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趋新人士的交游及言论
如对钱恂事迹做深入考察，可发现其人身上驳杂的色彩，两种貌似冲突的形象集合在一起：一方面仕在清朝，忠于职守，具备很强的外交业务能力，对上级派给使命多能从容应付；另一方面，思想上不合于俗流，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好发议论，有时流于偏激，表现出某种奇异诡谲、离经叛道的气质。尤其被派驻日本后，远离国内官场的纷扰，在东京这样一个社会空气相对开放的环境里，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戊戌后，流亡海外的保皇、革命两派领袖在东京聚首，梁启超（1873—1929）与孙中山（1866—1925）一度接近，几乎实现两党携手，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向来关心的题目。(43)在这些人物交往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却可瞥见钱恂的身影。甲午战后，以上海为中心，江浙籍新派群体投入办报、立会等革新活动，钱恂即其中活跃的一分子。(44)在张之洞幕府，他也是沪、鄂联系的纽带之一。当时宋恕信中有言：“申江相见，伟论快聆。别后闻已晤当道，此公见解，仍不出铁路、矿务一步，可不谓大哀乎？……昔人云‘宰相须用读书人’，恕谓方镇尤须用读书人，今以吏胥才，内作师保，外任封疆，何如哉！”(45)此处“当道”，应指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钱恂在张幕中正如宋恕所盼，起到了汲引“读书人”的作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梁启超赴武昌谒见张之洞，“座中惟节庵、念劬两人相陪”(46)。次年春，章太炎（1869—1936）有短暂入鄂一行，也出于钱恂等人引荐。据汪太冲《章太炎外纪》：
近询诸念劬，念老谓张南皮之识太炎，实先见太炎所为《左氏》故，谓有大才可治事，因属念老致此人。时念老在南皮府中，念老求诸四方，得太炎于上海，与往湖北，偕见南皮。(47)
按章氏《自定年谱》戊戌（1898）条，张之洞“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48)，“有以余语告者”，即指钱恂。章太炎在武昌因不满于《劝学篇》，私下颇有微词，“或椓之张之洞，之洞使钱恂问故”(49)。政变发生后，梁启超、章太炎相继赴日本，与钱恂的交往仍然继续。冯自由记：
己亥（1899）夏间，钱恂任留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共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由梁介绍，始认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50)
当年章太炎曾致函汪康年，言及“五月东渡，见吴越王，复累累言公近状，乃知藜羹不斟，彼此同病”(51)。“吴越王”，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君主钱镠，代指钱恂。章太炎初次赴日，正值思想激烈转型的时期，因钱恂“亦主根本改革之说”，“彼此往还，殊不寂寞”(52)。数年后章氏回顾那段时光，曾感慨“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惟任公、念劬”(53)。
冯自由将钱恂列入“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名录中，称其“与章炳麟、梁启超均属旧交，好谈新学，己酉（当为己亥）任驻日留学生监督，经梁启超介绍与孙中山相识”。(54)钱、孙关系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限于史料尚无法追究细节，“根本改革之说”何指，也不易定论。但钱恂在观念上趋新，对清政府不满，甚至略带“革命”色彩，所以能与以思想激进著称的章、孙相投，却是事实。尽管当时尚未直接参加维新、革命两派活动，钱恂至少对其组织与行动部分知情，这一点应属无疑，而且作为清朝官员，他并未出面予以干涉，与两派首脑保持了较密切的往来。(55)
当时浙江留日学生汪有龄（1879—1947）曾对钱恂做有一番评论：
木斋若明若昧，求免为日人齿冷幸矣，遑论佩服乎？念劬差强人意，然亦俗吏中能员，非事业中健将也。闻渠于必须见面数人外，如福岛安正、小林光太等，亦不甚与他人交接。尚未闻日人有毁誉之者，当徐察之。(56)
这是致族侄汪康年（1860—1911）的一封私信，臧否人物难免有相轻语，但褒贬间对钱恂的办事能力仍然予以肯定。汪有龄还透露“念劬在东京好对日人骂中国”，“惟闻木斋颇忌念劬，晤谈甚疏，此亦意中事也”。(57)钱恂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愤世、孤傲的风格，显然与严于职守、循规蹈矩的李盛铎格格不入，两人也因此保持了一定距离。
