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上文大体据时间线索，梳理了奕劻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主要活动，凡与孔先生商榷处，已随行文一一交代，此处不再赘。针对题旨，笔者认为，在纵向史实脉络中还可以提炼出四组重要的横向关系：
第一，奕劻与义和团的关系。庚子五月前，奕劻对义和团持“主剿”立场，这一点已非常清楚，后随慈禧态度变化，他对此问题选择了噤声。孔先生因召见单的发现，既有认知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向，而笔者认为在得出结论前，有必要澄清两点：（1）慈禧对奕劻的“宠信”与其是否“主张抚团”之间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李秉衡，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他入觐慈禧以前，对义和团始终主“剿”，而当奉有恩旨、出都视师之际，偕数百拳众随行，亦有不得不如是的苦衷。（2）不能因为奕劻外在的沉默，而默证其内心认同。我们看前引七月初二日奕劻复袁世凯函谓“至京城内外土匪日众，诚如来函所云，亟宜交出，庶足以杜外人之口而靖中国之乱”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孔先生所得到的“全新的看法”其实站不住脚。
第二，奕劻与载漪的关系。二者紧张关系自“己亥立储”已经显现，在对义和团剿抚政策的争议过程中日益表面化。慈禧太后一直未放弃“和”“战”的两手，以庆、端“会商军务”，既有利用的一面，又有牵制的一面，手中所握这两张牌，是依据外部形势变化轮流打出的。庚子召见单中，庆、端频繁召对的现象引人注目，但相应解读应注意到：（1）召对次数无法说明召见性质；（2）同日召对不等于同时召对。基于此，认为庆、端属同一阵营，“慈禧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联军的政策，应是同奕劻和载漪反复商议之后而确定的”的观点，难以得到史料支持。而据笔者所知，相反证据倒所见多有。
第三，奕劻与荣禄的关系。戊戌后，慈禧以荣禄主内政、军务，以奕劻主外交、商务，两相制衡，符合其一贯的驭下手法。尽管一些记述多强调“庆、荣不睦”的一面，但综合多方面史料来看，义和团运动期间两人在“剿拳”“和洋”问题上态度基本一致，在总署战时交涉过程中有过不少配合，乃至后来《辛丑条约》谈判，这一政治合作关系仍有充分反映，今见数通奕劻致荣函，前者均以“仲华二哥中堂阁下”称荣，而以“弟”自称。(120)东南督抚也将他们视作向慈禧进言的主要管道，常以“庆、荣”并称。不过，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121)孔先生认定“奕劻是慈禧身边最受宠信之人”，甚至“超过了大学士荣禄”，“荣禄受到了慈禧的冷落”，那么，如何解释在战时交涉期间，荣禄处在相对主导的地位？慈禧自京出逃后，又为何第一时间派荣禄“留京办事”呢？
第四，奕劻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这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人物关系，也是孔文最具“迷思”性质的部分。孔先生在描述两者关系时，用了“特殊”“宠信逾常”“非同寻常”“亲密程度无人可比”，甚至于“诡秘”这样的字眼，就像吸铁石效应一般，凡涉及重要史实的解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原因导向这一边，于是，奕劻受宠于慈禧的现象与其“主张招抚义和团”“和徐桐、载漪完全是一个营垒”“（亲密程度）早已超过了大学士荣禄”等判断之间画上了等号。孔先生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奕劻与慈禧“不寻常关系”的源头，这一探源性工作无疑是极具价值的，但是用它来说明“光绪朝许多重大事件”，则须注意其解释力的边界，而不是将这种关系泛化和神秘化。文中第五节举证了“几件大事”：其一，“戊戌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所引系孤证，且在成果丰富的戊戌变法研究领域，像袁世凯告密、杨崇伊请训政均由奕劻幕后操纵的观点，似尚未被广泛接受；其二，“全力支持‘己亥建储’”，孔先生相信海外保皇派关于“庆、荣不睦”的报道，却无视奕劻本人欲建之“储”究竟为谁，所引《中外日报》文章，“其子载震（振）亦颇有非分望，以属疏而止”后，原有“本与端同为太后私人，及立大阿哥后，庆始怨望”(122)一句，不知何故未引全，这段话对孔先生论点其实是不利的，因奕劻是否支持“建储”与其子载振和端王之子溥儁的储位之争，本不能混为一谈；其三，“不辨是非，盲目跟随慈禧立场摇摆不定”，用《拳乱纪闻》证其“剿拳”立场的变化；其四，“辛丑议和中，竭尽全力，保持慈禧权位”，与荣禄对比，强调二者在慈禧西逃后表现“全然相反”。此二端前文已作有驳论，不再重复。梁启超尝取义和团事件为例，说历史研究中“因果之义”，“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123)今移用此说，亦足示人以启发，上述四事，各具本原，触发亦由“众缘凑泊”，很难用“慈禧与奕劻之特殊关系”笼统解释。
最后笔者想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再提两点：（1）“庚子召见单”无疑为极其珍贵的新发现，但对单件史料的解读，应避免脱离语境的字义推演或过度诠释，而尽量把历史文本放回时间脉络中来做处理，并注意其与前后左右史事的关联。（2）为了表述条理化，对政治人物或派系进行命名、定义是必要的，但应避免对其做本质化的理解。较早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由于过度受到“路线”“阶级”划分的影响，习惯人物研究的“一刀切”，如义和团运动研究，凡清政府人物必须在剿、抚或和、战两端排队分站。孔先生有兴趣讨论奕劻的“庐山真面目”，并且略嫌轻易地“从根本上转变”原有认识，恐怕也由惯性使然，尽管结论已经翻新，但思路未出“排队站”的旧范围。问题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个单调不变的奕劻形象？奕劻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主剿”或“主战”的一条线索贯穿到底，还是在与不断变化着的时空环境的互动中延展？当然，史学研究未必能穷尽一切细节，但如暂缓正负、褒贬的判断，而将新史料与旧有的诸多所谓“误读”合而观之，比对异同，或许距离“真相”会更近一些。
过去解释庚子时期的政治史，谈到慈禧重用亲贵，往往突出载漪，孔先生利用新鲜史料给奕劻以特殊地位，确实予人启示。但是，将奕劻推为义和团事件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又包含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视其“与慈禧关系最诡秘”，给所谓“出谋划策”填充了太多不可信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责怪他“头脑昏聩”，虽有许多“独对”机会，却始终无所作为。在笔者看来，奕劻不过一足具“理性”的政治动物，特别适应于晚清官场的政治生态，而这层“理性”在与慈禧关系中体现得尤其充分而已。按诸当时及后世文献，对奕劻多有“善趋避”“明哲保身，圆滑处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之类的描述，可见其个性之一斑。熟悉总署掌故的何刚德（1855—1936），说过一段很值得体味的话：
