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戊戌政变发生后，新旧异途，双水分流之势显然。清廷对新党实行雷厉风行的清算、重用满洲贵族，张扬排外姿态，乃至掀起以废立为阴谋的建储风波，这一连串动作无疑阻碍了曾寄望于中央改革的趋新人士再建信心，而北京政府近于倒行逆施的形象也严重戕损自身合法性基础，将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利用通商口岸便利的舆论条件，南方推出新的民意代表，新/旧、满/汉、南/北、保守/改良这些畛域的分野日益被重视和宣讲，及庚子事起，又有大批新学士人避乱南下，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区域俨然为维新运动的一大策源地。在前文排比诸多人物与事实后，我们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江浙沪士绅直接参与了“东南互保”的酝酿、策划过程，这批人物或为直接为东南督抚服务的幕僚，或为地位相对超脱的赋闲绅士，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趋新取向，多数人后来列名中国国会，如果将他们大致归类为新党，似不算大误。鲁迅注意到：“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150)罗志田揭出这里的“群”是指士大夫，而一些封疆大吏与士人的看法相类，“互保”局面的出现，就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151)坊间流传《东南立约》诗，赞曰“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立意与地方大吏“留东南以救社稷”的初衷相当一致。(152)列名中国国会副会长的严复，对与闻其役的沈瑜庆亦有“一约公传支半壁”之激赏语。(153)黄遵宪作《述闻》系列记时事，其第五韵咏叹“联盟守约连名奏，赖有维持半壁才”(154)，也是标榜“互保”之举的明智与稳健。由地方督抚主导的“中外保护”，在江南士民绅商中得到了拥护，当面对华北的千万义和团拳民，两者的界限似已非常模糊，他们中的多数确可被划入“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的局中人与同路人”(155)。唯须稍作申论的是，东南督抚和维新士人在“互保”一点上达成暂时的共识，但在后者应对时局的设想中，“互保”也仅是一折中手段，或曰阶段性方案，甚而在趋新的士绅群体内部，对政局的总体判断及应变的目标设定也各有分野。
检索当时海内舆论，不以“东南互保”为然者，“一则称为不遵朝命，斥为海外叛臣；一则称为坐视叛逆挟制朝廷，而不声罪致讨，斥为雌伏东南作壁上观”(156)。前者与站在正统立场的清流辞气遥相呼应，均以“君父战于西北，臣子和于东南”之类“市恩夷狄”的行为而不齿，大致同属保清一线，这类批评尚不构成舆论主流。(157)更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严厉的批评。事实上，这一批评恰是以承认“东南互保”为前提，鲜明反对排外，视义和团为“匪”，其锋芒所向直指清朝政府，不满东南督抚“徒恃成约”而图苟安，无论拥光绪复辟，或割据南方自立，这两方面实在都比东南督抚要走得远得多。
除言论表现，上述观念也落实于行动。前述张謇、陈三立等人企图策动督抚，谋“迎銮南下”而未果，这可算是戊戌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康年、陶森甲游说地方权力人物，为“勤王”试探道路，其背后或隐或显已有外国势力的推手。郑观应希望东南大帅在“联络自守疆土”之上更进一步，不仅自外于战事，且“设一公共政府，以期联为一气，为将来与外人讲和地步”。(158)即稳健平正如张元济，亦视“剿团匪”为当务之急，甚至有以“飨劳”“抚恤”的手段“少平外人之气”，以便“将来洋兵入京，办理各事，于极不平和之中，或可望其稍留体面”的言论。(159)如此种种，以后起标准衡之，或多可议之处，但在当时语境中却不能划定为“非常”。前有研究认为，这些活动“都起了严重的消极作用，无形中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和地方督抚间紧锣密鼓加紧策划的‘东南互保’打了掩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东南互保’顺乎民心的假象”。(160)其实，这恰恰不说明“顺乎民心”的一面，而体现出精英士绅与普罗大众的观念差异。总体而言，当时主流舆论基本不以东南督抚与北方朝廷立异为错，因中央政府被顽固重臣把持已不复有合法性，其不满者恰在于主持“互保”的地方督抚独立得不够彻底，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161)
相当数量的趋新士绅（一度包括后趋向激烈革命的一派）的主要关怀之一，是推动以地方大吏为主导的地方自立运动（在是否“尊王”上则又有观念差异）。无独有偶，1900年夏，孙中山（1866—1925）也正谋求有力疆臣的合作，他发现因为反对义和团可能使李鸿章割断与北京之间的联系，而英国人正“有意充当李、孙间诚实的掮客”。(162)孙中山的举动多被理解为因其一贯灵活的斗争策略使然，但无论如何，这对他自我塑造（并被后人继续塑造）的始终如一的“共和革命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63)当年为张之洞派赴日本游历的两湖书院学生黄兴（1874—1916），在致其师黄绍箕的信中，虽信义和团“固犹是忠君爱国之忱”，但言下更多露出不满，喟叹“以一团匪之变，竟致掣动全局，此诚所不能解、所不及料也”；相反，他将支撑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刘、张等东南大吏身上：
回首西瞻，欲东南半壁之持，其惟张师帅与刘岘帅二人乎！刘之精力恐不及师帅。近在钱先生（湖北游日学生监督钱恂）处，略闻师帅电音急召回吴、张各武弁，一面添集兵械，老成深算，已见一斑。
窃谓长江一带，久为匪徒潜踪之所，平日既任其优游，此时必群相响应，非严惩其巨魁，解散其胁从，其为患有不可胜言者。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则时事庶可有为。师帅与吾师想早见及此，毋庸刍议者也。(164)
可见后来被定义的各种政治派别，在当时所持的观念和行为并未如意识形态教条那般鲜明分野，反而呈现出某种趋同性。
“中国国会”基本上可被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地方督抚起初也基本持不置可否的默认态度，但两者之间实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国会内部，因近似目的而合作的各类群体，思想往往呈现发展不同步的状况，虽以“勤王”为旗号示外，实则充斥观念的歧异和竞争。汪康年等倾向于“借权”有实力的地方督抚“剿匪迎銮”，若复辟不成则自建联邦；而唐才常派在行动方略上主联络会党武装勤王，已为参与议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章太炎在反满道路上走得更远。在义和团事起之初，他曾经上书李鸿章，鼓励“明绝伪诏、更建政府”，“示列强以藩镇之可恃”。(165)中国国会成立时，“割辫与绝”，正式选择排满；及自立会事败以后，又写出《分镇匡谬》，匡正过去幻想之“谬”：
怀借权之谋，言必凑是。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于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166)
文中对于“借权之谋”痛下针砭，反省当初寄望于督抚的错误，以为此辈人无论“大耋”“少年”，均“畏葸”不足道，将之一概划入清政府的反动阵营。短短不到半年，心态如此急遽转折，可见东南督抚在维新士人心目中地位的前后落差。
