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贫困”和“绿色贫困”突出
(一)滇西边境山区“空间贫困”现象突出
“空间贫困”理论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由哈里斯、缪尔达最早提出。之后很多学者把自然地理因素纳入贫困研究框架中,并提出“空间贫困”(spatial poverty)概念[14]。“空间贫困”是由自然地理因素导致的“空间贫困陷进”,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即地理位置偏远、与社会经济隔离,比如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获取不足;二是生态上的劣势,即农业生态和气候条件贫乏,比如土地贫瘠、水利灌溉不足;三是经济上的劣势,即经济整合能力脆弱,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导致市场连通性差;四是政治上的劣势,即国家政策优惠缺乏,因地域广阔、环境恶劣,导致国家规范及扶贫优惠政策可及范围呈现空间分割性,或者被认为投资回报低下的区域而被忽略,由于没有政策支持,发展处于自然或无序的状态,形成了“政策排斥—能力剥夺—背景脆弱—政策进一步排斥—能力进一步被剥夺—进一步脆弱性”的恶性循环。世界银行的雅兰和马丁(Jalan and Martin)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地理资本(geographic capital)有关。他们认为,空间地理位置禀赋不同导致城乡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治上的各种差异:地理位置越偏远,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治上的各种差异而形成的地理资本就越低,反之,地理资本就越高。因此,空间地理位置禀赋低劣,低劣的地理资使得该滇西边境山区的人群发展能力低下,进而使该区域的贫困人口陷入长期贫困之中。
滇西边境山区,地理范围在北纬21°09′—28°23′,东经97°31′—103°38′之间,大部分位于横断山区南部和滇南山间盆地。一方面,滇西边境山区区域内山高谷深,高黎贡山、怒山、无量山、哀牢山纵横其中,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著名河流穿越其间,河流湍急、落差大,两岸地形大多呈“V”字母形,山区内的少数民族群众只能沿河而居。另一方面,滇西边境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过渡结合地带,最高海拔为6740米,而最低海拔则为76.4米,海拔高度相差大,海拔落差达数千米,从而形成多种气候带,气候条件复杂,山区年降水量不足,地理气候条件导致农业生产条件差,基本农田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农田的保水保肥性差。
滇西边境山区是我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地处高寒山区、石漠化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生态环境脆弱,恶劣的地理条件制约该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贫困人口比重大、区域发展落后、贫困人口素质低下、民族结构复杂、生态脆弱、环境恶化、地方救助能力低下的区域。比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生存条件是“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就是该山区恶劣自然环境的最好描述。滇西边境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导致了人们生产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远离市场、远离经济信息、无法参与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而且使该山区的人远离公共服务机构,无法得到充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得山区的贫困群体持续性地处于贫困之中。滇西边境山区恶劣自然条件与贫困发生的异国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滇西边境山区贫困发生的自然系统机理分析图
(二)滇西边境山区“绿色贫困”现象严重
“绿色贫困”是指那些缺乏绿色资源,或即便拥有丰富的绿色资源却因不具备开发利用绿色资源条件,导致地方经济发展落后而陷入的贫困状态[15]。亦即富有中的贫困或“捧着金碗讨饭吃”[16]。
滇西边境山区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是集“具有重要功能价值”“贫困”“生态环境特殊”三位于一体的地区,大部分区域属于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被列入国家禁止开发的生态保护区域。滇西边境山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绿色贫困”现象[17]。滇西边境山区陷入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自然环境恶劣和生态脆弱性,从而导致滇西边境地区“绿色贫困”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脆弱、敏感、恶劣的生态环境下,人类活动极易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引发生态环境退化,打破农牧民对自然资源依赖而陷入贫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滇西边境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边缘区,自然生态环境封闭、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低下、产业发展落后、处于经济粗放型增长阶段,资源开发能力不足而陷入贫困。三是国家在滇西边境地区所划定的保护区及限制开发区域与人口生计形成对资源的竞争,而立法却限制或禁止对区内自然资源的获取,割断了滇西边境地区居民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以致难以充分获得赖以为生的食物、燃料及其他经济收入,从而使得滇西边境山区陷入贫困状态。滇西边境山区的“绿色贫困”形成的循环机理如图1-2所示。
图1-2 滇西边境山区“绿色贫困”形成的循环机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