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宝（鋆）师叹曰：“贝勒只是一布伊邦（满语，译为内务府大臣）材料耳，如何能办外交？”盖庆王名奕劻，本系贝勒，后加郡王衔。晋封亲王，久长译署。拳乱后，荣文忠因病出缺，庆王遂秉国柄，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回思吾师当日之言，益信国祚与人才，不得谓无关系也。(124)
奕劻的政治能力本不足称道，否则事变善后，他就不会“望合肥如望岁”，无力在京独自开议了，若与四十年前留守的恭亲王奕䜣相较，实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真正“大权在握”，也要到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死，其入值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后才实现。就义和团运动期间影响政局的力度而言，以笔者所见，奕劻肯定不是“至关重要”，甚至不太重要；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应非荣禄莫属，其与慈禧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唐德刚尝借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之言，戏谓慈禧在事变中章法全失，一夜之间由“政治家”退化成了放泼的“女人家”；然言下仍有保留，强调“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125)的确，慈禧终究是富于政治谋略之人，极善于玩弄手腕，应对庚子危局时，无论奕劻或荣禄都是她棋盘上的棋子，她对谁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信任。本文讨论相关史事时，间或涉及荣禄，但要专门处理这一人物，则需俟诸另文了。
(1) 何树宏：《奕劻与晚清政局》，《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关伟：《庆亲王奕劻外交活动真相——以义和团时期为中心》，收入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折》《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月二十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63—64、97—98页。
(3) 李德征：《清政府在义和团时期的人事变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2，第592—593页。
(4) 按赵舒翘入署时间在“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寅”。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总署大臣年表》（第4册，中华书局，1980，第3025页）同年份项内亦列大学士荣禄名。查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荣禄以步军统领在总理衙门行走，至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署理直隶总督，戊戌政变期间内召，八月十三日“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继命以大学士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未见有入值总署的明文。复按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等奏为代递俄使对于义和团意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82页），折尾具名十人，亦无荣禄。其若为总理衙门大臣，在此类全体具名奏折中必须列名；若因病请假，须在名下注“假”字。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笔者认为二十四年八月后，荣禄已不再在总署兼差，但权力则覆盖之，这对后述其作用于总署战时交涉仍具重要意义。
(5)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第1011—1012页。
(6) 按清朝制度，皇帝召见臣工时，只召见军机大臣才有多人进见的情况发生，其他一般都为单人单见。参见朱家溍：《故宫退食录》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471页。
(7) 如叶昌炽庚子五月日记中，即有“荣相已退值，再递膳牌请独对”的记载。参看《缘督庐日记钞》，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丛刊·义和团》）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43页。
(8) 此处销假日期据《致奎俊札（一）》（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第405—406页；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第1011页。一作五月十一日，参看《荣禄集·函稿》，《近代史资料》第54号，第38页。
(9) 佚名：《庸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第247页。
(10) 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载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542页。
(11) 《致奎俊札（一）》，《荣禄存札》，第405页。
(12) 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49—550页。按《荣禄存札》与《荣禄集》所收折片，皆据《荣文忠公集》卷三辑出，内容一致，编者所加标题略有参差，后者将《高碑店以北电线铁路焚毁片》拆为二片。另，林学瑊辑《直东剿匪电存》收录荣禄发电五份，时间分别为三月初七日，五月初二、初四、初十、十一日，大致在其病假首尾两段，发电对象是裕禄或聂士成，内容多与布置弹压拳会及保护铁路相关。参看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第89、124、135、169、173页。
(13) 当时荣禄的剿拳计划是：在聂士成奉旨保护铁路后，进而令其督率武卫前军赴保定，“居中调度，相机剿办”，并由关外调武卫左军马玉崑部前来助剿，武卫中军孙万林所部则由卢沟桥移扎良乡、窦店一带，对涿州形成全面扼制态势。参看《拳匪滋事分拨队伍弹压片》《涿州拳众占城竖旗可否进剿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七日，《荣禄存札》，第397、401页；《致聂提督（士成）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载《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59—160页。
(14)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5—106页。
(15) 《御史许祐身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5页。
(16) 《军机处寄大学士荣禄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6页。
