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任上（之二）：“东南互保”中的真实角色

三、上海道任上（之二）：“东南互保”中的真实角色

（一）“自认保护”的努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当义和团风暴席卷华北，全局震动，作为“通商总埠”的上海也不复昔日平静，出现“各国战舰洋兵云集，谣诼纷起，防务戒严，寓沪绅商，日谋避地，惶遽万分。兼之外来游匪勾结土棍，时思乘乱起事，内奸外侮，势将一发燎原”⁽⁴⁸⁾的危象。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上海道余联沅迅速反应：“函致驻沪各领事，照会浦东各主教，率同教民迁入城中，以防不测，并传印委各官及绅董到署，面议防堵事宜。”⁽⁴⁹⁾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上海县保甲总巡傅辛厓召集各巡防局，规定城厢地带不分昼夜，严密巡防；二十二日，上海知县汪懋琨传令，自即日起每晚八时封锁各城门，禁止私自启闭。⁽⁵⁰⁾这时举措主要着眼于防内，试图通过“自清匪患”，安抚内外人心。

但外国兵舰仍源源不断驶入吴淞港，不久即传来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宣战前夜的紧张气氛弥漫中外。英国政府最先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向南京、汉口等长江口岸派出军舰，帮助维持秩序，但遭到后者联合抵制。⁽⁵¹⁾此议的始作俑者、英国领事霍必澜（P．L．Warren，1845—1923）不甘就此罢手，先是借口“沪上流氓欲劫制造局”，示意“愿代保护”；继又渲染列强海军攻占吴淞炮台的风险，试探“归英代筹”的可能性。⁽⁵²⁾余联沅直接感受到压力，向刘坤一报告说：

顷英领遣翻译来谈，德、倭注意吴淞，其兵舰由北面来，恐即夺台，英必与力争，吴淞顷刻将成战地。代中国筹，与其别国占去，不如归英代筹，其地仍可还中国。临时察看情形，如其不妙，宜向英舰求救，等语。与今午面商之意，忽又翻变，名为代筹，实系窥伺长江。盖吴淞为长江门户，占吴淞即长江不能越其范围，居心叵测。但讲情，可否密与约定，如有意外之虞，许其帮同防守，聊示联络云。

余联沅已意识到英国“窥伺”的用心，但慑于威压不得不有所让步，因此建议刘坤一与其密约，必要时由两国军队共同防守炮台。这一意见受到重视，批复：“如德、倭夺台，尽力抵御，若危急，再求英助。”⁽⁵³⁾奉到两江督署“自速设防”的指示后，上海地方迅速加强了军力部署，吴淞炮台驻军五旗，一律改旗为营，每营添足五百人，总数达两千五百人，制造局附近驻军也添至七百五人，另酌拨勇队分扎江湾等处，护卫淞沪铁路；余联沅奉刘坤一札委“兼理海防营务处”，也相应获得便宜行事调度防营的权力。⁽⁵⁴⁾

附表　上海各防营一览表（1900年6月）

营队	人数	驻扎地点	备注
抚标护军营	450	南码头	分拨一百名驻江湾防守
提标奇兵营	500	徽州会馆
提标右营	264		水师炮艇4艘，每艘16名
炮队营	750	制造局
护军亲兵营	180	道台衙门
新招晋字、安字营	1000	日晖港
新招练勇	200
新招保护铁路兵	100	淞沪铁路

资料来源：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第525—526页。

与之同时，霍必澜的冒险行为也遭到其他国家领事的非议。余联沅续电证实：“各国领事均言无争吴淞意，皆英领一人拨弄。”⁽⁵⁵⁾此消息来源正是前面提到的福开森。据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盛宣怀致刘坤一电：

福开森面禀，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语。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⁵⁶⁾

按，白藻泰（Georges G．S．Bezaure，1852—？），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英国单边行为各国“不服”，盛宣怀因势利导，建议向各领事承诺“自任保护”，利用均势避免军事干涉。刘坤一对此意见深表允肯：

英允保淞，确系诡计，已电沪道密阻。就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顷又电沪道，将力任保护意告各领。⁽⁵⁷⁾

不久后，在幕僚赵凤昌、何焜嗣等人协助下，盛宣怀正式提出“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的中外互保办法，并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积极回应。至迟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午前，余联沅已接奉张之洞来电：“接刘岘帅电，拟会同敝处托阁下与领事约定，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云云，与鄙人意见相同。详晰办法，岘帅当已电知，请即费神速议示复。”⁽⁵⁸⁾长江流域的局势迅速朝着“东南互保”的轨道滑行。

