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边境山区精准扶贫的思路框架
随着在全国范围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然而,我国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贫困问题依旧是我国一个社会顽疾问题,重点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以往的扶贫开发工作中还存在扶贫对象识别不准、底子不清、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主要解决以往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不清楚贫困居民底数、扶贫资金“天女散花”式;贫困县不愿“脱贫摘帽”,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从而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平[57]。
就集“老、少、边、穷”一体的滇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言,为了增强扶贫开发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可操作性,实现扶贫识别由定性向定量转变,规划由县、乡到村、到户转变,扶贫帮扶由单纯的资金扶持向多维度转变,扶贫管理由静态向动态转变,扶贫考核由单一业绩向综合绩效转变,我们设计了滇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战略的思路框架:即勾画一张精准扶贫规划蓝图、构建一份精准扶贫识别名单、完善一揽子精准扶贫帮扶政策、健全一套精准扶贫管理制度、创建一组精准扶贫考核体系。如图1-6所示。
图1-6 滇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思路框架图
(一)勾画精准扶贫规划蓝图
在滇西边境山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首要工作是做好精准扶贫规划,勾画出滇西边境山区精准扶贫规划蓝图,充分发挥精准扶贫规划的“龙头”“牛鼻子”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所说的“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因此,在滇西边境山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时,扶贫主体必须坚持“没有规划不实施,没有规划不建设”的扶贫原则,以山区的贫困问题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规划工作,强化精准扶贫规划的引领作用,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规划先行。为此,必须谋划好滇西边境山区“十三五”规划的扶贫篇章和“十三五”期间的扶贫建设项目,结合滇西边境山区的区域特点和资源优势,认真做好扶贫项目的分析论证,切实提高扶贫规划水平,实实在在地为滇西边境山区精准扶贫提供精准的规划保障和服务。只有提高滇西边境山区精准扶贫规划的精准度、精美度和执行力度,才能打赢以提高精准度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攻坚战。
(二)构建精准扶贫识别模型
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是解决“贫困人口是谁”“贫困原因是什么”“贫困类型有哪些”等问题。就滇西边境山区而言,精准识别的核心是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以及科学实用的数学模型,把真正贫穷的群众识别出来,准确摸清滇西边境山区贫困人口的底子,精准诊断山区“穷根”、贫困对象的分布、贫困状况、贫困类型、致贫原因,为该山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提供基本依据,避免出现“大水漫灌”扶贫现象,真正实现“扶真贫”。为此,应该做好以下精准识别工作。
一是建立严格的精准识别工作规则。坚持“民主评议—调查核实—识别监督”的识别工作要求,严格开展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精准扶贫识别工作,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走马观花”“错失良机”“优亲厚友”“扶富不扶穷”等现象,保证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精准识别工作的公开透明、公正公平。
二是健全精准识别机制。精准识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特别是社会结构混杂、贫困问题与民族问题、边境问题交错的滇西边境山区,精准识别的难度更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全面评估与重点评估、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静态评估与动态评估、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确保滇西边境山区贫困识别的精准性。
三是设计科学的、程序化的精准识别流程和方法。按照“低保保生活,扶贫促发展”的原则,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识别方法,按照“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逐级细化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出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村、贫困户(包括扶贫户、扶贫低保户、低保户和五保户)、“直过民族”、人口较少民族、沿边跨境少数民族等特殊帮扶群体,并精准识别出山区贫困、边境、民族问题交织的复杂性、地方性、民族性、独特性。
四是扎实做好建档立卡工作。把精准识别出来的滇西边境山区贫困村、贫困户的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建档立卡,在摸清贫困底数的基础上,根据该山区致贫原因,科学地确定出“扶贫开发户、扶贫低保户、纯低保户、五保户”等贫困户类型。按照国家、云南省以及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识别标准,建立完善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资料,建立互联互通扶贫信息系统平台,做到“户有卡、村有簿、乡有册、县有档”和“一户一网页、一户一对策、一户一帮扶、一年一结果、一年一核查”。
(三)完善精准扶贫帮扶机制
精准帮扶,是指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针对滇西边境山区“谁帮扶”“用什么帮扶”“针对不同贫困情况怎么帮扶”等问题提出来的具体的扶贫措施。在滇西边境山区实施精准帮扶,必须突出“帮”的功能,真正做到扶贫之初有“帮扶计划”,扶贫之中有“帮扶措施”,扶贫之后有“帮扶实效”,实现滇西边境山区“真扶贫”。为此,滇西边境山区应该做好以下精准帮扶工作。
一是建立“挂包帮、转走访”和“驻村”帮扶工作长效机制。一方面,实行省、州(市)、县(市、区)、乡(镇)四级干部整体联动,建立“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定点挂钩扶贫工作长效机制。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精准扶贫工作方针,具体细化帮扶责任人、确保帮扶人、帮扶措施、帮扶效果落实到户,领导挂联每一个贫困县,领导和部门、单位挂包每一个贫困乡(镇)、贫困村,扶贫工作队驻扎每一个贫困村,每一户贫困户都有干部职工结对帮扶,做到不脱贫不脱钩。另一方面,通过“转走访”对象,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乡(镇)、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实现走访全覆盖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解决滇西边境山区“谁帮扶”的问题。