在“反对排外”一点上，一般认为中国国会、自立会与“东南互保”宗旨相合。其实，在情势变动下，各自的理解多有分歧，或者说也是“为我所用”的。自立会起事之初订立的方针是，一旦成功，“可与外人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在对外宣言中也对义和团进行了指责，声明要“借以驱逐排外篡夺之妄举”。(167)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张之洞后来痛下杀手，却将自立会引为臂助的长江会党与义和团笼统归属一类，特别强调具虚拟性质的“滋事排外”一条，借以吁求外国的谅解，而全然无视此前自立会自觉与义和团撇清关系的努力。在这里，从既往较为单一的分析思路出发，确实很难厘清已经打结的历史关系，重新认识的前提，恐怕必须先将原本实体化的历史对象分解为若干层次，再仔细区分各层次因叠加产生的吻合与歧异。面对庚子世变中枢将倒的前景，东南督抚和维新士人群体因应时局的宗旨和手段不乏重合处，又各有其严守的界限，虽持有“相类的看法”，一旦落实为具体举措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加以外国因素以隐蔽曲折的形式大肆渗入其中，二者之间迎拒离合、牵缠往复的情态殊堪再三体味。
(1) “上海中外官绅”语取自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第151页），广义上也可包括江浙地区，如王树槐就特别强调，作为事件酝酿促成者的“江浙人士”所具的“机敏卓见”。（《江苏民性与近代政治革新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第71页）其他研究诸说对此群体包含的人物或人数表述略有差别，历史评价的取径不尽相同，但大体指向仍然近似。可参看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原载《大陆杂志》，第25卷第4—6期，1962，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收入氏著《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大陆方面，成文较早并对史实建设贡献最大的王明中论文，尽管囿于时代不免有较重的政治批判色彩，但指出“那些买办出身的官僚和官僚出身的买办”奔走于武昌、南京和上海之间，“有着特殊的地位”。（《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国与“东南互保”》，《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相对近期的论说观感已发生变化，认为“东南士绅包括资本家”群体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愿望而要求避战，“近代上海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外绅商的利益共同体”。参看谢俊美《“东南互保”再探讨》，收入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政治》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9—240页。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戊戌后士绅群体政治意识的分野，对于与洋务派督抚密切合作的张謇、陈三立、沈曾植等人，突出强调其“帝党骨干”的身份特征。参看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第115页。
(2) 赵凤昌，字竹君，号惜阴，江苏武进人。1884年入张之洞幕府，充任文案，参与机要。1893年张氏遭弹劾，以牵涉其中，被革职永不叙用，后遂移居上海。1908年在上海南阳路建邸宅，命名为“惜阴堂”，由张謇题写匾额。辛亥革命时，为南北议和牵线人物。晚岁息影沪滨，以迄病故，撰有惜阴堂系列笔记传世。《纪实》作为“惜阴堂笔记”之一，初刊于《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1931），当时似未曾引起注意。后近代掌故大家黄濬访问赵凤昌，并将《纪实》一文收入《花随人圣盦摭忆》（1947年初版），遂渐为世人所知。参看唐振常：《半拙斋古今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56页。按本文所引《花随人圣盦摭忆》，据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赵竹君与东南互保”条，第289—294页。以下凡引文，皆于文后标明该书页码，不再另出注。
(3)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徐致祥奏参张之洞”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55页。关于赵凤昌生平概要，参看陈时伟《赵凤昌传》，李新、孙思白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7卷，中华书局，1993；孔祥吉《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4) 唐振常：《读史札记三则》，《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5)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英國“シーモール”中将搭乗ノ英艦来着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824頁。
(6) 《霍必澜代总领事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6月15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第41页。
(7) 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52—57页。
(8)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辰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7993页。《寄张制军于中丞鹿中丞王中丞松中丞》，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9，第2563页。
(9) 其后“东南互保”交涉中，英国对于长江流域的军事渗入仍旧是一条伏线，至同年8月，英军实现登陆上海，激起连锁反应，德、法、日等国相继派兵抵沪。须注意者，外交进程存在深刻的紧张关系，不仅英国方面与东南督抚进行了持续而反复的博弈，即使在伦敦内阁和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之间，也有着针对是否出兵的观念分歧。7月下旬西摩尔南下之行，就是英国政府尚为登陆与否举棋不定之际，所做的军事实地勘察。说详拙文《“东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史林》2010年第4期。
(10) 刘坤一事后回顾这段历史：“光绪二十六年夏间，北方拳匪肇衅，全局震惊，上海为通商总埠，各国战舰洋兵云集，谣诼纷起，防务戒严，寓沪绅商，日谋避地，惶遽万分。兼之外来游匪勾结土棍，时思乘乱起事，内奸外侮，势将一发燎原，安危之机，间不容发。”参见《前署浙江抚臣病故请恤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352页。
(11) 《上海地方の现況（六月三十日）上海通信》，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鹿岛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229—230頁。
(12) 余联沅，字晋珊，湖北孝感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编修，历任河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礼科、吏科给事，福建盐法道，署福建按察使，二十五年（1899）调苏淞太道，后迁浙江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署浙江巡抚。二十七年回任湖南布政使，旋病卒。（汪光镛辑：《碑传集三编》，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881页）《上海县续志》述其事迹：“二十五年任苏淞太道，越明年，北方拳匪乱，中外失和，通商各国调战舰来沪滨，内地匪徒蠢动。沅禀承南洋大臣，与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约款，饬县严惩土匪，地方赖以安谧。”转见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657页。