就私交而论，钱恂与汪康年在张之洞幕府时期即已相知，订交最早，关系也最亲密。(58)钱恂出国后，两人仍通函殷勤，待庚子事变发生，彼此更多互换意见。用钱恂话说，“华人梦醒者，海内诚有兄，然海外尚有恂，正不能谓一人而已”(59)，略见钱恂自视之高，亦可证二人交谊之固。由于是密友通信，直曝胸臆，无所隐讳，笔墨间纵情使气，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透过这些文字，可窥见钱恂内心的真实想法。
当义和团兴起、国内局势纷扰之际，新党人物对在日孙中山、康有为两派动态密切关注。汪康年去信打探：“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钱恂回复说：“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言下对孙、康皆有微词。尽管对联合举事抱有期待，但逼于时势，钱恂也意识到前景不容乐观，故叹息：“（二雄）有志未逮，七八月间患太骤，近患太频。”(60)
事变期间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基本代表了新党立场，对清朝政府以及东南督抚都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但在钱恂看来，仍觉“辣”劲不足，开放不够。他多次去信，鼓励更为激进的言论——
下半年来，四万万中惟《中外日报》稍存公理，弟意犹以为未足，不敢恭维辣也。
《中外日报》半年来颇发正论，然尚嫌不辣，盍整顿之？
《中外日报》近日又有进步，然于恂意犹未满也。若销路日广，议论不妨日精，胆不妨日大。(61)
待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宫廷西逃，“瓜分中国”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此时钱恂却返躬责己，痛诋黄种之自甘奴役，逃亡政府之咎由自取，谓瓜分之祸实自召之也——
瓜既分后，所剩下之瓜皮、瓜蒂、瓜子，虽不禁我等食其吐余，然诚如兄言，尚恐做不到。近今中国人声声言白种必奴隶黄种，几几有不甘奴隶之心。然试问，我中国人以前能自伸黄种之权乎？以前既甘为奴隶，以后何必不甘？窃恐白种究胜满洲也。……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欲和安望？（加粗字体为笔者所标注，下同）而大臣中方有持山陕澳区，不畏洋人，正可建都以号召东南语。列国暂时果难攻山、陕，彼计断天津海口，截长江消息，山、陕岂有活理？然则瓜分者正彼人［日本参谋次长中将寺内正毅所言］，所谓逼列国以不得不分也。(62)
当辛丑议和之际，外人强索“祸首元凶”，钱恂又作反论，故意倒果为因，将清朝新政之启动归因为刚毅辈倒行逆施所赐，而中国维新不成，诚病在死人不足——
和议必难速成，长江不免小警，然无论种种变态，总比承平好。故弟近发论，谓海内诸君子，咸欣欣于新政之将行，虽新政必不能行，然此行新政之机，谁实启之，不得不归功于载漪、刚毅诸大勋臣。其言深可味，兄谓然否？
恂于诸元凶中，最佩服刚，以为中国之忠臣。试问乙亥、庚子两年，若不有刚毅极力培养，今日安敢发新政议论？虽新政必不行，而议论固已发矣。若庚子有数刚毅，则今日新政其行矣。若戊戌秋冬尽用刚毅办法，尽去行省汉人督抚，而易以满人，则庚子新政早行矣。……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胜。欧洲维新，死者数万人，日本亦不少。中国区区死数十人，焉足言新？(63)
俄国趁义和团事变之机占领东三省，而后拒绝还地，清朝收回东三省交涉未果，拒俄运动遂蔚为风潮。钱恂认为不能通过新政而图新民、图自立，即便争回土地，仍归于“无用”“无望”——
张园大会为补救国会之要点，敬佩敬佩。无此举，则真四万万人无一有脑气者矣。然弟有一言，度兄亦不能不憬然。今果争得满洲不让俄人矣［姑勿论是空话］，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故弟谓合肥真老见，胜于兄辈多多。看似激愤语，实真实事也。……故人而有志，以自去压力，虽如新金山之澳洲，亦能自立。若不能去压力，虽以中国自诩为神明之胄，自古及今不闻自立。然自立之义，非昌言二三十年，老者尽死，少者成立，恐不易观。(64)
以上言论虽惯以笑骂出之，形似游戏，其实文字下藏着深刻的愤懑和失望。汪康年尝赠钱恂“沉挚”二字，钱则自称：“弟何敢当‘沉挚’两字，眼光或可追及兄，办事远不如兄之毅，非谦语也。”(65)庚子事变后，钱恂的妻子单士厘说他“年来自悔闻见太多，知识太早，颇用静观主义”(66)。钱恂本人自视甚高，批判很广，但缺少行动的力量，在需要群情激昂的场合，显得过分冷静，有时甚至近于冷酷。当他欢呼“变态”胜于“承平”，心里怀抱的是何等透彻的悲哀？不同于多数懵懂于时局、只知抱残守缺维系现状的旧官僚，也不屑混迹于那些热衷事功、擅长弥缝补罅的能臣干吏之列，他既无法提供现实可行的方案（已经预判不能行），也不打算投入政治革新的运动。身为朝廷命官，却认定报效的对象百无一是，自我批判深入骨髓；对于有勇气站到清政府的对立面、图谋整体改造的人群不吝报以喝彩和期待，但最终还是无决心和他们站到一起去。
在那个时代，钱恂真是个无法归类的“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