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无果而终
二度入鄂，刘鹗急欲见张之洞，而后者似迎还拒，仅谕令“与钱念劬太守、蔡毅若观察商量铁路事”(68)。奉命周旋者钱恂（1854—1925）、蔡锡勇（1847—1898），皆湖广督署亲信幕僚。姚锡光日记七月十九日（8月27日）条记：
晚间，刘太守铁云假自强学堂内请客，同坐者钱念劬诸君子，余为帮作主人。据念劬言：制府将以芦汉铁路派盛杏荪、刘铁云合办。盛杏荪即于明日到鄂云。刘铁云私谓余曰：伊不愿与盛杏荪合办。如芦汉铁路由盛杏荪办，伊即愿办苏沪铁路，与盛杏荪分道扬镳云。(69)
刘鹗久等无下文，向钱恂等探问内情，结果事机又有变化——盛宣怀也前后脚赶到了湖北。实际上，约一周之前，七月十三日（8月21日）张之洞已电告盛宣怀“紧要情节甚多，必须面谈，始能详尽妥善”，邀其“即日命驾来鄂详筹一切”。(70)查考背景，张、盛因复奏芦汉路事，在前述总理权限、兼办银行问题上小生龃龉，彼此不满，导致刘鹗等人返场，然就在此时，由于汉阳铁厂经营不善，遭北京户部挑剔，张之洞欲用盛宣怀、翁同龢的关系借为缓颊，不得不又有所妥协。(71)
对幕后发生的一切，刘鹗还全蒙在鼓里，但张之洞示意芦汉路“合办”，较前口风已转，再加上盛宣怀接踵而至，不由得让他产生怀疑。在给表弟卞子新信中，充分流露出这一情绪：
兄十一日到汉口镇。既过江，知香帅电召，为欲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兄办。及到，又变计矣。前日电召盛杏荪来，令兄与盛商酌，或分办，或合办，议定即出奏。今日盛到，盛称洋债借不动。香又变无主义矣。数日之间，业已三变，此后尚不知如何变法也。(72)
刘鹗尚悬犹疑，消息更灵通的姚锡光已感事态渺茫，七月二十二日（8月30日）记：“念劬谈铁路，言及盛杏荪谓借洋债不成；刘铁云谓借洋债必成。盛杏荪谓借洋债须国家作保；刘铁云谓借洋债无庸国家作保，且洋人并能保险，保创办铁路必不歇本云云。太守之意颇左杏荪，不信铁云；未知制府之意何如？”(73)
两天后，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事情终有了结果。当日姚锡光记下与钱恂的一番对话：
钱念劬太守来言“芦汉铁路制府已决计归盛杏荪督办。现在正办折稿，不日将出奏矣。其刘鹗诸君，无论集有华股数十百万，准其入股，并照商例派伊等入大股之人管事”云云。余言：“由盛杏荪督办，则大利全归盛杏荪。刘鹗等不得分段认办，且不得会办名目，而仅令之入股、入局管事，伊等未必情愿。今芦汉干路既归盛杏荪，何不令刘鹗等认办支路？”念劬谓：“盛杏荪之意，在将干路、支路、凡中国铁路一应包去。今若将支路另令刘鹗等认办，则必大拂盛杏荪之意，制府不能也。且即芦汉铁路得与刘鹗等入股，已大非盛杏荪之意，实制府强而后可”云云。(74)
由盛宣怀督办芦汉全路，已获张之洞允可，至此板上钉钉；而所谓商人可“分段认办”“准其入股”，貌似给刘鹗等人留了参股机会，却缺少实际意义。稍后直、鄂总督联衔复奏，即强调“此项铁路，论旨以官督商办为指归，以不入洋股为要义”，并以“四商”为例，指出其实质即为“全恃洋股为承办张本”，进而对商人眼界、商股价值大加贬低，否认“华商自办”的可行性。(75)经过一番较劲，张、盛终于达成默契，联手将刘鹗等华商踢出局外，而这背后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利益交换。姚锡光为表象所惑，不禁感慨：“盛杏荪之垄断把持，而制府之甘受挟制，亦一奇也。”(76)
当天，姚锡光将结果径告刘鹗，后者知事已不可为，不愿再行久留。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姚锡光记：“刘铁云太守来辞别。……以办铁路来鄂，不得志，将往沪，即午后启行。”(77)
在汉停留期间，刘鹗作有《登伯牙台》一首吟咏其怀，诗曰：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
后世但知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
桐焦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
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78)
既然“知音”难觅，只能无奈而返。而此行的曲折突变与功败垂成，实令当事人与后来读史者均有不胜“惘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