（二）“中外会议”的实相

从刘坤一、张之洞确认“互保”的立场，到中外代表坐下来正式谈判，进展神速，中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天。五月二十九日，在沪中外双方都在为会议做最后准备。上海道余联沅的官位等级与领事品级相埒，经授权出为议款，系外交上直接负责之人。盛宣怀受命“帮同与议，指授沪道”⁽⁵⁹⁾，名义为协助上海道，并无明确职权，他也自谦“局外暗昧”，一开始做出一番谦退的姿态。⁽⁶⁰⁾“东南互保”的两个核心文件——《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与《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都是由两人合作完成的。前一章程草案原为五款，由余联沅于五月二十九日拟议，具体如下：

一、长江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及两湖督宪张切实保护。

二、长江一带兵力足使地方安静，毋须各国派兵轮船入江帮助，业已出示禁造谣言，严拿游勇会匪。

三、东南江海各口岸，如须兵力协防，由中国督抚相机随时函商各国办理。

四、长江一带洋商教士，既由中国南洋大臣刘及两湖督宪张力任保护，若有疏虞，惟地方是问。

五、各国如不待中国督宪函商，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起衅，毁坏洋商教士产业、人命者，事后中国不认赔偿。⁽⁶¹⁾

按此五款内地方力任保护洋商教士、禁造谣言、严拿匪徒以及限制外舰入江等内容，均为后来正式章程的主干。刘坤一认为所拟“均可行”，但须补充保护制造局、吴淞炮台两条，并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一层列入，借此划分彼此权责。⁽⁶²⁾章程最终由盛宣怀修订完成，内容扩展为九款，其中第一、二款交代“中外保护”的一般性原则，第三款说明江、鄂总督在辖区内所负责任，第四至第九款则全部针对外国而言，除最末两款对外国人（侨民、游历者、传教士）活动有所规定外，主要是限制列强在长江流域可能发起的军事行动。而各款拟议之际，盛宣怀已注意到“措词皆预留后步，各领事必有更改”⁽⁶³⁾，以便为外交磋磨留出空间。鉴于租界的重要性，章程第二款另有附件，即《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分十款，对华、洋两界治安权责做出规定。⁽⁶⁴⁾

如加留意，可发现中方提供的两个文件都以“章程”命名，实际具有条约含义，而条约缔结，必须经过批准手续。⁽⁶⁵⁾余联沅初拟条款后，曾请示是否应聘请“律法官”，即律师，张之洞复以“请酌办，不必商”⁽⁶⁶⁾。可见，对此次会议中方立意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下午3时，中外双方在会审公廨举行会议。关于会议情形，赵凤昌（1856—1938）《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颇有绘声绘影的描述：

其会议之所，即在新建会审公廨。盛既不在签约之列，对外即不便发言，又虑沪道余联沅向拙于应对，即为定中外会议座次，外人以领袖领事在前，以次各领事，中则以沪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为绅士居次，与余道座近，再次各省派来道员。先与余约，倘领事有问，难于置答者，即自与盛商后再答之，庶有转圜之地。议时领袖系美国古纳总领事，果因五月二十五日上谕，饬全国与外人启衅，开口即云：“今日各省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此语颇难答，遵办则此约不须订，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即无外交，焉能订约？余道即转向盛踟躇，盛告余，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此四字本公牍恒言，古领向亦解之，意谓已荷俞允，即诺诺而两方签约散会。⁽⁶⁷⁾

该文本系当事人之亲信幕僚的回忆，且文中提供了不少细节，因此被很多研究者视为“信史”，征引颇夥。不过，赵凤昌非列席者，所记不是出于亲见，一些说法存有讹误。如所云“盛即拟约八条，予为酌改，并为加汉口租界及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并迅定会议签约之日”，对照实际拟约过程，即不尽确。上述一段中，领袖领事实系葡萄牙总领事华德师（J．M．T．Valdez），而非美国人古纳（John Goodnow，1858—1907）。五月三十日当天，福开森以翻译身份出席了会议，江、鄂两处指定的代表沈瑜庆（1858—1918）、陶森甲（1855—？）则尚在南京，均未到沪。⁽⁶⁸⁾会议过程中，盛宣怀“指授沪道”的作用应该不是夸大。中方提出的两份章程，实际上当天上午才由盛拟议完毕。会后余联沅曾去函云：

