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识别贫困类型
根据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对象的贫困特点,结合滇西边境山区的沿边性、民族性、特殊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识别出该山区的贫困类型,为实施精准帮扶提供有效的指导。
(一)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
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是指因为区域的交通、通信、市场设施不完善或者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适宜人类生存所引发的贫困。滇西边境山区大多地方地处边境一带,地域偏远、交通闭塞,导致该地区相对封闭僵化,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市场经济意识不强,与外界交往少,接受新生事物能力不强。同时,滇西边境山区生态环境恶劣,高山峡谷相间,地形切割明显,土地具有稀缺性、破碎性、连片性差,大多数耕地零星分布于陡坡、槽谷之中,肥力很差,不适宜耕种。这种恶劣的地理条件制约了滇西边境山区发展,有的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导致该山区贫困程度深。因此,我们可以识别出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类型是典型的“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而且扶贫攻坚难度大,脱贫成本高。
(二)素质型贫困
滇西边境山区是集多山、多民族、生态环境恶劣于一体的复杂地带。尽管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但由于滇西边境山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当地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人均受教育几乎是小学教育水平,大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几乎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他们思想理念比较落后。加之,滇西边境山区大部分农民缺乏脱贫致富的技能,当地的农业科技普及率低下,人力资本匮乏。因此,滇西边境山区素质型贫困问题非常严重。解决滇西边境山区素质型贫困问题,就要加强滇西边境山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定出人才引进的合理方案,吸引大学毕业生到该当地就业,增强滇西边境山区的师资力量,加强师资培育、培养,吸引本省其他高校和外省高校为滇西边境山区教育、经济、政治等发展服务。
(三)族群型贫困
族群型贫困,是指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因整个族群在生产方式、落后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生活方式等与现代社会不适而陷入贫困。滇西边境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带,受恶劣地理环境和传统民族文化影响,滇西边境山区群众的思想普遍较为保守、市场经济的思维意识淡薄,很多少数民族仍过着守土守旧的生活。另外,滇西边境山区聚居的各种少数民族,他们保守和安于现状的思想,缺乏开拓创新精神,聚居在一起逐渐形成贫困聚集区,与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步伐严重脱节,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滇西边境山区这种明显的民族聚居生活特征和集聚的生活模式,虽然增强了民族情感和文化传承,但是也使得滇西边境山区很多少数民族思想保守和日益陈旧,贫困现象循环累积,从而形成族群型贫困。
(四)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
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是指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对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些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一些贫困人口的权利因为被制度性地忽视乃至剥夺,导致这些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国家各种惠民政策之外,从而丧失了基本的选择能力、基本的民生权利,从而进一步导致这些贫困人群缺乏可行能力,导致这些人群的贫困发生率整体上升。
滇西边境山区由于地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末梢的边境一带,被边缘化现象严重,贫困人口遭受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斥,享受不到政策的扶植、支持,公共服务可及范围有限。因此,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政策缺位、或政策盲点、或政策滞后而形成贫困[3],形成了“政策排斥—能力剥夺—脆弱性增加—进一步被政策排斥—能力进一步被剥夺—贫困脆弱性增强(包括代际间的传递)”的恶性循环。另外,国家的主体功能划分,生态环境保护便成为第一要务,滇西边境山区很多区域被划入限制开发区,该山区很多人都是依赖于区域内的资源,而且山区还未建立健全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机制,从而导致滇西边境山区很难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盈”,因此,滇西边境山区很多贫困对象属于“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解决滇西边境山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的对策,国家应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政策,落实好各项农村义务教育免交学费、安全饮水、电网改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邮电、通信等方面不断给农民带来实惠的支农惠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