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根深蒂固
（一）滇西边境山区的“文化贫困”
“文化贫困”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其中的“文化”几乎等同于“知识”的含义；“贫困文化”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其中的“文化”不仅仅是“知识”，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为8.86年，云南省人口受教育程度为7.7年，滇西边境山区10州市人口受教育程度为7.33年，低于云南省平均水平0.37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3年[18]；2011年，该山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4.3％，2012年为87.8％，2013年为90.7％，2014年为94.8％；2011年，该山区青壮年文盲率为1.5％，2012为1.0％，2013年为0.7％，2014年为0.47％；2014年我国人均接受教育年限为12年，滇西边境山区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2年增加到8.1年。尽管滇西边境山区人均受教育水平在逐年提升，文盲数量逐年减少，然而与全国相比较而言，该山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少数民族语言沟通障碍严重，导致该山区的教育、科技、文化长不发展，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人们的文化层次较低，文化贫困问题突出。经济贫困会引致文化贫困，反过来，文化贫困会加剧经济贫困。如图1-3所见。
图1-3 滇西边境山区文化贫困与贫困发生恶性循环机理图
（二）滇西边境山区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
“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贫困文化”，指的是贫困地区的民众因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而逐渐地形成的一套固化了的不求上进、视野狭窄、固守旧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贫困文化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价值观念的“亚文化”，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从而导致贫困会被维持，甚至引致新的贫困。“贫困文化”的形成与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那些消极的民族文化习俗，消极的民族文化习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重名轻利的人生观。为了名声，一些民族平时节衣缩食，而在筵席时则大办招待；为了名声，一些民族在祭祖时不惜耗费大量钱财，这种重名轻利的观念，增加了消费支出、减少了创收渠道，加大了贫困家庭负担。二是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生活观。一些民族往往有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从而削弱了贫困人口奋发进取和穷则思变的动力。三是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在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的影响下，容易造成多养育、低育龄的情况，不仅增加家庭负担，影响子女教育质量，也会造成生育风险，出现疾病，从而导致贫困，出现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贫困状态。四是过度饮酒、厚死薄生的消费观。一些少数民族男人女人嗜酒，不少贫困家庭甚至把年收入的一半用来买酒，从而加重了家庭的贫困生活。五是族内结亲、等级联姻的婚姻观。一些少数民族禁止与外族人恋爱结婚，过分讲究门当户对，不利于民族融合与发展[19]。
滇西边境山区聚居着15个特有少数民族、8个人口较少民族、3个特困民族，有16个跨境而居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存在有肉同吃、有酒同喝，一家杀猪全村同吃的习俗；“一家宰猪，全村过年”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十分普遍，“一杯酒，一塘火”就是最大的满足，对提高自身素质的要求不迫切。这种平均主义分配习俗，从社会效应来看有重人情、亲世故、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但从经济上看，不利于资产变现和财富积累，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家庭生活更加拮据。滇西边境山区的少数民族喜欢“聚众饮酒”，有的人把国家对其扶贫的资金，全部用来买酒喝，甚至连国家发放的农作物种子都卖了买酒喝，不仅严重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造成时间浪费、精神懈怠。另外，滇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群众，他们一方面生活贫困，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吃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鬼上”的消费观念又造成很大的浪费。比如，哈尼族过苦扎扎节、十月年等摆的长街宴从街头至街尾摆了上百桌的饭菜，聚会的人越多、吃的酒肉越多，越表示主人的慷慨与富裕，而这些民族文化习俗，有些可以帮助当地少数民族脱贫致富，有些则会加深这些民族的贫困[20]。尤其是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景颇族、布朗族、怒族、佤族、拉祜族、傈僳族9个“直过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民族，他们仍沿袭传统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意识、扩大再生产意识淡薄，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他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是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个最贫困、最弱势、最特殊的族群[21]。贫困文化导致他们陷入贫困现象尤其突出。
概而言之，滇西边境山区一些消极的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适应，以及与现代社会的文明相互冲突，是少数民族能力不足的表现，制约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和发展。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滇西边境山区大多民族接受教育不足，文化素质相对低下，于是，他们很多人缺乏摆脱贫困的经济机会，更缺乏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从而造成个人和家庭贫困。
（三）贫困文化视角下的“贫困潜伏、贫困回归”
贫困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群体性，消亡滞后性，它不会随着物质贫困的消亡而迅速地同步消亡，即贫困文化具有滞后消亡效应：贫困潜伏效应和贫困回归效应。贫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决定每个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而贫困文化的群体性又以固有的文化特色传承贫困生产方式，通过贫困代际传递方式使贫困延续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于是，贫困文化导致贫困的复制和滋生[22]。即使物质贫困已经消亡，但是贫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消亡的滞后性仍然对贫困群体成员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产生影响。
一方面，贫困文化会使那些已经脱离了物质贫困者成为潜在的未来贫困群体，把贫困潜伏下来，形成贫困潜伏效应。由于滇西边境山区那些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习俗，即使在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让他们已经脱贫，在山区贫困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那种小富即安、思想保守、信仰缺乏、不求上进、视野狭窄、固守旧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在新的生存竞争中从潜在的贫困者转变为现实的贫困者。另一方面，由于滇西边境山区很多少数民族贫困群体观念落后、知识贫乏、技能不足。因此，贫困文化会使那些已经走出物质困境的脱贫者再次返贫，沦为新的贫困者，出现贫困回归效应，即便国家采取的救济式的“输血”物质帮扶，往往只能暂时让他们摆脱物质贫困，还会出现返贫现象。
事实上，“贫困文化”仍然是国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话题，贫困文化论曾经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评。有学者认为，贫困文化论并不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少数民族之所以贫困，有自然、制度、历史等诸多因素，也有文化习俗的消极影响，但是这种消极影响在强大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减[23]。滇西边境山区而言，不应该将该区域少数民族的传统消费习惯作为减贫政策成效不显著的借口，区域内贫困人口的贫困并非自身不努力，而是缺乏经济机会，以及由于要素回报率较低而引致本区域要素空心化[24]。我们在滇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时，在强调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引导人们摆脱“贫困文化”的影响，在研究该地区民族贫困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民族文化习俗，面对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存有一定差异时，主流文化应该有容纳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在实施精准扶贫、减贫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在强大的主流文化压力下，以牺牲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代价，被迫接受或者迎合主流文化的诉求，最终是达不到预期的扶贫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族群的文化认同机制和社会自组织机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凝聚、整合民族集体力量，公平合理利用各种发展资源，实现滇西边境山区民族的整体脱贫[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