(13)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第548页。汪懋琨，字瑶庭，山东历城人，进士，以知县签分江苏。1900年5月21日接印，任上海知县。
(14)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49页。《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
(15) 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第523页。
(16)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各國義勇隊組織並居留地警備ニ関スル領事会議ノ決議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790—791頁。
(17)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参看《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1900年6月27日于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1—162页。
(18) 《盛宣怀寄刘岘帅（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328页。
(19) 福开森，字茂生，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后加入美籍，波士顿大学毕业。1887年以卫理公会传教士身份来华，先后在镇江、南京工作，创办南京汇文书院，任校长。1896年应盛宣怀之邀，参与创建上海南洋公学，翌年出任监院。1900年后受聘于湖广总督署，为张之洞之外籍顾问。按在南京期间，福开森已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熟识，并为佐理交涉事务，通过刘坤一的关系得以广泛结识清朝士人，其传记作者引述高罗佩（R．H．van Gulik）的记载：“这一邀请让他得以结识城中的官员们，其中不乏包括张謇、缪荃荪、柯逢时、蒯光典在内的著名学者。”参看［美］聂婷（Lara Netting）：《福开森与中国艺术》，郑涛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第25—31页。福开森在华生涯与盛宣怀密不可分，曾为《愚斋存稿》作序，署“美利坚国福开森茂生”，述及受聘南洋公学及前后交往始末，自称“与公游垂四十年”而“交谊往来无间”。参见《愚斋存稿》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总第44—45页。
(20) 《江督刘岘帅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29页。
(21) 何嗣焜，字梅生、眉孙，江苏武进人。早年以生员投身淮军，先后为张树声、李鸿章、刘秉章幕僚。1896年受同乡盛宣怀所聘，赴沪筹建南洋公学，任总办。1901年初病逝，著有《存悔斋文稿》。盛宣怀嘉许其“学行允孚，体用明白”，为表彰任内业绩，特奏请在国史馆立传纪念。参看《请将何焜嗣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南洋大臣刘会奏）》，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愚斋存稿》卷二，总第184—185页。关于何氏简要生平，可参考凌淑平：《怀念先祖父何嗣焜》，《上海交大报》2006年2月27日。
(22) 刘垣《外舅何公眉孙家传》，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553404。
(23) 王蘧常著《清末沈先生曾植寐叟年谱》记：“金甸丞丈云：保护长江之议，发于英人福开森。”蘧按：“先大夫戊午三月十八日日记云：与沈乙丈小饮，席间谈及拳匪事，并云刘忠诚、张文襄联省保东南之策，实发于盛尚书宣怀，而丈亦预其谋者，不及福开森。金丈不知何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第37页）所记将福开森误作“英人”，但可作与闻“互保”之一旁证。“金丈”，金蓉镜（1855—1929），号甸丞，浙江嘉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善诗文。
(24) 福开森在南京时期佐刘坤一办理交涉，出力颇多，而深获信任。刘坤一因此为之奏请奖励：“查美国汇文书院掌教福开森，学问优裕，心气和平，训课诸生，成就甚众，经历派办交涉事件，莫不实力实心，相助为理。现充南洋公学监院、江南高等学堂提调等差，亦复勤勤恳恳，劳瘁不辞。”参见《洋员办事得力分别请奖片》，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17页。
(25) 《义和团时期在沪出力华洋官绅职名折》，光绪二十六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57611。
(26) 夏东元对此颇多论述，认为盛宣怀在庚子时的表现是其“办大事、做高官”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一面承认其为“东南互保”的导演者，一面强调此举使得一贯的“反动的立场”更其鲜明。参看氏著：《盛宣怀传（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79页。
(27) 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原载《大陆杂志》第21卷第7期，收入《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第177—180页。
(28) 参看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史林》2001年第1期。
(29)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第97页。前揭《清末沈先生曾植寐叟年谱》亦有“公（沈曾植）痛北事不可救，以长江为虑，与督办商务大臣盛杏荪（宣怀）、沈涛园（瑜庆）、汪穰卿（康年）密商中外互保之策”之语，可资参证。
(30) 《张元济札（二十八）》，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第232—233页。
(31)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数据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80—81页。“徐雨之”，徐润（1838—1911），字雨之，前招商局会办。
(32) 周憬自编：《惜分阴轩主人述略》，民国九年（1920）无锡周氏排印本，转引自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60—261页。
(33) 参看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政治》第3卷，第239—240页。
(34) 易惠莉曾将“东南互保”与1860年发生于上海的“中外会防”及其后在更大范围内发展成的“借师助剿”做对比，指出：“上海绅商在‘东南互保’时发挥了更大的主动性，显示了一种独立的意志。”参看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90页。
(35) 《沈瑜庆致盛宣怀函十二》（未署日期），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中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1403页。