(17) 《着荣禄设法弹压解散拳民不得率行剿办事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593页。
(18) 《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48页。
(19) 佚名：《荣相国事实纪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0页。
(20) 《致奎俊札（一）》，《荣禄存札》，第405页。
(21)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8—119页。
(22) 《致袁世凯札（一）》（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荣禄存札》，第411页。同一日荣禄另电盛宣怀，亦谓：“匪事办法今已明降谕旨，今日复派刚相赴保定一带宣布解散，如不行即一意剿办也。”《荣中堂来电》，五月初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总第832页。
(2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42页。
(24)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24页。
(25) 《前已饬聂军门派兵赴涞定一带查拿匪徒解散虞民并保护教堂滋据来件即飞电聂转饬竭力保护希由署电复盛京卿由》，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01-14-002-01-004。
(26) 本书编写组编：《清代名人书札》第6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224页。此条承陈晓平先生提示。
(27) 《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46页。
(28)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第4页。
(29)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2、133、134、136、14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599、602页。
(30)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4—145页。
(31)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页。
(32) 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资料》上册，第165—166页。
(33)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7页。
(34) 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袁昶奏稿》，《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58页。
(35) 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乱纪闻》，《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24页。
(36)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6月10日于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中华书局，1980，第85、83页。
(37)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6日发自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7—28页。其窦纳乐提出这一建议，利用了奕劻渠道，其致本国政府报告称：“我于6月6日星期三写信给外交团首席公使，要求他召开一次会议，考虑关于集体觐见向朝廷说明局势极为严重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召开，但与此同时，总理衙门的译员联芳前来看我，他常常作为庆亲王的使者进行活动。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谈起觐见的想法，说觐见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们对镇压义和拳的愿望。联芳询问我，他是否可以将这个意见通知总理衙门，我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他告辞了。”同上书，第85页。
(38)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附俄国使臣格尔思原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5—126页。按其影印件可见折尾具名十人名单为：奕劻、王文韶、廖寿恒、徐用仪、崇礼、赵舒翘、吴廷芬、许景澄、联元、袁昶。其中赵舒翘名下注一“差”字，系赴涿州出差；联元名下注“感冒”。载漪等人并不在其列，可知该折呈递在总署改组前。参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等奏为代递俄使对于义和团意见折》，《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81—82页。
(3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第1011页。据《荣相国事实纪略》，慈禧还宫与荣、庆“力请”相关：“荣相仍恐拳匪北窜，颐和园首当其冲，皇太后、皇上若不还宫，必致受惊。又闻都城渐有拳匪匿踪，恐军民被惑，尤难收拾，遂邀同庆亲王等力请圣驾还宫，以安民心。上意必须先调董福祥之军调驻都城附近，乃能回銮，否则不进。然此皆左右之计也。当即奏称甘军素来凶猛，非有急事不可调京，而上意已决，不能强遏，遂于五月十三日还宫。”（《荣相国事实纪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0页）另，《庸扰录》亦谓：“大学士荣禄致颐和园痛哭，力请太后还宫，太后遂于十三日由颐和园归西苑。”见《庚子记事》，第249页。
(40) 《着载漪随时会商总署紧要事件事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597页。
(41) 《上谕》《军机处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上谕》《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146页。
(42) 以上两段均见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8页。按许景澄出城阻洋兵事，亦见其日记：“庚子年五月二十日，奉命阻洋兵，夜三鼓偕理藩院侍郎那琴轩桐出齐化门，借宿官厅。二十一日，午刻，至丰台，为义和团众所拥阻，遂折回，至阜城门外宿庙。二十二日，入内后返寓。”（参见《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文海出版社，1968影印本，总第973—974页）其同时期有家信，记事更详：“我于二十日偕侍郎那桐奉派出京，顺洋兵来处，欲与商阻不必到京，随带翻译官三人。次日行至丰台［离京二十余里］，遇见义和团人一队，拦阻，持刀胁令赴坛烧香，告以奉差大员，彼竟不理，并疑为欲通洋人，令对神焚表，如表灰连起三次，则为好人，即为释放，灰不起，即须杀害。当时无可如何，生死只听天命，幸表起，彼等乃慰谢，以受惊为歉。是晚即折回，不再前进［此队洋兵约二千余人，闻为义和团前后阻御，全数受毙］。二十二日返寓，阖宅均庆更生。”同上书，书札二，总第893—894页。
