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性的近代发现”是一种纯主观的设定

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为标志的人性发现，不早不晚，恰恰发生在近代，这作何解释？福山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加以说明。这只是他如此这般的认定。其实，从福山人性逻辑中提出的这一问题，恰恰在其人性史观的范畴内，是无法解释的。虽然他的“历史终结论”以及所谓“大写历史”的命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他很重视历史，然而他所论的“历史”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或单纯的“套语”，并无实质的内容，即根本没有体现历史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发展性、前进性的特征。他把以往几千年来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人类历史，硬塞进其主观设置的主奴关系的简单公式中，因而他所言的“历史”，实际是“非历史”的。因此，在福山的著作中，呈现给人们的，往往不是依据历史真实逻辑的发挥与论证，而是从人性逻辑演绎出的宣示性断言或结语。因此，在其间，思维的脱节和跳跃常有发生，悖谬不经之处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关于历史的所谓人性逻辑与历史的真实逻辑是毫不相干的。(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