家内的价值安全需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在国际交往中“国家”代表着作为整体的一国人民，因而“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价值主体。作为价值主体的国家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就像国家内部每个人作为价值主体是平等的。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首先就意味着世界各国以平等的价值主体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独立、自主地创造、享受和实现价值。一方面，国际秩序的意义不在于限制自由，相反是要赋予各国自由裁量权，使国际秩序成为保护国内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构建国际秩序应秉承主权平等原则，避免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强加给别的国家。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13]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公正合理的国家秩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允许并促进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追求美好生活。
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倡导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否认多元、强调单极、一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做法是行不通的。强调多元的全球治理模式，并不意味着弱化国家主权，更不意味着在国际交往中推崇损人利己的价值理想，而是要求在多边合作、包容协调的基础上寻求互利共赢。历史的教训以及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时代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告诉我们，多边合作是实现共同利益、确保人类共同价值安全唯一正确的选择。近年，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逆多边主义的国际潮流而动，重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故技，高呼“美国优先”，其实质就是单边主义，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在国家战略中的体现。国家层面的极端利己主义对人类共同价值安全是一种隐患，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才是人类共同价值安全的主观要件。
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合作，就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对话协商的方式促进本国安全和共同安全，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因一己之私而挑起事端、激发矛盾，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因此，习近平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14]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则是，大国引领国际秩序构建，充分吸收采纳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意见，共商共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各国共享发展繁荣。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利益格局正面临“重新洗牌”，新兴国家话语权得以不断增强。[15]
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强调发展优先的价值目标。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同样适用“木桶原理”，即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最弱者的生活水平，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则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自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和抢占世界市场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值异化就长期存在，但不论是在殖民主义时期，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价值异化的根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的全球无限扩张。在无法消除这一根源的情况下，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目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共同安全；二是共同发展。我们知道，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共同发展就不可能有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当然，我们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并不是否定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而是在保持发达国家的繁荣和增长的同时，着重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总言之，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安全的根本举措。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2]（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44页。
[3]（韩）金淳洙、韩献栋：《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
[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6]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7]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8]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11]王鸿铭、杨光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与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
[12]苏长和：《从历史维度认识国际秩序的演进》，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9页。
[15]王明国：《全球治理结构的新态势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