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概述
（一）“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界定及分布
2005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对全国总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民族界定为人口较少民族。2011年我国把人口较少民族上限从10万人提高到30万人，根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0—2015年）》中规定，人口较少民族是指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这些民族是：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俄罗斯族、保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怒族、鄂温克族、普米族、阿昌族、塔吉克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仫佬族、土族。其中，布朗族、德昂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阿昌族和景颇族是云南的个人口较少民族。滇西边境山区的人口较少民族主要聚居在8个州市31个县（市、区）81个乡镇178个村委会（见表4-6）。云南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有6个民族居住在边境沿线，与境外同一民族跨境而居，有6个民族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44]，即除普米族、阿昌族外，布朗族、德昂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和景颇族都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45]。它们绝大部分处于整体贫困生活状态。
表4-6 滇西边境山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8个州（市）31个县（市）81个乡（镇）178个村委会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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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李若青的《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杨筠、付耀华的《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婚姻挤压与人口安全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整理而得。
（二）“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贫困状况
滇西边境山区“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是整体型、民族型、素质型与条件型相互交织的贫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区域性贫困突出，是云南扶贫攻坚的“上甘岭”和国家扶贫开发的“硬骨头”。滇西边境山区“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区位以及聚居的程度对于贫困范围、贫困程度影响很大，即“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地理区位越偏远，他们聚居程度越高，民族贫困的范围就越大，贫困程度越深，脱贫难度越大，返贫的几率越高。山区的德昂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普米族、阿昌族和景颇族8个人口较少民族居住在边远的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方，扶贫难度大。以独龙族、怒族为代表的“直过民族”地区，仍然以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农业为主，以对等互换的商品交换观念为主，生产方式落后[46]。因此，滇西边境山区“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具有“多、边、低、弱、穷”特点，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面广，深度贫困。而且，这些特困民族生活方式落后，比如，“一家宰猪，全村过年”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十分普遍，“一杯酒，一塘火”就是最大的满足，对提高自身素质的要求不迫切，存在“吃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鬼上”的浪费消费观念；干部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社会发育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群众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山地灾害频繁，土地生产率低，粮食供给缺口大；道路设施建设落后，通讯信息传递不畅；外界文化影响大，民族文化渐渐丢失[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