二是实施“一村一策、一族一法、一户一方”的精准施策。结合滇西边境山区“老、少、边、穷”的特点,按照“因族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法”的思路,针对滇西边境山区复杂的致贫原因、多样化的贫困类型、特殊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民族贫困性等特点,采取“一村一策、一族一法、一户一方”的精准帮扶方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提高帮扶政策的精准度。
三是实施云南“五大品牌”“六个到村到户”和“十大工程”帮扶措施。滇西边境山区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五大品牌”“六个到村到户”和“十大工程”精准帮扶政策。“五大品牌”是指“整乡推进筑平台、雨露计划拔穷根、产业扶贫换穷业、金融扶贫增投入、安居工程治穷窝”;“六个到村到户”是指“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十大工程”是指“实施特色产业发展工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实施生态补偿工程、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医疗保险救助工程、实施社保政策兜底工程、实施外出务工增收工程、实施人口较少民族整族帮扶工程、实施社会结对帮扶工程”。
四是“扶心”“扶智”与“扶财”“扶物”统一为“扶人”。滇西边境山区要做好精准帮扶政策的关键是把“扶心”“扶智”与“扶财”“扶物”统一为“扶人”上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帮扶人员”和“困难群众”的行动统一起来,才能打好精准脱贫组合拳,形成发展合力,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从而实现滇西边境山区“被帮群众”走出穷困泥潭。
(四)健全精准扶贫管理制度
精准管理,是指对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总监、扶贫项目等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监测和精细化管理,从而形成扶贫组织管理、贫困信息管理、扶贫资金管理“三位一体”的精准管理体系。精准扶贫管理,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保证。滇西边境山区由于贫困程度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问题与民族问题交错、贫困问题与边境问题交织,贫困具有区域性、民族性等特点;加之,滇西边境山区的扶贫组织(包括政府扶贫部门、企业扶贫、个人等)对我国扶贫政策执行力不足,对国家的各种扶贫资源配置落实能力低下。从而导致滇西边境山区在实施扶贫开发工作过程中出现宏观层面的认识不精准、重心不精准问题,中观层面的措施不精准问题,微观层面的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问题。为了保证滇西边境山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我们必须加强对该山区的精准扶贫管理机制建设。
首先,加强对扶贫主体的监督管理。“精准扶贫政策背后有一种权力隐喻,即我国中央扶贫部门对地方扶贫部门权力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监督。对那些不能精准扶贫的干部而言,精准扶贫的实施是对其工作的不信任,也是对其公权力的削弱,限制了他们假扶贫的空间”,严格规范着国家扶贫资金和项目的使用。为此,一方面,加强扶贫开发队伍建设。在精准识别阶段、精准帮扶、精准管理阶段,都需要扶贫机构和扶贫队伍具有很强的扶贫执行力。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重视扶贫开发队伍建设,加强扶贫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加大贫困地区干部培训力度,提高执行力。另一方面,做好扶贫事权管理。省、市、县各级政府必须明确各自应该承担的扶贫任务和扶贫工作职责,不能出现大家都在管钱、分钱,而扶贫的监督责任却不清晰。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对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县级政府原则上拥有对扶贫项目审批管理权限,实施扶贫目标、扶贫任务、扶贫资金和扶贫权责“四到县”管理制度。再一方面,精准扶贫工作必须建立“省领导挂片联县、省扶贫办协调、行业部门支持、州(市)负总责、县抓具体落实”工作机制,实施“定目标、定对象、定责任、定措施、定政策”帮扶责任制。各级政府都要按照自身事权推进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
其次,采用大数据平台对扶贫客体进行信息化管理。精准扶贫要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统计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分布、贫困类型、致贫原因、扶贫产业、扶贫环境等数据,建立具有多层次、海量、高速、多样、价值特点的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为滇西边境山区实施精准扶贫提供决策参考。为此,我们要做好滇西边境山区贫困对象建档立卡、登记造册、信息录入等工作,做好对贫困村、贫困农户的帮扶记录工作,真正做到该贫困山区“户有卡、村有簿、乡有册、县有档”。
再次,加强扶贫资源的阳光操作监督管理。由于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独处我国边境地区,处于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末梢,我国的扶贫公共资源在该山区的可及范围会出现空间分割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扶贫资源的管理制度,建立扶贫资金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扶贫对象、扶贫项目公示公开制度,避免暗箱操作而出现“应扶未扶”“扶富不扶贫”现象。保证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扶贫公共资源在阳光下进行,实现“精准滴灌”。
最后,建立贫困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机制管理。贫困及扶贫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建立贫困“进入”与“退出”机制,是我国扶贫开发的制度性改革和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举措,是实现贫困人口真实稳定有质量脱贫、贫困县审慎稳妥有序摘帽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坚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扶贫原则,适时对滇西边境山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采取动态的“进入”与“退出”办法,坚持“应保尽保与应退尽退相结合”“整户调出与整户进入相结合”“公平公正与阳关透明相结合”的调整原则[58]。
(五)创建精准扶贫考核体系