(43) 《着裕禄招集义勇编成队伍事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03页。《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页。
(44) 此道上谕转见《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5页。
(45) 《着徐桐等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事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04页。
(46) 《袁京卿日记》（民国十年抄本），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学苑出版社，2006，第415页。
(47)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8页。
(48)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44页。
(49) 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03页。
(50) 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6页。
(51)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8—339页。
(52) 《致奎俊札（一）》，《荣禄存札》，第405—406页。
(53) 参看《荣禄与奎俊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8页，注释2。
(54) 袁昶：《致夫子大人函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见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30页。
(55) 关于义和团入驻总署的情况，可见袁昶：《致夫子大人函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袁忠节公手札》，第32—33页；《唐文治自订年谱》，《义和团史料》下册，第744—745页；《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81—82页。
(56) 按庆恒原为荣禄亲信，被奏调督办武卫中军粮台事务，又为奕劻所器重，常互往来，被派为八旗练兵全营翼长、神机营营务组翼长兼马步队管带等职。六月初四日，京师义和团杀死副都统庆恒一家六口，初十日广化寺团勇又在武卫中军公所将庆恒及其弟护军校庆禄抓送到府团，而统率京师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却并未对庆恒予以庇护，后者被拳众押至庄王府处死。据庆恒的差役王德山等供，庆恒私自运存枪支于府内，与人商议招勇，“暗中与有仇之团为难”。（《载勋等奏为拿获副都统庆恒及其差役请旨办理折》，附庆恒之差役王德山等人供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42—643页）关于庆恒案，另参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57) 《贾礼士领事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7月29日于天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23页。
(58) 《寄东抚袁》《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刻、酉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68、69页。
(59) 《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2149—2150页。
(60)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盛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59—62页。随后，盛宣怀又就相关内容直接致电荣禄，见《盛宣怀上荣禄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90页；《寄天津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页（该电底稿见《盛宣怀条陈》，《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62—63页）。
(61) 《盛宣怀致荣禄（奕劻）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抄稿，上海图书馆藏，档号：056480-1。按文件原题收件人误作“荣禄”。另，同日《盛宣怀致陆宝忠函》亦谓：“弟今日有专函与庆邸、荣、王两相，有办法四则，请公即面询夔相，能否上陈？”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第674页。
(62) 《致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福州善将军、济南袁抚台、西安端护抚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15页。
(63)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292页。
(64) 《寄直藩飞递庆邸荣相》，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18页。
(65) 《寄刘张两督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69页。
(66) 《寄京庆亲王荣中堂王中堂》（由保定孙道专马飞送六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5页。
(67) 《盛宣怀致奕劻等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抄稿，上海图书馆藏，档号：056064。此电另题《盛宣怀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电》，收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23页；《请发密诏平乱以挽危局电奏》，收入《愚斋存稿》卷二十一，总第560—561页。各版文字间有小异。
(68)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22页。
(69) 《盛宣怀上奎俊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415页。
(70) 《寄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76页。
