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了天地会？——兼谈地方志、史料的利用问题
“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一出于今人定义的名词，实际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究其源流，极端复杂，而人员构成，有谓“帮内有帮，帮外有派”(4)，至于起义过程也是分分合合，一波三折，远非单一线索可以概括。既有历史叙事为突出革命阶级“联合斗争”的意义，往往过分地强调他们在组织和性质上的“统一性”，如谓：“上海的刘丽川、潘起亮和嘉定、青浦的周立春、徐耀等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兴安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等，结成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这个革命的秘密组织就是小刀会。”(5)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为周立春立有专传，谓其“加入上海小刀会，与刘丽川等同谋革命”“为着赶快响应太平天国，决定发动苏南农民和上海市民在八月起义”。(6)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一书，据清朝档案的线索，指出“上海小刀会”内部实际存在着分别以周立春和刘丽川为首的两个派系。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惜郭先生只是在一条注释中简略处理了这条资料(7)，并未继续追索史实，该书的论证仍然以周立春为小刀会成员为前提，认为起义前夕周已经“在刘丽川的动员下”加入了天地会，“这样上海小刀会就同青浦等地农民建立了联系，并在他们之中扩张自己的队伍，从而壮大了力量”。(8)周育民、邵雍合著《中国帮会史》侧重讨论上海小刀会起义前夕帮会的分布和演变情况，以嘉定罗汉党为土著力量，而将青浦周立春纳入广东帮天地会的势力范围，也认为各帮派及秘密结社相互结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上海小刀会”。(9)2003年王继杰、黄岸青论文更多注意到周立春队伍“在抗阻抗赋斗争过程中形成壮大”这一社会背景，对其初期是否已经是天地会或“帮”“党”“堂”等秘密社会组织表示怀疑，一个重要理由是：“在小刀会起义之前的武装对抗过程中，官方并以会党视之，虽然，他们在民间承担了与之相仿的职能。”不过，该文仍然延续了嘉定起义者与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达成联盟”的传统观点，相应举证包括二者“约期举事”，周立春“在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天率兵四千前来支援”，等等。(10)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周立春最早与广东天地会发生联系，学界公认缘于当地鸦片贩运引起的一次土客冲突。咸丰三年（1853）六月，广东嘉应州公所董事、天地会成员李绍熙（又名少卿）(11)由上海贩运一批鸦片烟至苏州，途经青浦黄渡镇，为当地监生金仁保率众劫夺，李绍熙往见周立春，求还所掠，周遂命金仁保等人将鸦片烟土悉数归还。关于这点，多种史料都有相似的记载，而其中成文最早、叙事最详的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对这件事的结果仅谓“广东人素闻烈春（即立春）名，至是益信其为众所服。其魁王国初、李少卿遂深相结，推以为主”(12)，并未语及周立春结交刘丽川、归附天地会的情节。
前揭著述论证周立春加入天地会，常引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志。如民国《黄渡续志》，即有“李（少卿）深德之，导立春赴沪，与刘丽川相接纳”(13)等语。又光绪十年（1884）刊刻的《松江府续志》记：“是年（1853）七月，广匪李某贩烟土至吴淞被抢，诉于周，周令还货。李说周结连刘逆，亦附名添弟会。于是宝山匪孟培等四五百人推周为首，嘉定之陷，潘贼助焉。”(14)其实，若细致爬梳，可发现类似“附名添弟会”的记载还出现在更早的地方文献中。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县志》记：
咸丰三年癸卯秋八月，闽、广会匪刘丽川等纠众作乱。……巡道吴健彰招广东乡勇，署县袁祖悳以兴化会馆董事李仙云所招福建乡勇，各为保护。又有无赖潘某（号小镜子，江宁籍）坐事系狱，或言于令，谓盍释潘某俾练勇自赎。袁从之。潘遂结连刘逆及陈阿林、陈阿六、林阿福、李咸池、李绍熙、李爽轩，聚群不逞之徒，附名添弟会，溷杂城厢。初三日，青浦乱民周立春等攻陷嘉定。(15)
光绪五年（1879）《青浦县志》记：
咸丰三年癸卯秋八月，闽、广会匪刘丽川等纠合塘湾土匪周立春作乱。……时兵备道吴健彰招广勇，私号双刀会党。知县袁祖悳召闽勇，私号鸟党。邑绅招乡勇，私号百龙党。各为保护。七月，广匪李某贩土至吴淞被抢，往诉于周，周令还货。李说周往沪，结连刘逆，附名添弟会，遂入党。又潘某号小镜子，招集匪徒，为百龙党魁，与宝山匪孟涪等四、五百人，推周为首，约期举事。(16)