顷蒙指授机宜，多费清神，感佩无既。长江保护章程及上海租界章程，请饬各抄一份，掷交去手，是所拜祷。此事如有确耗，亦乞略示为祷。⁽⁶⁹⁾

可见余联沅在会前未及掌握新改章程的全部文本，其程度不过了解大意而已，所以事后表达感谢之余，另提出誊抄一份的请求。

再，所谓“双方签约散会”云云，也与事实不符。与会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留有记录，因属外交报告性质，可靠性相对较高。据其记载，余联沅首先发言：

目前南北消息断绝，朝廷意旨未明，刘、张总督不论北方情势如何，力任保护长江一带外人生命财产，为防止中外间相互误会，特派我等与各国领事会议，协商保护章程。如此章程获各国政府同意后，由各领事调印生效，两总督在任之期，不论朝旨如何变化，必恪守章程，极力维护地方和平之局。⁽⁷⁰⁾

发言主旨在于代表江、鄂总督表明对外诚意，相应提出章程草案，希望在当天正式签署生效。领袖领事华德师代表各国回应，不过重申了6月21日大沽海军的联合声明⁽⁷¹⁾，即列强在中国北方用兵，仅针对义和团及反对他们进军北京救援本国同胞的人，绝无其他用意，并保证如长江一带平静无事，各国将不会采取军事举动。各国领事对中方提出的章程“驳论多端”，其中第五（兵船）、六（炮台）、七（制造局）款是本是刘、张注意所在，也最多引起外人非议。⁽⁷²⁾各国均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协议，当天会议没有形成正式结果，所以也不存在“签订”一说。

第二天（6月27日）各国领事决意做一共同声明，由领袖领事照会上海道，文录下：

昨日叙晤，承阁下盛大臣布达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诚意实力在各省内保护地方安静及保民命、财产，倘有匪徒滋扰或变乱受损之处，愿力为担承各节，各领事闻命之下，不胜欣慰之至，嘱为转道谢悃。某等兹欲陈明使两位制台得知，前在大沽时各西国合兵提督曾出告示，谓此次洋兵实为专攻团匪，及阻挠救脱在京及他处遇险之西人而已。并欲申明，倘两位制台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之权利，我各国之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扬子江一带进兵，不独一国不如此做，合力亦不如此做。⁽⁷³⁾

该声明实际上是将昨日会议答言书面化，并未对中方所拟章程做直接回应。六月初二日（6月28日），余、盛会晤华德师，催问章程可否得到各国赞同，后者表示“宗旨均合，条目须酌”⁽⁷⁴⁾，不肯给出确切答复。至此，“互保”交涉第一回合结束。此后，江、鄂两督一面将章程内容知照各国政府，希望尽快获得批准，一面指令上海道余联沅直接照会各领事，以便在上海完成签约。

附带提及的是，当时清廷“招拳御侮”谕旨已传到上海，继而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戕消息也得到证实，群情震动，交涉转入窘境。对余联沅而言，诏旨突如其来，依违两难，在领事团疑信参半、步步紧逼下，“此中操纵，实费踌躇”。⁽⁷⁵⁾他多次嘱咐总管电报局的盛宣怀，“总祈将此旨始终不发，即外人传闻，亦是疑似之间，不足以为据也”“电旨能否请各处不发，多搁几日方好”。⁽⁷⁶⁾同时，分电各总督请示：“适见宣战各明旨，与所议保护章程诸多窒碍，如钧意坚定，仍可办理。即请切实电示，备各领事诘问时出示，以坚其信。”⁽⁷⁷⁾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互通声气，达成默契，一面将谕旨秘而不宣，一面对外保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⁷⁸⁾。南方督抚试图稳住各国、将“东南互保”局面以法定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客观上随着时局演变，交涉进程已更趋复杂化了。

（三）换文交涉始末

此后数日内，就如何回复领事团六月初一日（6月27日）照会，余联沅、盛宣怀之间往复函商。两人目标一致，都在说服各国领事尽快签约，而行事方法则稍有区别。余计划再约领事聚议，讨论章程条目，争取在会上达共识。其初五日（7月1日）致盛宣怀函谓：

据鄙见，此事总宜请各领事会议，方可使彼无猜，万不可有一毫令之怀疑［如一国有意见，则事不成矣］，致误全局。如我公以为然，即乞示复，以便敝处致函领袖领事，定时会议，届时再请鼎力维持，俾无陨越，是为至叩。现仍拟十点钟先谒，恭求指授一切也。……如与一国有商议之事，派员往商，方不着痕迹。如沅与我公往，则人皆耳目之矣。英、美两国虽已定往，可否改订？尤为感祷。尊处如不便，速示知，敝处改往可也。⁽⁷⁹⁾