(36) 《致吕蛰盦函》（1912年7月11日），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第286页。
(37) 《神道碑》《孙序》，《愚斋存稿》卷首，总第4、46页。另，陈三立所撰墓志铭亦有相似表述：“复结诸疆帅，定东南互保之约，国不遽覆，公之本谋也。”《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13页。
(38) 事后，盛宣怀保奏庚子事变期间“在沪出力华洋官绅”，名单包括：苏淞太兵道余联沅、总办江南制造总局江苏存记道潘学祖、上海商务公所总董候选道严信厚、前办吴淞清丈会丈局现任淮扬海兵备道沈瑜庆、督办淞沪厘捐总局江苏候补道钱志澄、办理江南商务局江苏候补道刘世珩、办理吴淞开端口工程局江苏候补道何福海、前办上海文报局江苏候补道黄承乙、广东雷琼道杨文骏、总办上海招商总局前福建台湾道顾肇熙、总办上海招商总局候选道郑官应、总办上海电报总局河南候补道杨廷杲、仁济善堂总董直隶候补道施则敬、三品顶戴南洋随员福开森、三品顶戴南洋正律法官担文、南洋副律法官候选道罗贞意、上海道署英文翻译官候选知府凤仪、上海道署法文翻译官万锺元、统领吴淞盛字全军浙江处州镇总镇班广盛、提标右营参将廖得胜、管带督标奇兵右营候补游击罗楚材、管带抚标沪军营候补副将龙镇国、管带提标副中营水师候补游击刘吉祥、前办制造局文案兼办炮队两营文案指分江苏试用府经历吴彭年，总计二十四人。《义和团时期在沪出力华洋官绅职名折》（未具时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57611。
(39) 参详拙文《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40) 《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4页。原署时间“五月二十八日”，研究多据此展开论述。此日期实系误植，查该电韵目为“沁”（见《盛京堂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8页；《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巳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70页），发电时间应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据笔者所见，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参见氏著《张謇と辛亥革命》，北海道大学圖书刊行會，1985，第97页。另须说明的一点是，上谕以“六百里加紧”经驿路传递，五月二十七日送抵济南，袁世凯以电讯通报大意，而长江以南省份尚未正式接旨，故盛电中有“须趁未奉旨之先”之语。
(41)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ノ解訳ニ関スル領事会議決議ノ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0—481頁。
(42) 在南京的刘坤一和在武昌的张之洞分别于五月二十八日辰刻（午前8时）、巳刻（10时）之前，已接到盛宣怀来电。（《盛京堂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巳刻到、二十八日戌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8、8029页）小田切电报于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下午7时由上海发，到达南京和武昌的时间约在当晚至次日凌晨间。张之洞于二十八日亥刻（晚10—12时）复电同意“互保”事。（《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8页）刘坤一复电较前者为晚，至次日（6月25日）才复电赞同，中间还曾去电张之洞征询意见。（《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5页）
(43) 沈瑜庆，字蔼苍、爱沧，号涛园，谥敬裕，福建侯官人，前两江总督沈葆桢第四子。由附生恩赏主事，签分刑部，光绪乙酉科（1885）举人。光绪十七年（1891）捐升道员，指分江苏试用，二十六年（1900）经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补淮扬道，次年奉旨护理漕督。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75页。
(44) 陈季同（1851—1907），福建侯官人，曾任驻德、法等国参赞，旅居欧洲多年。归国后留北洋办理洋务。义和团事起，与汪康年等人呼应，上书刘坤一：“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参看桑兵：《陈季同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5) 陈三立：《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巡抚沈敬裕公墓志铭》，《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978页。
(4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条，中华书局，1998，第2911页。
(47) 《寄宁督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九十四，补遗七十一，总第1966页。
(48)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437页。“理卿”，施炳燮，刘坤一幕僚。
(49) 《复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7页。沈瑜庆、陶森甲参与“互保”交涉的具体活动，主要在于秉承江、鄂意旨，在约款中强调限制外舰入江的意思。事见《陶榘林森甲沈霭苍瑜庆两观察致南京武昌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4页。
(50) 沈成式：《沈敬裕公年谱》，载福建省文史研究院整理《涛园集（外二种）》，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第162—163页。
(51) 沈瑜庆：《寿新宁宫保两绝》，《涛园集（外二种）》，第49页。按马援，扶风茂陵（今陕西杨凌）人，东汉名将，此处以马援直谏汉光武帝事借喻之。
(52) 陈三立：《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巡抚沈敬裕公墓志铭》，《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978页。
(53) 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93页。
(54)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363页。
(55)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領事會ノ遣艦請求決議並我遣艦禀請事情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791—792頁。
(56)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北洋水師ノ来港ニ当リ軍艦急派方禀請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793頁。
(57) 《盛宣怀上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98页。
(58) 陈三立：《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巡抚沈敬裕公墓志铭》，《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978页。
(59) 沈成式：《沈敬裕公年谱》，载《涛园集（外二种）》，第163页。
