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召前夕动向——兼释北上诏令的性质
戊戌以后，李鸿章以“投闲之身”重获起用，相继奉办履勘山东黄河工程、考察通商各埠商务等差使，继而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99年12月19日）外放两广，署理总督一职。临行前夕，他致友人的道别信中纠结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兄以颓龄，忽奉边寄，当此海疆多事，臣子之谊，何敢惮行？朝旨敦促甚殷，拟于腊初出京，由秦王岛登舟……仍即取道上海，前赴香港。日暮途远，浩若望洋，一息尚存，不敢不勉。(3)
政治生命虽然得以延续，但在僻远的岭南一隅，李鸿章的心情并不十分舒畅：慈禧太后的宠顾已不复昔日之殷，正在京中得势的载漪、刚毅一流更非政治上的同路人，而在广东，因处置“平毁康逆坟墓”一事态度暧昧，饱受朝野非议，粤地“匪乱”频发、缺兵少饷也成为一桩棘手的心病。他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大吐苦水，对比同僚，抒遣抑郁，情调即倦且怨：“时事艰极，吾年高膺此重寄，徒增焦烦，不知岘庄（刘坤一字岘庄）何以大耐官职也？”(4)如照惯有轨迹发展，李鸿章大概也已接受终老岭南的命运安排。然而，万千拳民在华北乡村迅猛崛起，震撼人心的喊杀声搅动半个中国，遥远的海疆也不复平静，原本将归于平淡结局的人生再次发生转折，对其个人言，不知是幸或不幸？
在政治层面，李鸿章对义和团最早有所注意，时间约在五月中旬。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由北京发出的告急电后，他选择立即转电总署请代奏，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发文如下：
总税务司赫德今晨来电称：京城局势危险已极，各使馆甚虞被击，均以为中国政府若非仇视外人，即系无力保护，倘稍有不测，或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举。中国危亡即在旦夕，应请中堂电奏皇太后，务须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仇视洋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谣惑云云。事关紧急，不敢壅于上闻。请速代奏。(5)
电奏中并未直接表述立场，而是引述外人语，以“事关紧急”暗示改弦易辙的必要。当时粤海关税务司庆丕（Paul King）多次奉命往访，李鸿章的谨慎令其印象深刻：“无论李鸿章心里怎样想，他外表上一点不露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此间情况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一切平静。”(6)如论者所言，事变之初，李鸿章表现出“一个在清王朝内政外交核心圈子里混迹多年的老官僚的政治敏感”(7)。他在广州听说慈禧太后派刚毅（1837—1900）、赵舒翘（1847—1901）赴涿州招抚义和拳，第一反应即不抱乐观，“刚、赵分途晓谕，恐仍无济”(8)，稍后即认定“刚、赵奉命宣安慰，各国哗然，知无剿意”(9)。李鸿章在地方督抚中资历最老、威信最重，其言动必为各省注目。当时安徽巡抚王之春（1842—1906）一意主剿，以为“事机已亟，计非及时痛剿，不足以张国威而弭外患”“二赤（赫德）中外情形深知窍要，而当轴固执至此，大局危及万分”，推许他“危言力谏，非公莫属”。(10)而李鸿章意态尚游移，只是推脱：
鄙人知内意主抚，电奏无益。……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奈何！(11)
他并不隐讳对北方政府的不满，也洞察到慈禧太后与亲拳势力固结之深，故屡言“时事尚可问乎，似非外臣所能匡救”(12)，“国事竟为若辈把持，外臣焦急而已”(13)，但心底清楚知道，除非上位者主动变政，否则，“外臣”绝无撼动朝局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盛宣怀（1844—1916）正积极运动，欲将昔日恩师、号为“毕生第一知己”的李鸿章推向前台。早在五月十一日（6月7日），他就试探口风：“匪不难平，但枢廷无欲平意……内乱外衅，恐非莱公还镇北门不可。”(14)李鸿章不敢轻易趟这道浑水，只平淡复以“国事大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15)。盛宣怀对朝廷“抚议”本不以为然，对直隶地方的政治控制能力更抱怀疑，于是索性挑明：“刚、赵宣抚，恐阳奉阴违，匪势散漫难定。此事师若回北洋，似可速了。”(16)至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他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直截提出奏调李鸿章回任直督：
傅相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目前惟有调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公为封疆重臣，自应直抒忠悃，冀救万一。(17)
