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拳？剿拳？
对李秉衡的历史评价，一直以来聚讼纷纭。姑不论“人物研究”是否须以评价为旨归，即以评价的史实基础而言，李秉衡在庚子事变中的政治表现，尤其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仍旧是一个未说清楚的问题。相关解读呈现的面貌，颇有些“层累”的意味：朝中亲拳的权贵大臣对李秉衡一直青眼有加，尤其刚毅、徐桐辈与之以“正气”相砥砺，视同知己。在义和团内部，他是除了佛道神仙、戏曲人物以外，仅有的两位被礼敬为神明崇拜的清朝官员之一。(28)战后和谈时，列强指李秉衡为“祸首”，深不以清廷加恩赏恤为然：
此次李秉衡故后恩恤，殊令舆情趋入歧途。政府诸臣虽明与各国重商结好，恐仍存如李秉衡显恨泰西之心。李秉衡夙与西人为仇，由南省北来途次，督拳民攻毁教堂，迨入京后围攻使馆，极力加功。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附和佥人而陷害之。其死也，乃与救使联军对敌所致，如斯忠贞，果为国乎？必应力驳辩，请嗣后勿再降此项谕旨。(29)
当时舆论也几乎清一色将李秉衡归入“主抚派”。在有教会背景的《拳祸记》或外国报人编纂的《拳匪纪闻》一类倾向性很强，同时流传很广的早期义和团资料汇编书中，集中了很多对李秉衡不利的证据，说他“痛憾洋人，峻拒变法”“一意仇视西人”“深信拳匪，固一如满洲诸王大臣”，乃至“极称拳匪之如何神异，如何忠义，国家有此种固结之人心，即无灵符足御枪炮，亦足夺西人之魄，而尽驱之于外洋”云云。(30)上海偏新派的《中外日报》在事变后总结致祸之由，历数戊戌己亥之间为“鹰犬之用”的“训政诸王大臣”，李亦充其列：
李秉衡起自小吏，本无大才，徒以清廉忮刻取时名，求捷径。胶州之役，李以教案罢职归家教授，号为不求复进。及亲率戎行，身［临］前敌，竟不堪一战，兵溃之日，无颜复入京师，至仰药以殉，哀哉！(31)
对于义和团本无好感的一般清朝士人，也怀有某种成见，或认为“拳匪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32)；或尽管承认其在“东南互保”“谏阻抚贼”诸问题上与东南督抚有所合作，却判定“固主战者，列名互保非其本衷”“秉衡仇视外人，其附名入谏，盖不得已而徇诸公之请，非本意也”(33)；甚或直接质疑其为人，推入“顽劣诈伪之小人”(34)一流。
后世对于李秉衡的评价，虽然在褒、贬上趋向两端，实际却共同承袭了上述观念。批判者当然可以径引加诸其身的许多指控，甚至不必过多发挥，就足以把李秉衡牢牢定位为“迷信拳匪”、逆时流而动的顽固派；而趋向正面的评价，在褒扬其“爱国情操”的同时，一样接受了“仇洋、庇拳”的认知前提，只不过从反向予以解释，欣赏他能够“摒弃阶级偏见”“与义和团走上联合抵抗侵略的道路”。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即人们多习惯从当时人的外部认知来拼凑李秉衡的形象，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本人言行的原来面目。20世纪30年代，《李忠节公奏议》初次编辑刊印时，已有人感到外力作用下李秉衡形象的扭曲，并为其抱不平：
公殉难后，朝旨赐恤荫子，予谥“忠节”，饰终之典甚优，卒以德人抗议，遂将恤典撤销。国人不察，因公督师力战，外人又持异议，论者多列公于主持拳匪诸臣之内。德人之憾公，因公力争割让胶州湾也。公之力战，冀卫京师，以纾君父之难也。成败利钝，岂暇计哉！及战败，从容以身殉之。此公在扬州所逆计也。竟至撤销恤典，国史不得立传，使公千载后复蒙不白之冤，此真不平之事矣。(35)
如果先撇开亲疏毁誉这一层纠缠关系，仅从还原事实的立场出发，这段话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也仍有启发。近时，已有研究开始廓清笼罩在李秉衡身上的迷雾。比如一般解释山东义和团的发展，多循“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段式的递进模式，然而，实证研究却不约而同地证明，“义和团之兴起与李秉衡抚鲁无关”，他在山东任内采取的是一种“平衡性质的政策”。(36)那么，让我们回到本文主题，庚子事起后，李秉衡是否真的对义和团情有独钟，亟亟欲引而用之呢？