(60) 《沈瑜庆、陶森甲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45984。
(61)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北洋艦隊ヲ江陰ニ出向方發令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02頁。
(62)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481页。
(63) 《覆陈筹办防务情形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21页。
(64) 《义和团时期在沪出力华洋官绅职名折》，光绪二十六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57611。
(65)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第84页。
(6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61页。
(67)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93—94、187—188页。刘厚生，名垣，江苏武进人，何嗣焜之婿，长期辅佐张謇从事实业、政治活动。
(68)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53页。
(69)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6—438页。
(7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61页。文中“江苏巡抚李秉衡”，不确，其时苏抚为鹿传霖。
(71) 《为招抚徐宝山致刘督部函》（光绪二十六年），《张謇全集》第1卷，第46页。原函未署日期，查照张謇日记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条：“上新宁书，论招抚宜开诚布公，昭示威信，不可使疑，不可使玩。”（《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则此函呈递时间即在当日。
(72)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117—118页。
(73)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
(74) 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以《张謇传记》为信史，据此与张謇日记对照，排列出活动日程表：五月二十五（6月21日）或二十六日（22日），何、盛“商量”，招张謇由南通赴沪；二十六日（22日），张至沪，与何商量赴南京说刘；二十七日（23日），第一次游说刘，刘仍犹疑，张“当晚即回上海”；二十八日（24日），“到上海的第二天”，刘召张再赴南京，“当晚启行至南京”，做第二次游说；二十九日（25日），刘复电盛，同意互保。（参看《张謇と辛亥革命》，第246頁）藤冈以事涉敏感，张謇事后故意将五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记删去。此时间表最大问题在于误认张謇在南通应召赴沪，而安排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当天往返沪宁，也过于勉强，似有强史料就我之嫌。实际上，复按《艺风老人日记》五月二十八日条，时在南京的缪荃孙尚有“拜……张季直”的记录。参看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第78页。
(75) 张、何论交始于光绪二年（1876），长期共事，相知甚深。光绪二十七年初，何在上海突然病故，张痛心疾首，自谓：“与梅生交，始自丙子，至今二十六年矣。学识练达，器局深稳，非余所及。比年以来，每有一事，必就梅生决之。与论世事，十常同八九。”（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48页）据本年郑孝胥日记正月十四日条：“得子培（沈曾植）、季直自沪来电云：‘梅生猝故，即来沪，盼切。植、謇。元。’……吾党为之短气，失一巨子矣，伤哉！”（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86页）郑将何归入“吾党”行列，可旁证此辈人意气相投，当时思想见解多近似。
(76) 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二十六年四月，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陈宝箴）且留崝庐，诫曰：‘秋必往。’是年六月廿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见《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56页。
(77) 刘景侨：《海岳轩丛刻书后》，转引自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册，中华书局，2014，第543页。
(78) 据杜俞《上瞿侍郎》：“接奉钧函，并闻刘令景侨归述种切，仰见大人筹度精审，明大计，曷胜钦佩。……二十四日奉调赴宁，又复剀切陈之。”（《采菽堂书牍》卷下）同时并指出：“杜俞实亦为当时提议之一人也。而时下对东南互保之研究，似极少提及此人。”参见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册，第544页。按“瞿侍郎”，瞿廷韶，同治九年举人，时为江海关道，官至湖北布政使。
(79) 陈三立：《刘忠诚公神道碑铭》，《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989页。
(80) 陈三立：《祭刘忠诚公文（代）》，《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66页。
(81) 陈三立：《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44—845页。
(82) 汤寿潜，原名震，字蛰先、蛰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早年以《危言》一书知名于世，有疏通知远之目。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1894）任安徽青阳知县，旋以亲老乞归。甲午后入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1906年与张謇、郑孝胥等创立预备立宪公会，为立宪派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已有学者注意到汤寿潜发起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并予以积极评价：“萌生于救国利民的初衷，并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参看戴东阳：《“东南互保”与汤寿潜》，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研究》，团结出版社，1995，第217—224页。
(83) 《汤蛰先学使演说词》（1910年5月18日），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1993，第586页。
(84) 马一浮：《汤蛰先先生家传》，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197页。并见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民国十四年十二月），《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第126页。按此文系马一浮代张謇作。又，宋慈抱《汤寿潜传》作：“二十六年义和团之变，寿潜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甚大。”（见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第1177页）该传原刊于20世纪40年代《浙江通志馆馆刊》，成文较马一浮文为晚，而文字雷同，似有因袭。