(71) 说详拙文《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
(72) 《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八，总第899页。
(73) 《东抚转庆邸函并致盛京堂江鄂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71页。《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张之洞存各地来电》第三十八函第一册，档号：甲182-140。
(74) 《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八，总第900页。
(75)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5、326、345—346、383、403、421、445、475页。
(76)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第167、171—172页。
(77)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给各国使臣照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5—326页。原档未具日期，有注云：“见面带上，带下存堂，次日堂改后，照缮信函一件寄窦纳乐，由堂交。”参看《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18—519页。可确知此照会前一日已经慈禧批准。金四喜事，另见［英］普特南·威尔（Putnam Weal）：《庚子使馆被围记》，冷汰、陈诒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00页。
(78) 《致奎俊札（一）》，《荣禄存札》，第405页。
(79) 《关于北京自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所发生的事件的报告》，《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04—305页。
(80) 选派文瑞赴使馆的一个原因是，袁昶等总署大臣多以“弹射丛至，人言可畏”，“以未奉上谕辞”。参见《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3页；《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58页。
(81) 《盛宣怀致李盛铎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417页。
(82)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后侯爵函》（1900年9月20日于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05页。
(83)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38页。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52页。
(84) 《袁抚台来电并致李中堂盛京堂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辰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00页。《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83页。
(85) 召见单记录如下：“七月初一日，庄亲王载勋、李秉衡、军机。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孔先生对召见单中“等”字表示怀疑：“因为人物名单，字数本来就很少，为何要‘等’字？我怀疑这个‘等’字，可能代表‘奕劻’。”（第28页）笔者认为，既然“字数本来就很少”，那更无必要省略重要召见人员，且从中文使用习惯看，“等”字不一定代表省略。孔先生推测似过牵强。
(86) 《庆亲王奕劻等为开议和局万不可败请俟条款到时撤销李秉衡恤典以示大功事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144页。
(87)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51页。
(88)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63页。按郭则沄之父郭曾忻（1855—1928），庚子时为领班军机章京。
(89)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0日于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1页。
(90)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致某公使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1页。
(91)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致英国公使窦纳乐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5页。
(92)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5—446页。
(93) 《着荣禄等激励官兵奋勇立功事懿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着奖赏董福祥懿旨》《着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务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32—733页。
(94)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联合军总统》《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致各使馆书》，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75页。
(95) 《军机处奏片》，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72—473页。
(96) 《大学士荣禄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31页。
(97)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16页。
(98) 赵舒翘六月二十日记：“召见数次，已定暂避之计。晚间庆王、端王、荣相又阻不行，并派予同夔石、阴芝往使馆讲和，是陷人危局，予拟力辞。”王步瀛编：《赵慎斋年谱》，《义和团史料》上册，第754页。“夔石”，王文韶；“阴芝”，徐桐。
(99) 本日上谕档有注文，录下：“以上钦派留守、留京、随扈二、署缺谕旨五道，十六日未申之交王大臣二次召见后，于养心殿命章京张嘉猷等入缮王公、贝勒、大学士、尚书、满汉侍郎等名单四件递上，随奉朱圈并加朱笔单一件发下分别缮旨。明日清晨，通单五件送堂递上，未发下。其日方罢巡幸议也。原档遍检不得，谨补缮空通原单订存，并恭注如右。”《谕内阁着各王公大臣分别留京留守随扈署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1—2页。关于十六日宫廷备车出逃，另参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38—42页。