李秉衡在苏州时期的资料相对较少。据赵凤昌记载：
各省见五月二十五集拳排外之上谕后，颇有附和称拳匪为义民，江苏巡抚系定兴鹿传霖，李秉衡巡视长江适来苏，驻节拙政园，两人在园会商复奏，极赞拳匪义勇。(37)
赵时在上海，为“东南互保”发起人之一，对附拳者之抨击一向不遗余力，对他笔下的李、鹿形象，后人应有所甄别。
张廷骧辑录《汇录海城李公勤王实事》，保留了一些有用信息，作者因世交与李有过直接往还，故记载较为切近。据其回忆：
忆庚子四月间，公巡阅长江，由鄂东下莅苏，寓奉直会馆。公与先君为患难交，余趋谒晤谈，即以北方拳匪、南方枭匪为深忧。迨五月初旬，公卧病，闻义和拳阑入京师，警报迭至，公以拳匪为教匪党类，不亟剿除必生变乱，即口授幕宾朱省吾茂才祖懋拟电奏稿，有“现在拳匪叛乱，滋蔓腹心，亟专力痛剿，必期立时扑灭，以免祸生不测，枝节横生。拟请选军分派，严定专责，以一军拱卫京师备不虞，以一军备他患，兼备缓急，以两军分左右，自北而南，自近而远，专剿拳匪。必以全力捣穴擒渠为先务，其余零匪警报概作缓图。须得力大股，则余党自解，断不可四处纷应，时时更调，中贼诈谋。所派各军，效必破格之赏，不效必予重诛。兵必合一，事必专一，势难稍缓，乞宸断”等语。会商苏抚鹿滋轩传霖联衔具奏。［时有谓电线已断，格不得达。］越日，匪耗愈紧。余诣视公疾，未及他语。公忿然曰：“事急矣。此时万不可开衅，朝廷犹为儿戏耶。”言时须髯怒张，目眦尽裂。此余亲见亲闻，其非深信拳匪可知，更不欲启衅外人尤可知。(38)
由此材料可知，当时李秉衡是将“北方拳匪”与“南方枭匪”等量视之的，义和团起事的性质无异于“叛乱”，应该“立时扑灭”，所以听说拳民进入北京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奏请“专力痛剿”。李秉衡拟具奏稿后(39)，原计划与苏抚鹿传霖联衔会奏，但因电阻未达。(40)这一情节，查张之洞电稿可予印证。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鹿传霖来电称：
昨出省阅伍，闻北事急暂回。苏省兵单饷绌，昨会鉴帅电奏，请阻洋自剿，电阻未达。京津电均不通，大局危急，万分焦灼。鉴帅又病气痛。两公忠荩深谋，必有切实救急之策，望随时指示。(41)
北事告急之初，李秉衡系念京城安危，又痛苦于南北电信阻隔，所以“又病气痛”，情绪相当激动。此时“阻洋自剿”的主张，是他与鹿传霖的共识，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无二致。稍早前，江、鄂联名致电总署：“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42)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由张之洞最初发起、地方督抚大臣八人联署的著名会奏折中，李秉衡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并位居领衔地位，折中径指义和团为“邪教”“乱民”“土匪”“劫盗”，并陈请：“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伐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拒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43)
李秉衡在此时“附名入谏”，北上后又将拳民收为己用，率以出师迎敌，前后对照，言行似乎大相径庭，因而引起诸多非议，认为列名之举不过是“不得已而徇诸公之请”。查考事实，此会奏折系由张之洞、于荫霖主稿，当夜即由武昌发出，未及预商已将李、鹿二人列衔，实属先斩后奏。第二天（6月21日），张之洞事后知会并电呈全文，同时特别加以解释：