刘、张二督对于“剿拳”已有共识，但一涉政治人事变动的建议，态度则不免保留。刘坤一推说“傅相还镇一节，似未便具奏”(18)，未解释原因，便轻轻带过了。
盛宣怀锲而不舍，转向京师中枢经营。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拟议“转危为安，化重为轻”四项办法，即“先发明谕几道：一加意惋惜（杉山彬）；一限日肃清（义和拳）；一以赈为抚；一（李鸿章）调任直督。如能四件同日而发，电传外洋，当可消弭一半，徐图因应”。据已刊盛档，此办法同时函达军机大臣荣禄（1836—1903）、王文韶（1830—1908），一则言“中堂位兼将相，处此危急存亡之秋，若犹存明哲保身之意，隐忍不言，或言之不切，恐不旋踵而奇祸临矣”，一则言“天下皆知中堂默不一言，惟其平日不言，危急之秋似不可不言”，可见二人皆被盛宣怀寄望为当时少数尚能平衡廷议的重臣。(19)次日（6月17日），盛宣怀直接致电荣禄，条陈请降明谕者四事，调李鸿章回任直督赫然在列，辞曰：“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20)同一层意思在盛宣怀当时致另一京城友人私函中，表达得更为显白：
此事误于初十日上谕，派刚、赵安抚，耽误要事。闻抚局只不过出结敷衍面子，各匪并不肯散，二公似属上当。大局非更动政府不能转移，直督尤其误事。如调合肥还镇北洋，内乱指日可平，因其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即洋兵亦可劝令勿再进京。此事关系大局，如公能封奏，转移社稷，足以传千古矣。(21)
盛宣怀认为，无论派刚毅、赵舒翘安抚拳民，还是由现任直督裕禄（1844—1900）勉强任事，均属“误事”，“大局非更动政府不能转移”，而李鸿章还镇北洋则为扭转时局之枢机所在。
至五月中旬，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率联军大队已由津赴京，大批拳民开始涌入京城，中外冲突骤然升级，而其时奉旨探视直隶拳众虚实的刚毅尚未回京复命。在慈禧太后眼里，义和团可用与否仍属未定，洋兵逼京却已构成现实的威胁，此时外患大于内忧。为阻止使馆增兵，她一度试图通过压制义和团来换取列强的谅解。五月十七至十九日（6月13—15日），清廷连发七道上谕，将在近畿、京城一带日益活跃的义和团民指为“拳匪”，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巡视五城御史等“严行查拿”，同时布置兵力保护使馆、教堂。(22)在外交层面，原来起到缓冲作用的总理衙门已被边缘化，不再为外国公使团所信任，被认为“他们已无力挽救局势”(23)。围绕洋兵进京的交涉归于失败，总理衙门的表现被视作过于软弱，也逐渐失去了慈禧太后的耐心。五月十四日（6月10日），总署大臣廖寿恒（1839—1903）遭罢免，端郡王载漪（1856—1922）受命入主总署，其外交地位愈加低落。至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军机处寄出谕旨：
李鸿章着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德寿兼署。袁世凯着酌带所部队伍迅速来京，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着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此旨着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24)
上谕中只命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迅速来京，赴京目的为何，却无任何解释。如稍做时间排比，可发现清廷旨召李北上，尚在前述盛宣怀条陈之前。(25)有材料指证：“团匪初起时，荣相颇深忧之。五月十九日，建议召李傅相以议和，召袁慰帅以剿团，擘画周详，颇足钦佩。盖此时各国尚未决裂，大局尚可收拾。”(26)则此议发起背后，或有荣禄意见的作用。慈禧太后召李鸿章入京，意在用其外交经验和政治影响力当要冲，缓和业已绷紧的中外关系。直到此时，清廷仍不敢轻易言战，希望将中外纠纷拉回到外交解决的轨道。(27)然而形势变化之速，令人猝不及防。两天后，天津大沽口中外开战。李鸿章奉召后首次入奏，时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表示：
奉寄谕饬鸿来京，现已料理起程。据各处探电，京城洋兵、团匪交哄，大沽炮台又失。鸿惟有单身诣阙，以赴急难，但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仰恳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鸿心急如焚，但使水陆路通，无不相机前进，仍候续奉谕旨，俾有遵循。(28)
言下之意，碍于现况无法立即动身。也就在同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Freiherrvon Ketteler，1853—1900）在京被害，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战斗也正式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