(100)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15页。
(101) 继昌：《拳变纪略》，《义和团史料》下册，第561页。
(102) 金易、沈义羚：《宫女往谈录——储秀宫里随侍慈禧八年》，紫禁城出版社，1991，第225页。
(103) 王文韶：《庚子两宫蒙尘纪实》，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33，第503页。
(104) 王文韶：《庚子两宫蒙尘纪实》，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501页。另据《西行纪事》：“廿一早七点钟老人坐小轿回寺，始知太后、皇上已于黎明出城矣。老人云：廿亥刻（是日共见五次）见面，止有刚、赵。慈圣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各自回家，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扈同行。……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至半夜见面又说不走，岂知甫及天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参见郑村声整理：《西行纪事》，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32—233页。按文中“老人”，即王文韶，此文系王文韶随行人员记载其出逃经过，与王本人记述可相互参补。
(105) 《寄谕大学士荣禄等着留京办事随时奏报军务情形并应行随扈各员速赴行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5页。
(106) 《字寄全权大臣李鸿章洋兵入城着迅筹办从而转圜》，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4页。
(107) 《盛宣怀致奕劻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抄稿，上海图书馆藏，档号：056061。
(108) 《1900年8月27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日）赫德申呈总署另字第一号》，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第29页。
(109) 《大学士崑冈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4—495页。该折由陈夔龙拟稿，崑冈领衔，列名者有敬信、崇礼、裕德、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许祐身、舒文。参看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第149页；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4页。
(110) 《1900年8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总署总办致赫德函》，《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9—30页。
(111) 《军机处寄庆亲王奕劻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3页。参见《高枬日记》八月十一日条：“庆王扈驾，乃随后赶去者，至怀来病，请假十日。其派为全权，系因昆、敬之奏，命澜捧廷寄至怀来面交。”见《庚子记事》，第187页。
(112) 《庆亲王奕劻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怀来知县吴永于八月初三日适逢奕劻于宣化，据其记载：“予尚住宣化。庆邸亦自怀来至宣，予往谒之。适澜公自行在奉旨，传命庆邸回京与各国议和，遂折回都中。”参见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第65页。
(113) 《庆亲王奕劻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
(114) 日本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日本参谋本部文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第356页。
(115) 唐文治：《记和硕庆亲王事》，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1155页。
(11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5页。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4页。
(117) 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24页。
(11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2页。并参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23—224页。
(119) 《庆亲王奕劻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75页。
(120) 《密陈开议情形由》，光绪二十六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01-14-005-01-008。《奕劻札》（五通），《荣禄存札》，第7—14页。
(121) 军机章京王彦威距离中枢相对较近，其对事变期间的荣禄有所评论：“荣相调护其间，亦不见用，屡次入对，极言拳匪之不足信，几冒不测。一日，旨令派武卫军攻使馆，荣召统兵官到军机处，命之曰：奉旨攻东交民巷，诚不敢违旨，但攻破使馆之后，万不可杀戮洋人，违我令者军法从事。盖调护之心甚苦，各使臣亦略闻之，合肥复为之辟诬甚力。”参看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8页。
(122) 《戊己间训政诸王大臣论略》，《中外日报》，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初三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19页。
(12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2页。
(124)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38页。
(125)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第412页。有意思的是，翦伯赞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立论与唐著绝异，而评价慈禧太后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阅历而又非常顽固狡猾的老太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参看翦伯赞：《义和团运动》（1958），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