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
——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

在晚清时期，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不少研究者已经论及甲午战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及其政府、民间双重势力在华的长期经营。尤其戊戌前后，日本势力相当深地介入了改革派的活动，“日中修好”一度成为两国邦交的主调。⁽¹⁾论者较少例外地注意到，日本政府，尤其是军方背景的参谋本部特别重视张之洞等南方实力人物，并大力展开工作。这一时期张之洞的外交也以鲜明的“亲日”性质著称，在军事、教育改革诸领域与日多有合作。至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外关系一变，张氏与日本互为引援，关系热络，彼此间的特殊关系表现得更为充分。此一时段的中日关系研究仍大有可为。

至于张之洞本人，生前已是备受瞩目的“政治明星”，集毁誉于一身，死后也从来未能脱离是非，属于典型的“盖棺不能论定”的人物。百年来聚讼纷纭，迄今犹有余声，人人皆欲还我“原来张之洞”，而结果往往各人眼中各有一个张之洞。具体到庚子前后的作为，早期被革命党塑造的叙事体系中，张氏受抨击的重点在于其不敢拥兵独立，无脱离清王朝的勇气，镇压自立会起义即是头一桩重要的罪状。当正统史观逐渐定型，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开始凸显，“东南互保”毫无疑义地被指控为“卖国”，张氏极力维护两宫、存续清室的种种表现却仍被定义为“忠君”。看似内在冲突的两面却和谐地集中于一人身上，这也许正是阶级分析定性方法的暧昧处。到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张之洞“预近代化之流”的正面业绩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和表彰，此前过苛的批判言论也被重新修正，但对他与清王朝关系的认知似仍贯其旧。有学者总结说：“张之洞在历史舞台上的基本形象不是卑鄙的卖国贼，而是爱国开明的封建卫道士。”⁽²⁾新近一部有关张之洞与新政研究的力作，在考察张之洞在戊戌至庚子政局中的表现时，虽然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尽管有时似乎有些出格”，但仍然确认“实际上他始终坚持着一个基本原则，即对慈禧太后与清王朝的无限忠诚”。⁽³⁾

但是，孔祥吉先生发表于2005年的论文却提出新说，他利用新披露的日文史料《宇都宫太郎日记》⁽⁴⁾，指出庚子年政局动荡之际，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并提出以下几条证据：一、私下派长子张权带领军官前去东京，与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一起活动，求助日援；二、通过日本参谋本部军官宇都宫太郎向日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三、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要求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四、对自立军活动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镇压自立军。⁽⁵⁾上述论说若能成立，可谓是颠覆性的发现，而此说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争议，也就不难理解。⁽⁶⁾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对于这个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张之洞研究均不能回避的问题——庚子时期的张之洞与日本——实际上立论的基础仍然薄弱，大量史实重建的工作仍待开展。本文拟综合利用中外史料，对相关问题择要予以考证，在重建可信史实基础上，尝试对这段历史及张之洞等人物做出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