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与本性

新自由主义统领资本主义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随后，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1982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1982—1984年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等纷纷在本国施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至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自身、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也遭遇到了自身的内在矛盾。其内在矛盾性体现在：第一，市场开放与垄断寡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开放、放松市场准入的自由度，但是其现实结果并不是市场开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预期的成果，却是垄断或寡头的独占。第二，自由贸易与资本控制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自由贸易，强调自由与公平。按照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自由与公平的原则，国家之间应该呈现出对称性交换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垄断竞争导致非对称性交换。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自由贸易仅是属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留给自己的只有遭受资本的盘剥。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要求自由只能是资本获利的自由，自由只能是单向度的。第三，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新自由主义极其强调市场，极力弱化、否定政府的干预行为，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却并不仅仅是资本逻辑扩张的功劳，没有国家政府的强力支持、没有军事的坚强保障，资本的作用发挥将会受到限制。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首选的依靠对象。第四，市场自由的两面性。在生产性投资领域中和资本在生产领域的重新分配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流动在保持消费需求与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上还存在着非生产性活动，即货币被投资于期货、债务、股票等投机领域中，货币转化为获得更多货币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资本市场成为投机活动的工具，食利阶层由此而生。因此，哈维指出：“华尔街上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与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它们仅是单纯的投机行为（它们因此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甚或‘秃鹫资本主义’）。”^[2]市场自由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中展现的两面性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对自由的实现存在着价值趋向上的巨大差异。

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诸多矛盾源于自身的本性，即对剥夺性积累的追求。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使自己与古典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关键的差别在于：在前者情况中，出借方所承担的损失来自错误的投资决定，而在后者情况中，不管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幸福会有怎样的结果，借用人则在国家和国际权力的胁迫下必须接受债务偿还成本”^[3]。

新自由主义实现剥夺性积累主要通过四种途径：私有化、金融化、处理和操纵危机、国家再分配。

（1）私有化。公共财产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信号特征。新自由主义国家将财产私有化作为为资本积累开辟新领域的手段，并争辩说这将促进成长和创新，是消除贫困并将高生活水平传递给民众的唯一途径。各种公共设施（包括水、通信、运输等）、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社会住房、教育、医疗保健等），甚至军事等都在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经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获得的共同财产权向私人统治权的恢复是正统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所有剥夺政策中最卑鄙的一个。”^[4]私有化的最终结果是公共的和大众的领域变成了私人的、特权等级者的场所。(https://www.daowen.com)

（2）金融化。自1980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就掀起了金融化的浪潮。“新自由主义意味着金融化所有一切，将资本积累的权力中心迁移到所有者及其金融机构中，完全不顾其他资本机构的损失。正因如此，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体系的完整性成为正日趋统治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全体关注的核心。”[1]新自由主义在面对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与民众幸福之间的矛盾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3）处理和操纵危机。新自由主义为了实现剥夺性积累，还故意制造债务陷阱和金融危机，设置陷阱的就是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制造、处理和操纵危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贫穷国家的财富转移到发达国家之中去。

（4）国家再分配。新自由主义国家成为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代理机构。它改变社会民主时期财富从上层流向下层的趋势，通过利用政府行为施行私有化，通过各种税收行为和税收政策的改变，使财富留给富人，贫穷者依然只有贫穷。

新自由主义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创造不平等的过程，验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断，即当一个社会解除管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则在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丧失生产资料的人之间会形成巨大的失衡，这就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只要新自由主义政治发挥作用，收入与财富的巨大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就会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