(85) 陈志放：《汤寿潜年谱》，《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第619页。
(86) 《寄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3页。
(87) 《啬翁自订年谱》光绪十五年（1889）记：“九月……始识山阴汤蛰潜与为友。”此为张、汤结交之始。关于二人交谊，张謇晚年亦有总结：“予获交汤君，垂三十年，粗能详其志事。方是时，朝野汹汹，争欲致力革新之业，予与君亦各树议立事，国人并称之曰‘张汤’。”参看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8) 《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3页。
(89) 《寄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6页。
(9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8页。《啬翁自订年谱》作：“（庚子）五月，北京拳匪事起，……蛰先至宁，议追说李秉衡以安危大计，勿为刚、赵所误，不及。”同上书，第861页。
(91) 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2册，第78页。并参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广陵书社，2007，第112—113页。
(92) 张謇初三日记：“与蛰先、莘丈（杨崇伊）同行，候蛰先故失船，莘丈先行。与蛰先同寓下关江岸。”初四日，张、汤即由江宁附轮起航，次日抵上海，当天日记有“晚与蛰先别，诵‘无几相见之’诗”之语。参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8页。
(93)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843页。
(94) ［日］支南钰一郎：《浙路风潮汤寿潜》，《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第175页。
(95) 施炳燮，字理卿，由监生随办南洋洋务，1894年加捐县丞，指分江苏省试用。1896、1900年于江南水师学堂奖叙案内，经奏保以知县补用。后升道员，署理湖北交涉使。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第595—596页。
(96)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文中回忆，鲁迅考入南京水师学堂时，有一位“专办洋务的施师爷”，即指施炳燮，说他“一直在两江总督衙门里，东家换了，这位西席总是不动的”。参看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67页。
(97) 许同莘：《公牍学史》，王毓、孔德兴校点，档案出版社，1989，第238—239页。
(98) 张謇：《施监督挽词（有序）》（民国七年二月），《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218页。
(99) 此亦刘坤一本人早年的自谦语，见《复李若农》，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933页。
(100)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刘坤一之为人”条，第194页。
(101)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8页。
(102) 曹允源：《顾方伯传》，《复盦续稿》卷五，民国刊本，转见马忠文《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103) 六月初，盛宣怀致浙江巡抚刘树棠电称：“顷已将尊函及虞电交沪道，送总领事。江、鄂两督均派候补道在此，公可速派杨彝卿就近会办，先电后札。”参见《寄浙抚刘景帅》，《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9页。
(104)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9页。
(105) 辜鸿铭在庚子年间的活动，限于文献，尚难完整重建，因若干种后出的基于虚构而非记忆的“自述”（回忆），使事实面目更加扑朔。影响较大者，如沈来秋《略谈辜鸿铭》（《文史集萃》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述及辜鸿铭赴沪与英国总领事霍必澜三次会谈的大致情形；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故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则直接认定辜鸿铭为“东南互保”的创议人。朱维铮曾专文加以订正，参其《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读书》1994年第4期。黄兴涛所著辜传，辟专章对其人与“东南互保”关系有所说明，可资参考。（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第108—112页）辜鸿铭作为洋文案，除草拟、翻译对外函电及传译张之洞与外国领事会谈外，在事变期间一项重要活动是促成张之洞向英国借款，这也构成维持“互保”一大助力。说详拙文《湖广总督与汇丰银行借款合同——“东南互保”的一个脚注》，《明清论丛》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第315—325页。
(106) 按沈曾植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张幕，掌教两湖书院史学。张之洞誉之为“凤麟”，赠诗有“平原宾从儒流少，今日天骄识凤麟”句。见《送沈乙盦上节赴欧美两洲二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583页。辛丑（1901）上折保荐人才，谓：“刑部郎中沈曾植，该员思力深沉，学问淹雅。向充总署章京，究心交涉事务。现管南洋公学，上海议论过杂，该员教士于变通广博之中，独能力宗圣教，训戒诸生，禁其沾染恶习，可谓中流砥柱矣。”见《胪举人才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66页。
(107) 沈曾植在京师交游圈子，近翁同龢、张荫桓一系，其应聘至鄂，曾引起张之洞幕府中人的猜嫌。参看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第57页。又，以张之洞为中心的武昌学人圈子交游酬唱盛极一时，沈固为其中一员，但学术取向、诗学观念与张仍有不契处。参看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40—244页。故沈在张幕的位置并不稳定。庚子十月，其家书谓：“今日又将译书局二百金送来，抱冰似无留客意矣。”（《海日楼家书第六十三函》，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第235页）则不久后沈投盛宣怀，就南洋公学教席，亦有其隐衷。
(108)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9页。
(109)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第132页。
(110) 王蘧常：《清末沈先生曾植寐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第36—37页。又，许全胜以“北征事，《王谱》系在五月，误”，应作“四月，自里北征，时义和团事起，遂留上海与盛宣怀、沈瑜庆、汪康年商中外互保”。（见《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26页）此说仍误。按沈于四月一日（4月29日）由嘉兴启行，十三日（5月11日）至上海，四月下旬转居扬州。五月初七日（6月3日），自扬州北上赴武昌。而留上海商中外互保，事在五月末，其已由鄂返沪，与“北征”并非一事。
