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现有国际秩序格局发生深刻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国际关系问题而提出的新理念。全球治理的问题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开辟而形成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关注和处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某些区域性问题或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地理大发现以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的历史变成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区域性或国家性问题逐渐超出地域性限制，转变为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全球性问题。“唯当‘世界历史’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决定性地开辟出来之时，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和全球问题。”[1]
世界市场或世界历史开辟以来，封建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封建的农业、独立的手工业）已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机器化运作的大工业、自由竞争的商业）。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经济上的“发达-落后”结构、政治上的“主导-附属”结构、文化上的“文明-野蛮”结构等造成前者对后者具有支配性（后者对前者具有服从性）的霸权治理的后果。由此，伴随世界历史的开辟，逐渐形成一种由资产阶级作为主导力量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体系”构成现代世界秩序的典型治理模式。霸权治理模式正是这种“权力体系”在处理国际性事务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权力体系”“霸权治理”及其所呈现出的二元对立结构根源于该模式背后隐匿的逻辑前提，即科学主义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主张人类利用自身的智慧，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力量对人类之外的自然界进行征服与控制。正是“对自然的操纵控制态度，形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3]，“这种思维方式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必然发展为对社会生活和人的控制甚至专制”[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处理国际性事务或全球问题，呈现出一种社会或世界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支配与统治的必然趋势。可知，“均势”“制衡”只是维持一种表面的暂时和平局面，一旦权力结构发生失衡，就会出现第一种情形中非均势的霸权或强权局面。
霸权治理模式之所以会导致现代世界秩序的失衡，正在于控制论思维方式固有的界限以及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错位运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澄明和厘清物的逻辑。资本的文明面凸显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以及物的逻辑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人类通过发现科学、掌握规律、发明工具、革新技术的方式有望成功地征服自然或操控自然，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资本的无限增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对工具理性以及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的运用正是在人类对“物”（如自然、工具、财富、资本等）的关系上具有效准，然而一旦运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处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则会造成逻辑的错位，甚至理论的专制和现实的冲突。知性的思维方式强调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并以客观性尺度或物的尺度作为衡量一切的依据和标准，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造成咄咄逼人的“真理的霸权主义”，甚至造成意识形态专制的危险。如奉行“落后就要挨打、崛起必然争霸”的理念、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就是以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看待每个国家，从根本上干涉、排斥他国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以控制论的思维方式治理全球最重大的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必然导致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短路。只有对资本主义共同体及其构建的世界秩序“权力体系”进行的深入审视和彻底批判，只有对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进行革新与转向，才有可能探索出新的全球治理方式。尽管国际局势不断发生变化，但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依然构成现代国际秩序逻辑前提。在处理国际性事务的过程中，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必然走向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 “霸权治理模式”下的对立结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以确立在世界秩序格局中的霸权地位为根本目标，各主权国家在控制论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只为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并非真诚共建共享新的世界秩序。各国之间以表面的“均势”与“和平”遮蔽了内在的“冲突”与“对立”，这些正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局限与困境所在。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中国提出新的全球秩序理念：“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之所以不会落入强权逻辑、崛起必然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向，即从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转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是对控制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与克服，也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实现思维规律和能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
凝结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和现实体现。首先，突破了控制论思维的教条和僵化的局限。中国方案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深刻地揭示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5]。世界上并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新旧霸权之争的共处模式，但以意识形态的专制强制甚至统治他国，就可能自己给自己竖起一道围墙。“无修昔底德陷阱”“无霸权体系”等观点和主张表明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不再囿于控制论思维方式获得对他国的支配权，而是运用辩证法思维方式构建与他国的和平共处、共赢共享的融洽关系，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形成“共同治理”的相处模式。其次，这一方案并非在知识论的层面上以“共赢共享”的新词置换“霸权治理”的旧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新的内容扩充西方中心主义共同体的治理体系，而是在生存论或实践论的意义上革新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否弃霸权治理的治理方式，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强国必然强权是在控制论思维方式和物（资本）的逻辑语境中成立的，而中国则关注时代性难题、求索人类性问题。超越零和博弈的竞争争霸，强调休戚与共的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正是从物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从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转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根本体现，这正是中国智慧理论自觉的当代表达。
当然解决全球性事务的思维方式和现实路径不仅只有自觉运用辩证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种方案，但是在关切人类性根本问题的意义上，切实解决全球性事务或国际性难题，突破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和变革霸权体系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必要且迫切的。我们不仅要辨识和超越现代国际秩序霸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作为其内在逻辑前提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要重构新的世界秩序，革新人类的共处模式，重新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真正解决久未解开的国际性或时代性难题的历史开端，而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意味着世界秩序中人类共处模式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