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带来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tin Trow）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名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量的发展和质的变化》的学术论文。在该论文中，马丁·特罗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精英教育阶段，此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15%以下；第二阶段为大众化教育阶段，此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15%～50%；第三阶段为普及教育阶段，此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50%以上。
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看似只是数量上百分比的变化，但其对教育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事实上它是一个量与质相统一的变化：量的增长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15%～50%。质的变化涉及深层次的因素，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以及教育功能、培养目标、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教育各要素的变化。从“量”的增长发展到“质”的变化，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精华所在。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各行各业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愈发不可阻挡。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研究生教育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招生规模与入学数量呈迅速发展态势。到2012年，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比2003年增长了1.17倍，其中博士生、硕士生的招生规模分别增长了37.9%和1.35倍。短短30多年间，当前研究生招生规模已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的50余倍。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面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对象、培养方式、质量观等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给研究生人文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
其一，生源质量差异化的挑战。
研究生生源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研究生生源依托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基础，在精英教育阶段，本科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研究生生源比较乐观。但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本科教育质量相对下降，影响到研究生生源质量。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利的放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生入学的门槛，更多综合素质偏低的本科生得以进入研究生行列。因而，研究生生源在院校层次、学科背景、思想道德水准等方面呈现千差万别、良莠不齐的状况。这必然引起研究生培养在入学形式、培养方式、课程教育、学位标准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加深了人文教育因材施教的难度，使得无论在宏观的教育管理过程中，还是微观的导师指导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困难。
其二，教育资源有限性的挑战。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核心资源严重稀释成为影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导师资源少、研究生数量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从原来一个导师带1—2个学生，发展到目前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师生比呈现不断失衡的趋势，导师对每位研究生的指导效果明显不如精英教育时代，这就对研究生导师提出了挑战。二、学术资源摊薄，教师、教室、实验室、科研经费等教学资源不足，使得具有研究生教育特色的小规模、精英化、研讨式的授课方式受到限制，空间和资源的局限致使研究生人文教育被动化。三、研究生人均科研经费不升反降，导师与研究生更多转向市场寻求资源，使自己暴露在教育功利化、教育市场化的十字路口。即使坐得住“冷板凳”的教师，也被迫到处“化缘”，加速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席卷趋势，也对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提出了挑战。此类种种，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教育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开展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生人文教育。
其三，就业市场的挑战。
长期以来，由于研究生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规模小，社会需求量大，往往是供不应求，研究生在就业上属于优势群体，可以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就业人数急剧增加，研究生早已不是当年稀缺的“香饽饽”。多年来就业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使研究生就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压力。《2013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白皮书》相关数据显示：研究生就业率连续8年低于本科生和专科生，且研究生自主创业人数也明显低于本科生、专科生。
同时，研究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相对而言，理工科类研究生就业压力较小，而文史哲类研究生就业压力较大。就业形势的严峻使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规格呈现出以就业市场为导向的倾向，也迫使研究生本人的教育价值取向偏重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重知识技能而轻人文素养。
在这样的氛围中，人文教育即使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平和文化品位，但对找工作貌似帮助不大，于是便难以进入教育教学计划之中。研究生们也很难超越功利的就业动机，发现和享受文化本身独有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