精准考核,是针对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精准规划”“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扶贫效果评估问题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的考核,也是上级扶贫部门考核下级扶贫部门在精准施策工作方面的准确性和扶贫态度,对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使用与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并进行奖优罚劣,保证各项扶贫工作和扶贫政策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提出了“四项考核内容”和“六条考核问题”,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59]。同时,也为省级政府考核市级、县级、乡镇政府干部扶贫工作考核提供了借鉴。在对滇西边境山区实施精准扶贫工作进行考核时,我们应该做好以下考核工作。
一是坚持“三个精准”考核原则。“三个精准”考核原则,是指考核目标、考核方法、考核尺度必须精准。考核目标精准,是指不能制定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扶贫工作目标,不随意降低扶贫工作的标准要求;考核方法精准,是指将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改善滇西边境山区生产生活条件、减少增加贫困人口数量、减低增加贫困发生率等纳入精准扶贫工作的考核体系之中;考核尺度精准,是指滇西边境山区精准扶贫工作的考核标准尺度要一致、考核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考核结果应该客观公正[60]。
二是参照国务院提出的“四项考核内容”构建考核指标体系。在对滇西边境山区各级政府及各扶贫部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进行考核时,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进行考核:考核减贫成效,对滇西边境山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贫困县退出、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精准识别,对滇西边境山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退出精准度进行考核;考核精准帮扶,对滇西边境山区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帮扶工作的满意度进行考核;考核扶贫资金,依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办法,对滇西边境山区各级政府及扶贫部门扶贫资金安排、使用、监管和成效等进行考核[61]。
三是参照国务院提出的“六条考核问题”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提出了的“六条考核问题”,对滇西边境山区各级政府及相关扶贫部门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追究相应的责任。“六条考核问题”是指“未完成年度减贫计划的;违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规定的;违反贫困县约束规定,发生禁止作为事项的;违反贫困县约束规定,弄虚作假、搞“数据脱贫”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扶贫工作群众满意度较低的;纪检、检查、审计和社会监督发现违纪违规问题的”[62]。
四是建立考核结果与干部政绩挂钩的激励机制。对滇西边境山区各级政府干部的考核依据是,评判各级扶贫部门及其扶贫工作者对扶贫工作的内容和指标的完成情况[63]。对扶贫部门对贫困对象识别、帮扶、管理的成效和扶贫工作情况进行评价时,必须建立以“规划编制、结对扶贫、干部驻村、项目引进、资金落实、扶贫责任落实及扶贫成效”为重点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建立以考核结果为导向、考评结果与干部政绩挂钩的激励机制。我国各级政府对滇西边境山区的扶贫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负责该山区开发,云南省政府、地级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负责精准扶贫工作。精准考核是对主要针对云南省各级政府精准扶贫的效果进行考核,精准考核的目的是督促滇西边境山区的各级政府必须一丝不苟地推进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工作[64]。
【注释】
[1]姜德华等:《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7页。
[2]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33页。
[3]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2014)——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5]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2014)——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6]游俊、冷志明、丁建军:《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李红文:《滇西边境特困山区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究》,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8]谢炜、刘晓颖、杨峥、周灿:《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实施》,载《云南日报》,2012年12月4日,第1版。
[9]人口较少民族:根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0—2015年)》中规定,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把景颇族被纳入其中,所以,云南省目前有8个人口较少民族,包括独龙族、怒族、德昂族、阿昌族、普米族、基诺族、布朗族和景颇族。
[10]袁真应:《滇西边境山区多维贫困测度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11]袁真应:《滇西边境山区多维贫困测度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12]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集中力量实施扶贫攻坚促进解决滇西深度贫困——关于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调研报告》,载《农村财政与财务》2012年第5期。
[13]张立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类型及对策》,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22期。
[14]陈全功、程蹊:《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15]邹波、徐霖、崔剑:《走出绿色贫困》,载《学习时报》,2011年10月31日第7版。
[16]邹波、刘学敏、王沁:《关注绿色贫困:贫困问题研究新视角》,载《中国发展》2012年第12期。
[17]邹波等:《“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绿色贫困问题研究》,载《生态经济》2013年第5期。
[18]袁红辉、肖红云:《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载《市场论坛》2015年第12期。
[19]朱明熙:《西南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4页。
