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经典，深思切悟

清代著名学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述戴震读书之法，云：“君（戴震）年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塾师授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问其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读书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不释。师恶其烦，乃取许氏《说文解字》令检阅之，学之三年，通其义，于是十三经尽通矣。”这种读书方法是先从《说文解字》读起，先熟悉汉语训诂音韵，然后读“前四史”“十三经。”等文化经典。王国维研究殷墟甲骨文，就是用这种方法。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自述云：“余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借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这是从对唐宋经典诗文的兴趣出发，通过乾嘉考据训诂之学，再精读“前四史”“十三经”等经典。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学贯中西、汇通中外，认为读书必须精熟中国传统经典，还要兼通西方之科学。其《观堂别集》之《〈国学丛刊〉序》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这就是学贯中西、会通中外的王国维读书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