对比一下上面几段引文，不难看出地方志类型的文献记事多有因袭和舛讹。年代最早的《上海县志》记“附名添弟会”为“潘某”，即潘起亮，而径呼周立春为“青浦乱民”，与小刀会并不相干。晚出的《青浦县志》则以周立春为附天地会者，并加上了潘起亮等“推周为首，约期举事”的情节。更晚的《松江府续志》相关文字几乎全袭自《青浦县志》。同一事情，记载混淆竟至于此，其难凭信可知矣。旧方志的问题除文字因袭、史源不明外，编纂者固有的乡邦本位最易生流弊，此种影响，只要看《上海县志》和《青浦县志》中记“附名添弟会”一节时的潘、周易位，就能了然。不止于此，光绪七年刻行的《嘉定县志》甚谓“塘湾地保周烈春乘衅聚众，上海游匪王国初、刘丽川等附之”(17)云云。这一区分主力与偏师的解说，同样有将本地方意义放大的嫌疑，故不值得信任。
论者多谓周立春主动与上海小刀会联络，约期举事，上海方面遂“派李绍熙和宁波人王国初等前往黄渡，共商大计，先从嘉定揭开义旗，夺取县城，再在上海起事，扩大战果”(18)，“利用了农民群众与封建官府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有利条件，指示周立春先攻占嘉定县城，然后小刀会在上海县城举行武装起义”(19)。为证明各地先后起事实出于“一盘棋”，民国《法华乡志》中的一段话屡被引用：
邻邑青浦之乡有巨憝焉，曰周立春者，抗粮拒捕，多年未获，煽惑乡愚，自虞力薄，时时遣人招诱诸盗，相约起事。潜通金陵发逆，密期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发端。(20)
查这段话最初来源，实出自袁祖志《随园琐记》：
祸在青浦之乡有巨憝焉，曰周立春者，抗粮拒捕，多年未获，煽惑乡愚，自虞力绌，时时遣人来沪，招诱诸盗，相约起事。潜通金陵发逆，密期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发端。(21)
按《随园琐记》刊印于光绪五年，作者袁祖志（1827—1898），字翔甫，浙江钱塘人，为小刀会起义时上海知县袁祖悳之弟，长期在沪担当《新报》《新闻报》主笔，有“洋场才子”“报馆名士”之目。(22)袁祖悳在上海被小刀会杀害，祖志对青浦、嘉定事非出于亲见，所记晚出，并不十分可信。类似记载如《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亦有“时青浦乡间，亦多结党横行，以周立村（春）为魁，实与小刀会呼吸相通，阴为声势，约克期举事”(23)云云。此类事后记述很容易将先后发生的嘉定、上海两地起事联系起来，认为是事前约定的结果。然而，由档案材料，可见至少两个直接的反证。一是《忆昭楼洪杨奏稿》收录清朝官方接到一份有关“上海嘉定情形”的探报，所记事发生在嘉定起义前，其中有云：
此间马宅有轿夫阿毛，初间差往沪、川公干，兹于初七回来。据禀，初五情形，系闽、粤人勾结乡勇滋事。小刀会匪首者姓李，曾纠合过周立春，约同举事，周正言回绝。(24)
二是“松江府禀”，这份文件形成于八月十五日前，亦谓：
现在嘉定、上海匪结滋事，民间传言，皆有周立春在内。卑署府细加察访，知上邑闽、广匪首原与周立春交往，是日滋事之时，曾约周立春同往，周立春许而未去。大抵闽广匪欲借周立春为援系，周立春亦恃匪徒为声势，居心诚不可问，而是日并未同往滋事，则其天良尚未尽没。(25)
第一份材料中的李姓“小刀会匪首”，即广东人李少卿，也即第二份材料中所说与周立春交往的“上邑闽、广匪”之一，他于嘉定起义前已经返回上海县。从两份材料看，李确曾“纠合过周立春”，并有意引周立春势力至上海，但并未能实现。
为论证周立春与刘丽川的“联盟”关系，论者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县小刀会起义后次日，周立春亲率四千人大队赶来支援，其出处为《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记事：“初六日，青浦周立村（春）率兵四千来至上海，见闽、广两党不和，遂去。”(26)罗尔纲《周立春传》进而认为“见闽、广两党不和，遂去”乃是“地主阶级分子”歪曲事实的记载，故而采信《北华捷报》（1853年9月10日，第163期）报道“大批从嘉定和青浦来的人，在周立春的率领下加入广东帮的战斗队伍”，坚持使用如下表述：“上海义旗一举，立春亲自率领嘉定和青浦的起义农民四千人前来加入刘丽川的战斗队伍。”(27)周立春队伍即使真的到过上海，目前也无任何材料可以支持说他们参加过当地战斗，而对于到过上海的说法，至少仍有两点值得怀疑：（1）八月初三日攻嘉定城之起义军人数，从“百余人”到“三千余人”，记载不一，郭豫明经辨析取“大约是二三千人”一说。(28)起义军据城后，城门及各水旱关口不容有失，防守在在需人，即使曾召集乡民、扩充兵力，周立春也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抽调四千人大队赴援上海。（2）有不少材料均证实，嘉定政权成立后，周立春虽封“提督本标全部大元帅”，“统理军机”，实际上并未坐镇嘉定县城，而是一度返回青浦黄渡老巢。(29)在嘉定指挥攻防及北上太仓者，实为“元帅”王国初、“军师”杜文藻等人。(30)周立春直接领导的军事行动是八月十五日（9月17日）率队攻占青浦县城，人数则不过“四百余人”或“五六百人”，且俱为青浦土著。(31)因嘉定城防吃紧，王国初“遣人至黄渡，迎立春复嘉定，筹战守，立春许之”，于十八日（9月20日），返嘉定“劳军”。十九日，吴县知县丁国恩即调兵攻嘉定城，二十日，城破，周被捕，旋解往苏州遭杀害。综上来看，周立春本人很少直接带兵，而且喜在青浦老家活动，说他曾带四千人大队至上海，实难凭信。
另外，还有两点不能不提：一是占领嘉定后起义军以“义兴公司”的名义发布告示，一是清军后来从他家搜出“明帝朱洪竹”等红色牌位。郭豫明据此认为：“周立春与刘丽川相接纳才入会，而刘丽川原系天地会，周立春加入的是天地会，也可理解。”(32)笔者对此解释有所保留。周立春与刘丽川有无直接联系，前文已有论证，他从李绍熙处了解天地会的情况，是可能的，然作为新成立的农民政权借用天地会组织的一些形式，与周立春是否正式加入天地会以及嘉定、上海两地政权是否为同盟关系，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