[20]陈全功、程蹊:《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21]王元辅:《“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载《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2]付少平:《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的战略选择》,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72—73页。
[23]陈全功、程蹊:《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24]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2014)——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25]陈全功、程蹊:《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26][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1页。
[27]付耀华:《云南边境民族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8]张榆琴、李学坤:《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反贫困问题分析》,载《当代经济发展》2012年第1期。
[29]付耀华:《云南边境民族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
[30]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2014)——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200页。
[31]付耀华:《云南边境民族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32]王宗礼、巨生良:《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影响民族关系的新因素》,载《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33]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4]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35]穆智:《“直过民族”与精细化治理模式》,载《民族论坛》2016年第2期。
[36]刘文光:《“直过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障碍因素探析——以云南“直过民族”为例》,载《前沿》2010年第13期。
[37]付耀华、石兴安:《云南边境民族社区管理面对的社会问题及对策》,载《世纪桥》2014年第2期。
[38]谢炜、刘晓颖、杨峥、周灿:《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实施》,载《云南日报》,2012年12月4日第1版。
[39]庄天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和反贫困调查与评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40]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41]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42]张榆琴、李学坤:《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反贫困问题分析》,载《当代经济》2012年第1期。
[43]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2014)——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44]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2014)——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45]庄天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和反贫困调查与评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46]庄天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和反贫困调查与评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8页。
[47]付耀华:《云南边境民族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8]郝必斯高娃:《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的趋势、特点及对策》,载《罕少疾病杂志》2007年第1期。
[49]饶华敏:《乌蒙山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贫困的脆弱性探讨》,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8期。
[50]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载《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
[51]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
[52]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载《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53]“三亚”:是指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两洋”:是指太平洋、印度洋。
[54]“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
[55]《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
[56]云南省扶贫办、云南省发改委:《关于编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的通知》,2014年4月15日。
[57]张笑芸、唐燕:《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载《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年第9期。
[58]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5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2016年2月。
[60]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6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2016年2月。
[6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2016年2月。
[63]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载《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64]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载《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