(111)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59、760页。按“广雅”，张之洞；“中弢”，黄绍箕。
(112) 郑孝胥十六日记：“梁星海饯子培，约予，未赴。”十八日记：“子培来，示《同登大别山》律诗二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0页）按“梁星海”，梁鼎芬。十七日，王同愈在上海见到沈曾植，记：“沈子培比部来谈，云赫德有电致合肥，各国调兵，危亡在即等语。（意请合肥速奏请自剿。）日来京津消息日紧，密谕不准剿办。赵至保定，刚至津，均宣抚。合肥、新宁密奏，均主剿。”参见王同愈：《栩缘日记》卷二，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63页。又，沈弟曾桐时在京师围城中，陈衍寄诗《用苏盦韵送子培时子培有弟余有兄有子均在北方乱中》，沈有和章。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29页。
(113) 《黄河南北两路拟派总办两员片》，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51页。
(114) 以上两段均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0页。
(115)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霍必澜代总领事电》（1900年6月15日发自外交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2页。
(116) 郑日记五月廿四日条：“作诗送子培，来客不绝，未就。夜，送子培登江裕。”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1页。另据《沈敬裕公年谱》：“六月，沈寐叟由京南下，主公上海虹口沈家湾汤恩路六号寓所。”（《涛园集（外二种）》，第163页）与王谱“公停于上海，主沈涛园”说合，唯时间作六月，亦误。
(117) 《海日楼题跋》卷一云：“是岁六月，复至广陵，检理行箧，因记篇末。”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29页。
(118) 沈在鄂日程属预先确定，据其五月十三日家书：“十二日十钟抵鄂。……今日尚未见香老。在此止能住七八日之说，已属梁、黄转致，大约归期总不过廿二后。”见《海日楼家书第七十四函》，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28页。
(119) 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较年谱更早成文，亦谓：“至庚子拳匪乱作，两宫西狩，先生恐东南有变，乃奔走宁鄂，密与刘忠诚、张文襄谋中外互保之策，长江赖以无事，事定而人不知其谋多出于先生。”参见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第403页。
(120) 岑春蓂，字尧阶，广西西林人，岑春煊弟。监生出身，时任湖北汉黄德道兼管江汉关。
(121) 梁敦彦，字崧生，广东顺德人。1872年入选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肄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81年回国，分发北洋电报学堂英文教习，1884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随办军务文报。1889年张调督湖广，随同赴鄂，充任洋务文案，总管电报翻译差。1899年奉派专办交涉所文案，兼充工艺局提调。
(122) 汪凤瀛，字荃台，苏州元和人。1885年拔贡，随其兄汪凤藻出使日本，归国以知府分发湖北，入张幕。1897—1907年长期负责湖广督署总文案，庚子时期奉管洋务局事务，外交事件由其总其成。章太炎撰墓志铭云：“光绪末，八国联军入宛平，东南戒严，总督张之洞闻君达治体，召置幕府。之洞卧起无几式，午夜或有所召命，虽监司必揽衣奔赴之，而君于参佐尤亲，治奏牍，论文史，几无寐时。”《前总统府高等顾问汪君墓志铭》，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347页。
(123) 《致轮墩罗钦差》、《致上海领袖大西洋总领事》、《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两通、《致上海上海道余道台》、《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7—8030页。
(124)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1页。
(125)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1页。并参《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及匪徒剿定ニ關スル各督撫ノ连署上奏並张总督ノ態度ニ付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06—207頁。
(12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61页。
(127)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00页。
(128) 参看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9)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
(130) 杜俞，字云秋，湖南湘乡人，“以书生善言兵，为东南督抚所推重”。庚子五月《上瞿侍郎书》有谓：“勤王一节，职道于五月十九日即电禀督宪，以为事势如此，宜密备北援，二十四日奉调赴宁，又复剀切陈之。当时督宪欲令招五营……（言长江一带兵防之情）月梢仍拟晋谒宪辕，无穷之忧，不尽之怀，将一吐之。”参见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册，第544页。
(131) 本年四月，“派护军营分防铁路，凡两哨，名铁路护军营，归总办铁路汉局道员郑孝胥调遣”。（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2页）七月中旬，“奉督宪札，委充湖北全省营务处”。（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65页）按时已在湖北勤王军北上后，其委办营务的重心尚在弹压“匪党”。
(132) 《盛京堂来电并致江宁广东成都济南安庆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11页。
(133)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
(134) 《寄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7页。
(135) 《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204页。
(136)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九十四，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804页。
(137) 《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北京派兵內情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九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36—237頁。
(138) 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第61—63页。
