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如果将人们之间性别与出身的差异排除在外，并且不计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区别的话，个体必定会以文化作为其生存意义的重要依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的历程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7]。在现代性境遇下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应该对自身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意义进行批判性地省察，把握其来龙去脉，提炼其精神实质，努力让文化为现实生活提供具有时代前瞻性的精神价值。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文化精神的培育方面，注意保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
文化精神的自觉与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发现息息相关，只有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才能为文化的彼此借鉴提供必要的保障。多元互动、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才会带来精神价值的健康成长。
现代人主要运用概念推理的抽象思维去把握世界，“而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则不像我们的概念那样是真正智力过程的结果。它们的组成部分包括了情感的和运动的因素”[18]。根据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分析，一方面，原始思维主要服从于“互渗律”，原始人并不排斥思维中的矛盾律，相反，他们运用神秘化了的形象思维在互不相干的物象之间建立起了稳定的互生关系，在原始族群中存在着许多世代相承的“集体表象”。族群内部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后人总是不自觉地因循着前人的精神信仰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族群又会主动去限制其成员的文化想象空间。这就使得个体在原始状态下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存在，更不会对文化传统形成自觉的批判态度。“集体表象”这种原始思维方式意味着个体思维对集体意识和文化传统的绝对服从。
原始思维中的“集体表象”是用神话（化）方式建立起了诸多物象之间的同一性，其中还存在着丰富的感性认知和情感想象。到了以概念推演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思维中，感性世界的具体差异进一步被思维范畴所整合，物象的杂多被抽象为了观念中的统一。在此，观念上的“一既是原理和本质，也是原则和本源。从论证和发生意义上讲，多源于一；由于这个本源，多表现为一种整饬有序的多样性”[19]。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技术理性才真正在现代生活中弥漫开来。
由此可见，在文化发展的现实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元对多元、保守对开放的压制。只有对其保持自觉的批判态度，才能为文化精神的培育提供健康的社会心态。
第二，文化传统的涵养方面，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留住文化记忆的“乡愁”。
一般认为，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是按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0]的“差序格局”来建构现实生活中的人伦秩序的，以心性之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础。通过对自然情感进行自觉提升，生命中的气质之性也就被教化为了义理之性，儒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人文信仰并规范社会秩序。在孟子看来，“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21]。自然欲望的满足没有尽头，而且在现实际遇中可能无法被完全实现，与此相反，人应该主动去追求仁、义、礼、智等具有社会文化色彩的精神价值，在此过程中甚至不能轻易向命运低头。
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由熟人关系组成的超稳定结构，社会成员的内在信仰与外在秩序、个人利益与社会关切之间存在着直接统一性，这为儒家文化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基础。现代生活是一个充满流动与竞争的动态过程，不仅出现了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区别，而且个体之间基于社会地位、职业身份、精神信仰甚至兴趣爱好所形成的分化也越来越深入。在分化与变迁逐渐占据了主流的历史境遇下，对个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做出明确约定的法律与制度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哈贝马斯提出，现代社会出现了体制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分立。体制是由代表技术理性原则的资本和权力对生活进行整合所形成的结果，它体现为各种社会组织和管理制度。生活世界是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意义世界，它表达着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自觉追求。
文化生命的展开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2]。然而面对现代生活中的分化与变迁，只有自觉进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留住文化记忆的“乡愁”。
第三，文化景观的设计方面，淡化文化载体的具体所指，力争提供丰富的能指意义群。
根据马尔库塞的分析，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体现出鲜明的“肯定性”特征，这不仅表现为思维领域批判性与否定性色彩的弱化，而且这种对现实的抽象肯定态度更是渗透进了人们的文化心态之中。这个文化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由每个个体的‘内心’着手而得以实现”[23]。文化与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自觉息息相关，正是因为精神的内在价值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人们甚至可以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面前极力维护起灵魂的崇高与纯洁。马尔库塞从发达工业文明中看到，灵魂的激情遭受到技术理性与实证规则的压抑，人们逐渐习惯于从精神的幻象中来寻求自我安慰，进而开始用想象中的幸福来对冲现实生活的苦难。
文化景观承担着为人们提供审美想象空间的社会作用，景观设计与布局围绕一定的文化载体来展开。如果文化载体仅仅为人们指示出单一的意义，那么个体在其中所能获得的情感认同必定是非常有限的。景观设计应该力求将文化载体塑造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并且让其为个体展现出丰富的能指意义群，使人们在欣赏中能够主动获得情感的升华与精神的自由。
第四，文化产品的提供方面，借助文化生活中的公共性批判，提升文化产品的公共性品格。
无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来说，还是对于个体精神生活而言，文化生命的展开都必须在社会历史中进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在历史哲学家兰克看来，每一个历史时代虽然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但是它所展现出的不过是同一人类精神的不同侧面，“它的价值并不依赖于它所产生的结局，而是依赖于它的存在本身，依赖于它内在的自我”[24]。也正是基于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信仰，黑格尔才首次将社会历史的现实过程展示为理性进步的逻辑进程。因此，人们可以用灵魂的崇高、精神的伟大、理性的进步等积极的价值来评判和塑造我们的文化生命。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崛起，经验实证主义开始走进思维方式的中心，它直接导致理性精神中的批判性色彩逐渐式微。
但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社会生活的现实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主流价值观与社会心理的对接、民族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的互动，普遍性愿望与特殊性诉求的生成等辩证议题。这提醒我们在文化产品的提供方面，应该主动发挥公共性批判的作用，通过提升文化产品的公共性品格来达成文化生活中的最大公约数，以此来接续我们的文化生命，进而使文化真正起到对时代进行有效引领的积极作用。
【注释】
[1]（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48页。
[2]《周易》，杨天才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7页。
[3]（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92页。
[4]（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93页。(https://www.daowen.com)
[5]（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51页。
[6]（英）伯恩斯等：《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张羽佳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7]（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23页。
[8]（德）舍勒：《舍勒选集》（下卷），刘小枫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56页。
[9]（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28页。
[10]（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0页。
[11]（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页。
[12]（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
[13]（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1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6页。
[15]（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16]（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17]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18]（法）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19]（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20]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页。
[2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3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
[23]（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4]（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