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之思：“互保”“迎銮”辨

三、出位之思：“互保”“迎銮”辨

《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事言：

蔼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¹²⁶⁾

前者即指地方保护之倡议，已详前文，后者则拈出另一重要题目——“迎銮南下”，实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刘厚生《张謇传记》谓：

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预闻此计划者，只有赵凤昌，而盛宣怀并不在内。⁽¹²⁷⁾

按此解说，“东南互保”似仅为张謇等人应对事变手段之一端，而最终指向则在解决帝后政争之大问题。从戊戌到庚子，一系列政治风波前后相继，朝野势力之分化组合空前剧烈，论者对于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予以特别关照。如果不把“勤王”作偏狭的理解，这一运动与“东南互保”实有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在庚子语境中，“勤王”应该是一个复意词。现下引用最多、论证最详者，系指以与当时朝廷对立的以康、梁为领袖，以民间力量为重心的“勤王举义”。⁽¹²⁸⁾其实，在战时应朝廷之召，地方各省督抚派兵入卫京师，立意与前者相反，而名称同样号为“勤王”。更有甚者，意欲借用地方勤王之师，专为成全“助（光绪）帝复辟”之谋，在这里两种意义上的“勤王”实已合二为一。上述张謇、陈三立所谓“迎銮南下”之议，也应在这一层面上进行解释。查张謇日记，五月三十日（6月26日），即中外会议“互保”当天，有如下记载：

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江以杜云秋俞为营务处，鄂以郑苏龛为营务处，北上。⁽¹²⁹⁾

“杜云秋”，杜俞（1855—1923），时以道员统带江南防营。⁽¹³⁰⁾“郑苏龛”，郑孝胥，时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湖北铁路护军营归其总制调遣。⁽¹³¹⁾当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信息灵通的盛宣怀从蛛丝马迹最早嗅出形势不妙。⁽¹³²⁾刘坤一对“西迁说”则全然不抱乐观，以为此事果确，则全局瓦解。⁽¹³³⁾张謇、陈三立等人惟恐那拉氏挟持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故有密议“易西而南事”。迎帝南下的力量则欲借重江、鄂北上勤王之师，而设想与彼辈政治意识接近的杜、郑等人督办营务，也是为操纵军事、便宜行事做有利于己的安排。

接奉勤王之旨后，刘坤一借口勤王之师“非得威望素著之大臣总制调度”⁽¹³⁴⁾，有意将李秉衡调离北上。后者于五月三十日拜折决定北上，旋即渡江，由南京抵扬州，启程赴京。⁽¹³⁵⁾复按张謇日记六月初二日（6月28日）条：“与伯严定蛰先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即前述汤寿潜追说李秉衡事，出于张、陈合谋，所谓“安危至计”，极可能与“迎銮南下”相关。尽管李秉衡本人为“急君父之难”，志甚殷切，其北上一行客观上却被寄予了多重希望，只因追赶失时，终于游说不及。至于两湖方面，张之洞固不乏“入卫之忱”，但虑及地方实情，诉诸行动时已多虚应故事的成分。时人邹代钧观察到：

鄂宁虽允保东南，以我观之，都系空言搪塞，幸无蠢动，聊贪天之功耳。设有窃发，不知何以应之？又遑问其举兵讨贼耶？即入卫之兵，亦属乌合，虑其半途散尽，不助匪为虐，则幸甚。可笑已极。⁽¹³⁶⁾

至于外人方面，亦有类似观察，日本驻汉口领事有报告称：“因北京政府向各省屡发诏旨，要求派兵保护京师，而各督抚也陆续遣送勤王部队北上，若唯独湖南、湖北不派兵队，恐招致嫌疑。张之洞将训练有素的护军营及恺字营专门留用，担当地方保护之责。派遣北上者，为湖南新募兵五营，湖北半数为新募兵，半数为固有之兵，两省合计大约五千人。湖南统带之员为素以顽固排外著称的布政使锡良。张之洞有意将与义和团臭味相投的锡良调离出省。此任命颇有深意。”⁽¹³⁷⁾查当时刘、张的工作重心，仍在经营地方保护，对欲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而干预中央政局的激进建言，意态则多有保留。张謇日记透露“易西而南事”，商之于刘坤一的细节已不可考，然计划夭折，终无下文。

又，海外学者周康燮曾披露同时期陈三立致张之洞幕僚梁鼎芬（1859—1919）的一通密札，该札作于六月十三日（7月9日），有谓：

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原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¹³⁸⁾

其内容指向庚子事变时期一部分趋新士绅游说南方大吏“题外作文、度外举事”的情节，周康燮跋语指出：“文中隐寓别辟蹊径，乘势局事，廓除障碍，以为扭转枢机之图，欲谋拥帝复辟之情，盎然活跃于纸上。如此艰巨任务，唯有寄望于炙手可热之刘坤一与张之洞。”陈三立意欲“题外作文”，原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之产物，也是与张謇等人共鸣的结果，此辈中人身份相似，皆为与东南督抚关系亲近的地方士绅，而政治意识上亦有浓厚的“帝党”色彩。⁽¹³⁹⁾密札提及“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论者多谓皆不可考，而从文脉推测，立意应与陈三立相合。“龙大令”，龙泽厚，康有为弟子，时列名中国国会；“陶观察”，即陶森甲，刘坤一主要幕僚，时以道员作为湖北代表在沪与议“东南互保”，亦为中国国会成员之一。其人游说刘坤一的情节，可据日文史料获得线索，事详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会员报告书。⁽¹⁴⁰⁾又据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陈三立、陶森甲等人应对刘坤一有过劝说，但未奏功，于是转而向张之洞运动，试图通过张幕要人梁鼎芬破路，然后“由张以劫刘”，成就勤王事业。⁽¹⁴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地方督抚抱有期待者颇不乏其人。六月下旬，中国国会成立于上海，其宗旨所在：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¹⁴²⁾而它内部山头林立，亦不免派系之争，如张之洞旧属汪康年即以“借资鄂帅”为其政治方针的鲜明特色。⁽¹⁴³⁾汪康年“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互保东南”之举，已如前述，几乎同时其人“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其说上诸刘岘庄制军”。⁽¹⁴⁴⁾这一动向，反映他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也包含了与日本在华人士如宗方小太郎、井上雅二等人秘密共谋的潜因。⁽¹⁴⁵⁾上述活动与“互保”的酝酿策动同时发生，彼此内容也多有重合、互补之处。因此也就不必奇怪，在当时相当数量的江南士绅眼里，对“东南互保”本有一体两面的观感，顺此思路再往前走远一步或数步，确有逻辑可循。

前述张謇等人谋“迎銮南下”未果，后来仍未放弃努力，据张謇日记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条：“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¹⁴⁶⁾当时北京城破，情势已然翻转，“退敌迎銮”作为应对新局势的方案，实则还处在原来“迎銮北上”议论的延长线上。此外，中国国会成立后，汪康年“复至江宁，欲与同志上书刘制军（刘坤一），力陈宜即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和议”。⁽¹⁴⁷⁾及李鸿章奉召北上，滞留海上、徘徊观望之际，郑观应、汪康年等沪上维新名士十四人联署陈情书，“拟请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并布兵西道，防范“贼臣谋拥两宫西走山陕”。⁽¹⁴⁸⁾然其说皆未见采用。后汪康年牵连于自立会起事，上书刘坤一辩解称“勾结革命党人”“勾通江湖中人”诸情事均系被人“污蔑”，此或为自解之辞，但强调此前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则确有实迹可证。⁽¹⁴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