(139)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115—116页。
(140) 《長江一带の形勢上海通信》（七月五日）、《秘（在上海田鍋幹事通信）》（七月十三日），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32—233、246頁。
(141) 关于此札文背景及内涵的解说，详拙文《“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收入本书。
(142)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下册，童杨校订，中华书局，2015，第1384页。
(143) 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55—269页。
(144)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6—97页。据《艺风老人日记》庚子五月二十三日条，有“汪穰卿……来”之记录。参看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第77页。
(145) 参看《号外報告第六十九号附錄·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原書房，1975，第85頁。
(14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40页。“新宁”，刘坤一，湖南新宁人。
(147)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7页。
(148) 《上海通信·上海维新党中重なる人士の李鸿章伯に呈したる意见書（1900年7月23日）》，《東亞同文會第十回報告》，1900年9月1日。全件另录于前揭廖梅书，第275—276页。
(149)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580—581页。
(15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91页。
(151) 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来的历史转折》，载氏著《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第17页。
(152) 汪诗侬辑：《清华集》上卷，收入陆保璿辑《满清稗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总第1313页。
(153)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严复集》第2册，第363页。
(154)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92页。
(155) 杨国强：《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17页。
(156)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第166—167页。
(157) “东南互保”事出非常，随后也引发“谗慝”之言，张謇特上书刘坤一，为之做政治合理化的解释：“行台承制，晋代有之。盖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尽臣节，非独反经合道之权宜，实亦扶危定倾之至计也。公忠勋著于王室，信义孚于列强。伏愿坚持初计，慨然自任，以待不测之变，坚明约束，以固东南之疆圉。”而为消弭朝廷对于“互保”的误解，他进而建议：“合肥倘旦夕北上，公亦宜具安折，专差一道员随行。即昨与各国订保护长江之约，湖北派陶，江南派沈，固名臣之后，亦借与陶见都人士陈说保护订约之本末也。若获入觐上陈，犹可消弭谗慝。”（《为拳乱致刘督部函》［清光绪二十六年］，《张謇全集》第1卷，第45—46页）按“陶”，即陶森甲，“沈”，即沈瑜庆，皆在沪与议“互保”之要角也。
(158)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63942。
(159)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6页。
(160) 骆宝善、桑兵：《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第490页。
(161) 同时应注意到，本文论及的官绅群体，因出身、履历、学养、职业及交游圈子等诸多差异，各自与督抚的亲疏关系、对清朝政治的直接观感，乃至其后政治道路的选择也不尽相同。与刘、张关系相对较近的张謇、汤寿潜、郑孝胥、沈曾植等人，庚子事变时曾一度合作，新政发轫之初又连手为江、鄂二督草拟变法复奏，可谓声气相求，而清末十年已渐见群体内的分化，及至民国肇兴，或投身共和革命，或甘为亡清遗民，莫逆终成陌路。辛亥革命后，郑孝胥日记写道：“武汉乱后，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识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61页）批评措辞之严厉，观念割裂之决绝，前后对照，令人感慨系之！此条史料承沈洁提示。
(162)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邱权政、符致兴译，黄沫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74—187页。
(163)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国父“革命”神话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间的纠缠关系，提示孙中山早期的反清运动，因后来革命意识的流行，也有被长期“革命化”的趋向。参见陈建华：《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收入氏著《“革命”的现代性与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64) 汪谦：《黄兴留日与上师书》（庚子五月二十三日），田伏隆主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第178—179页。按黄兴时名“黄轸”，本年四月以“两湖书院学生”身份由湖北派往日本短期游历。参看《札北善后局垫发选派各员生赴日本游历游学费用（附单）》，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4004—4006页。有谓当年自立军发难，黄兴曾回国参与其役，“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第331页）实则黄兴在是否依靠东南督抚问题上，与态度转向激烈的唐才常有所分歧，据其自陈：“及闻拳匪滋事，各国有瓜分中国之言，心甚忧危，思图补救。以为义和团在北方如此野蛮，南方当可以独立。因在日本会议数次。然同志太少，孤掌难鸣，乃遄返祖国，借察形势。既至湖北，适唐君才常密谋起义，友人因以相告，兄弟以北方虽乱，而南方之势力尚坚，且军队未及联络，实不可冒昧起事，谈论之间，意旨不合，兄弟遂回湖南举办团练，乃未几得武汉之恶（噩）耗，唐君竟至败死。”《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8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13页。
(165)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一九〇〇年六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45—146页。
(166)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111页。
(167) 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第18、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