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项目“规范化”管理
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涉及政府多个部门、贫困乡镇、贫困村集体和贫困户等，面对这些精准扶贫的多元主体之间各自的利益关系，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些利益关系，是很难保证山区扶贫项目发挥精准扶贫的效果。为此，滇西边境山区各级政府及各扶贫部门应该做好扶贫项目“规范化”管理工作。
一要制定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的相关法律法规。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法律法规建设，要求各扶贫主体营造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管理的法制环境，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精准扶贫政策的要求，依法建立一套公平、公正、行之有效的扶贫项目管理制度，确定扶贫项目管护人员、贫困农户及贫困村集体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创新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管护机制，完善扶贫项目管护程序，确保扶贫项目建设、使用和管理有机统一，为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提供良性运营、持久发挥效益保证。
二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为了有效落实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各扶贫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创新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方式，大胆探索扶贫项目资金的使用办法，大胆尝试将扶贫项目资金注入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合作社，通过连续滚动使用扶贫项目资金，让各级政府提供的扶贫项目资金活起来。同时，各扶贫部门要围绕滇西边境山区“户有致富项目，村有特色产业，乡有主导产业，县有支柱产业”的扶贫目标，重点扶持滇西边境地区发展生态农牧业项目、生态旅游项目、民族手工艺品项目、民族文化项目、民族特色餐饮等特色优势产业扶贫项目，努力培育和打造滇西边境山区边境区域化、民族特色化、生态旅游特色产业扶贫项目。通过项目扶持的方式，增加滇西边境山区贫困户的稳定收入，实现滇西边境山区贫困对象脱贫致富的目标。
三要加强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的监管。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的监管，要求各扶贫部门严格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督跟着资金走”的原则，强化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监督管理，严格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等实施扶贫项目，不能擅自更改扶贫项目的建设内容和用途，确保每一个扶贫项目都落实到贫困户身上。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和滇西边境山区各级政府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应该加强对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实施进行专项督查检查；各级扶贫办、财政部门应该把深入滇西边境山区贫困县、贫困村对扶贫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有关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和督查部门要做好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的专项监督检查，配合云南省、滇西边境山区各州（市）、县、乡（镇）扶贫部门做好所辖区域的扶贫项目监督工作，建立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资金年审制，各级审计部门要对滇西边境山区扶贫项目建设中期、扶贫项目完工后的项目扶贫资金进行审计监督。
【注释】
[1]刘彦随、周扬、刘继来：《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
[2]王思铁：《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载《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14年第4期。
[3]杨文军：《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初探》，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4]张正军：《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脱贫协同式聚力》，载《发展月刊》2015年第12期。
[5]张正军：《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脱贫协同式聚力》，载《发展月刊》2015年第12期。
[6]蔡科云：《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的权力模式与推进方式》，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9期。
[7]王文彬：《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探析》，载《地方财政研究》2016年第8期。
[8]朱虹：《积极探索鄱阳县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载《老区建设》2015年第3期。
[9]曾波：《泸西：6个“精准”抓实扶贫工作》，载《红河日报》，2015年12月24日第2版。
[10]穆鹏、冯学明：《把好五关精准扶贫》，载《大同日报》，2014年6月25日第3版。
[11]王岩辞：《扶贫攻坚干部作风是关键》，载《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15年第12期。
[12]扶贫对象：扶贫对象，也就是贫困对象，本研究中的扶贫对象包括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
[13]严俊乾：《“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载《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1期。
[14]盖宇希：《大数据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载《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6期。
[15]盖宇希：《大数据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载《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6期。
[16]盖宇希：《大数据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载《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6期。
[17]郝日虹：《精准扶贫需要社会评估介入》，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1日第2版。
[18]曾波：《泸西：6个“精准”抓实扶贫工作》，载《红河日报》，2015年12月24日第2版
[19]盖宇希：《大数据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载《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6期。
[20]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21]沈新忠：《关于锁定扶贫对象实施动态化管理的思考》，载《农业经济》2016年第3期。
[22]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
[23]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贫困退出机制实施方案》，2016年6月17日。
[24]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贫困退出机制实施方案》，2016年6月17日。
[25]吕艳坤、解丽君：《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脱贫协同式聚力》，载《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年第8期。
[26]胡明宝、任大鹏：《立法整合扶贫资源的必要性与制度安排》，载《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3期。
[27]李小云：《精准扶贫须建立村级分权制度》，载《光明日报》，2014年7月8日第11版。
[28]胡明宝、任大鹏：《立法整合扶贫资源的必要性与制度安排》，载《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3期。
[29]胡明宝、任大鹏：《立法整合扶贫资源的必要性与制度安排》，载《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3期。
[30]胡明宝、任大鹏：《立法整合扶贫资源的必要性与制度安排》，载《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3期。
[31]张合顺：《对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举措的思考》，载《团结报》，2015年12月28日第3版。
[32]曾波：《泸西：6个“精准”抓实扶贫工作》，载《红河日报》，2015年12月24日第2版。
[33]孙璐：《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研究——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6月。
[34]管慧慧、王晓艺、王娅荣：《甘州区精准扶贫项目实施效度分析》，载《劳动保障世界》2016年第6期。
[35]张合顺：《对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举措的思考》，《团结报》，2015年12月28日第3版。
[36]杨文静、崔建：《精细化管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载《河北企业》2016年第8期。
[37]张伟国：《“六个精准”聚焦扶贫对象“六项工作”实现脱贫攻坚》，载《吉林日报》，2015年12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