因各国谓我不剿匪致动众怒，闻日本政府云若肯剿匪，尚有转机，故沿江钦差、督抚八人会衔电奏，请剿匪并安慰各国，请其停战妥议，此釜底抽薪法也。……其文极冠冕平正，匪应剿罪四：一邪教，二抗旨，三扰畿辅灾区，四毁国家电线铁路。不甚说洋人，亦未尝言董提（甘肃提督董福祥）一字。与于次翁商酌半日，于谓两公意必合，今早已发，全文已电呈，即使事有变局，此奏绝无碍。(44)
李秉衡是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的旧部，因张保荐升任广西按察使，中法战争时张督两广，曾上专折以军功为其请奖。(45)张、李二人在政治关系上旧有渊源，但就思想观念而言，彼此又有分歧。当时张对李秉衡、鹿传霖的心理实有顾虑，会奏折发出当天，曾致电江督刘坤一、皖抚王之春、赣抚松寿、湘抚俞廉三予以知会，唯不及李、鹿，有其深意在。(46)他的事后解释，将电奏重点放在“剿匪”上，而“不甚说洋人”，有意淡化有关对外话题，并且利用于荫霖这一层关系代为纾解。
于荫霖，字次棠，吉林伯都纳厅（今扶余）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历官湖北荆宜施道，广东按察使，台湾、安徽、云南布政使，湖北、河南巡抚，为官廉正刚直，有清名。他与张之洞有很长的交往历史(47)，而与李秉衡的交情更非泛泛。于、李都出身于关外，攀得上东北老乡，在仕途中有过交集，互为提携，尤其重要一点，在于彼此气质的接近——均为传统意义上的“清官”“良吏”，也同样不喜洋务，反感西法，严于夷夏之防。(48)李秉衡在保荐折坦言：“与该员谊属葭莩，兼同里闬，深信其德性坚定，刚正不阿，而忠君爱国之忱，未尝以穷达异致。”(49)以上因素使得他们结成至交。(50)
在会奏问题上，于荫霖与张之洞合作，非出于勉强。《悚斋日记》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条记：
失大沽炮台信确，晤商南皮，拟会奏请速剿拳以纾急祸，两宫忧危，日间竟不知何若，忧迫无以自安。(51)
这里透露出来的思想状态，也适用于李秉衡，“剿拳纾祸”正是其所欲为。会奏中斥义和团为“邪教”“乱民”种种，早就是李在山东巡抚任上给大刀会之类加过的罪名了。张之洞预先将李秉衡名字列入会奏，也是摸准了其心理，尽管奏稿是事后通知，但未蒙受异议。后清廷召李北上，总署大臣袁昶以为此谕“大约为弹压义团也”(52)。则李当时的仇拳态度，似也为朝中所悉。
但李秉衡既被委以军事重任，对义和团的态度也相应发生变化。其北上途中，不仅批评“东南保护”(53)，对列名的“剿匪电奏”，也多强调未曾预商的一面。不同语境下谈同一事，语气自然不同。当时盛宣怀得到情报，第一时间转达东南督抚：
济南有人来电，海城十九过此，力主战议，极斥沿江办法，谤公尤甚，并云剿匪电奏张未与商，可恨其立论与刚、毓同云。(54)
闻此激烈言论，张之洞也深感不安，曾托人送交专函，再次做出解释：
鉴堂仁兄大人阁下：径启者。五月廿五日会奏请剿匪电奏一件，办法均系与于次帅面商，电稿经次帅改定数次，廿四、廿五两日反复斟酌，始行定稿。此事关系宗社国家大局，他位皆系先商明愿列衔者，想公必同志，故拟亦列尊衔。本欲电商尊处，候复电再发，但恐日期耽延。次帅云，经我酌定，鉴帅必以为然，不必再问，事机紧急，先发可也等语。故遂一面发电，一面录稿电达，已于五月廿五日有电详达在案。窃思此件电奏，反复再阅，于事理似尚无不合。……窃意公与次帅相知最深，次帅既云不必询问，故遂遵次帅之命先发，请公再电询函询次帅自悉。特是弟此举究属粗率，悚歉难名。然实非未与公商而擅列尊衔，实由次帅指示，特再详布，尚祈垂察为幸。敬请勋安。愚弟张之洞顿首。(55)
综上而言，张之洞利用“公与次帅相知最深”，绕过李秉衡先发电奏，或有其特别的用心，但此事至少于荫霖是完全知情的；二十四日“剿匪电奏”事前未商李秉衡，确为事实，不过张谓“想公必同志”也非虚语，当时李对电奏内容是赞同的，绝非外人所说“非其本衷”。而二十五日（6月21日）张之洞忙于事后弥缝之际，李秉衡的注意力实已转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也就在同一天，他从苏州起程，前赴江阴，此行目的是为拒阻英舰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