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欲走还留
至迟不晚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李鸿章已奉到北上诏命，其致电盛宣怀说：
电召入觐。君父急难，何敢延迟，望速派妥船来粤，以便直放沽口，勿迟误。闻公将北，可同行。(29)
李鸿章以“君父急难”，在第一时间做出动身姿态，让在上海的盛宣怀派招商局轮船来粤，计划由海道北上，直抵大沽，并且邀盛一同入京。但随后又按兵不动，迟迟不能启程，这是为什么？
李鸿章自言“津榆路梗塞、粤人呼吁攀留”(30)，只道出了部分实情。内召上谕只言“迅速来京”，完全不及所召何事，也未给予任何职权，在当时确给人充分想象的空间。故李鸿章周边的戚友、幕僚皆劝以“郑重”，时人做有评论：“召此重臣而用轻轻四字，无怪人言孝钦有杀李之意。”(31)后来研究者也多从谕旨本意与众人解读之间的差异性入手，推论李鸿章当时的复杂心理，或谓“惧祸”，或谓“恋栈”，不一而足。事实上，李鸿章在奉召后已做出北上的具体部署，但就在此当口，发生一重大变故，导致义和团事变性质的变化，并对李鸿章行止产生直接影响。这就是大沽炮台开战。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大沽口列强海军与守台清军发生激战，数小时后炮台失守，至此中外之间已进入事实上的战争状态。第二天，消息灵通的盛宣怀即向李鸿章通报战况：
“广利”明日到粤，已饬听候指挥。惟大沽炮台廿一已与各兵舰互击，炮台已失。……或稍候信，或到淞候信，乞示。(32)
按“广利”号，系应命派出的招商局船，原计划承载李鸿章一行北上。因情势突变，盛宣怀相应建议稍后起程，或先至上海观察时局，以为缓冲。稍后，盛又电告“伯行面商，师宜到沪”(33)。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字伯行，1855—1934）时在上海，同样倾向于父亲先到沪，再做下步打算。盛宣怀同时意识到，大沽开战后中外关系必须重新定位，李鸿章航海北上可能遇到阻力，因此提醒“须先照会各国水师提督，方能北上”(34)。如此，李鸿章只能接受事实，顺延动身日期，并临时修改北上路线：“现定乘‘印度皇后’船，（六月）初一午开，随员小队令搭‘广利’同至吴淞，再换‘广利’（原文如此）径赴秦皇岛登岸，间道进京。尊处得京津确信，仍随时电知。”(35)
得知开战消息后，李鸿章第一时间关心的问题，即：“大沽台、船互击，并非奉旨，各国是否作为开衅？”(36)北上已不单纯为内政问题，而演变为“国际事件”，在得到外部答复前，他不得不选择观望。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李鸿章照会各国驻广州领事称：
本阁爵大臣钦奉谕旨敕令迅速来京，先拟乘坐印度皇后船，于中历六月初一日由香港前往吴淞，酌带小队护卫，换乘招商局广利轮船北上。目下京津一带电报阻断，该处情形未能确悉。本阁爵大臣扬历中外，素以联络邦交、敦崇睦谊为主，为天下各国所共知。此次奉命入京，自系为商办目前要政，必当于内政外交，力求裨益。为此照请贵领事官速即设法转达贵国驻京大臣、水师提督知照可也。五月二十三日。(37)
照会声明将动身北上的计划，要求各国提供航行便利。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在当地引起恐慌，部分外国人从广州逃往香港避难，各国领事及港英总督均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两广总督这样离开任所是不尽责的表现。(38)广东本土绅士商民，出于地方利益考虑，也纷纷禀请“暂缓行期”，表示“与其单骑见敌，徒有空拳孤掌之忧，何如保守完区，徐图靖难勤王之计”(39)。李鸿章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出示安民，同时剖白“悬念关廷，顾瞻职守，进退维谷，焦灼莫名”(40)的苦境。
至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山东巡抚袁世凯转到“兵、匪协力拟攻东交民巷”的情报，使得李鸿章更加坚定了留守的决心：
鸿查事已至此，敢冒死恳求，勿任董军妄动，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鸿即只身赴难，毫无补益。(41)
此后一个阶段，李鸿章在粤抱定“先定国是，再议办法，否则虽去何益”(42)的宗旨，连续入奏，申说“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为当务之急，敦促清廷靖乱、求和。对外接受访问，则只宣称：“仆之入京，实有两事，一为剿办拳匪，一为调停中外交涉事宜，维持太平之局。”(43)他在致张之洞电中，流露出无奈的情绪——“五次电奏，尚未奉复，水陆梗阻，不能奋飞，焦急万状”(44)。
事后，就延迟北上的原因，李鸿章向朝廷做出如下解释：
窃臣于五月二十二日钦奉电传谕旨，饬令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德寿兼署，等因。钦此。臣遵即电调商轮，克日航海前进，比及船到，而大沽炮台已被占据，秦王岛又有俄人在彼进兵，海道梗阻，商轮难行。迭得电报，知畿南遍地皆匪。臣只身赴阙，势不能进。而广东绅民又因人心惊惶，纷禀暂留镇抚，各国领事来函，亦以臣在任则中外相安，臣去粤当自筹保卫为请。彼时人心浮动，互积猜疑，若使布置稍疏，诚恐仓猝扰乱，又蹈近畿覆辙。是以五次电奏，均请先清内匪，再退外兵。臣乃稍缓须臾，与抚提司道诸臣妥筹布置。(45)
朝局混乱、“国是”难定，是影响李鸿章入京的大阻碍，而津沽开战后，能否航海北上已成悬念，南北情报阻滞、津榆路况不明、广东绅民呼留，这些现实原因都为他拟延缓起程、“以待后命”增加了心理砝码。而此时此刻，最让李鸿章挂心还是列强的态度，他深知这不仅关乎自身安全，也直接影响到此次使命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