作为直接负责外交的官员，余联沅持公事公办原则，主张定时“请各领事会议”，避免因私议授人口实，引起外交麻烦。盛宣怀安排分别拜会各国领事，他也不表赞同，坚持“愚意总应会议，以示无私，若排拜几处，岂不惹别国见怪？”⁽⁸⁰⁾

相对而言，盛宣怀则少了许多顾忌，反而有意识利用身份便利，调用各种关系，有时甚至撇开余联沅单独行动。六月初五日当天，他先后走访英、美、日三国领事，解释一系列突发事故，并出示总督来电，作为“仍照原议办理”的证据。⁽⁸¹⁾在当时情况下，就保护章程的条款一一征求承认已经十分困难，盛宣怀转而动员各领事向本国申请授权，以换文确立“互保”原则；同时，已预拟致领事照会稿，请求刘坤一、张之洞“速电余道赶办照会，并请会电各驻使，愈速愈好”。⁽⁸²⁾

江、鄂两处交换意见后，回复赞同，“即照所拟速办照会”⁽⁸³⁾。刘坤一并将盛宣怀所拟照会酌改数字，传达余联沅。⁽⁸⁴⁾六月初六日（7月2日），余联沅正式向领袖领事华德师照会如下：

六月二十七日来函敬悉，当即电达刘、张两督宪。兹奉两江总督刘复电如下：无论北事如何，总当与香帅一力担承，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本官昨已将此项答复电文通知贵总领事。今复得刘督宪来电：领袖领事华德师来函已阅。前议尚未声明将来如何之处，诚恐北方军务愈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行声明：无论以后如何，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如各国政府允仍照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两总督亦允能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各国在各省之人民财产。特此奉达，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赐复为祷。以便照禀。若是刘、张二督宪亦将知会其他诸省督抚，于所辖府州县按此约定，一律照行。

这份照会大致是基于盛宣怀拟稿而形成的，它作为领事团本月初一日（6月27日）来照的复文，是标志“东南互保”交涉由约款谈判向“换文”⁽⁸⁵⁾转变的重要文件。但在此前一天，即初五日（7月1日），余联沅曾发出过另一件照会，且盛宣怀并未知情。其文录下：

两江总督刘、湖广总督张力任保护上海及长江内地，一意保全中外商民人命财产。兹奉两督宪之命，本官特拟保护章程九款，相应译成外文，呈交贵总领事，并请转知各国领事，恳赐俯允。又贵总领事前日照会：“倘两位制台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之权利，我各国之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进兵，不独一国不如此做，合力亦不如此做。”本官已谨呈刘、张两督宪及江苏于抚台。兹奉两江总督刘复电：“此间并未奉有宣战谕旨，无论北事如何，总当与香帅一力担承，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特此奉达，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为祷。⁽⁸⁶⁾

此文件在过去研究中一直未被提及。前后两件照会，究竟关系如何？查初五日余联沅曾致函盛宣怀云：“顷奉环示祗悉，荩筹周密，钦佩莫名。并呈代拟照会稿，至为妥善。惟辰刻已嘱福茂生至各领处探询，归来即商拟一照会送去，大致与尊指相同，但不及我公之前后周到，歉仄之至。刻因前所陈拟稿尚未就绪，先嘱福茂生至尊处陈明一切，随后即诣求诲也。”⁽⁸⁷⁾“福茂生”，即福开森，余联沅碍于身份，不便在外交上随意活动，便委托福开森居间联络，探询各领事意向。当天照会提及“保护章程九款”，仍意在催复，希望完成签署程序。此照会发出后，余联沅才得知盛宣怀所拟照会，对以“换文”结束交涉的计划有所了解，故有以上这番解释。次日（7月2日），余联沅即奉到刘坤一电谕，遂按照盛意再度缮发照会，其中不再言及章程，也回避了签约的说法，目的已经退而求其次。

美国总领事古纳最早表现出配合的姿态，倾向于立即换文，唯提出一个要求，即东南各省出示晓谕，“不论有何上谕，应照前定之议，饬令安谧”⁽⁸⁸⁾。余、盛亦迅速达成共识，禀明总督饬行，“照此先出示晓谕”⁽⁸⁹⁾。

此外，领袖领事华德师向刘坤一提出：“请拣定一员，操全权代表贵大宪与领事公会商办机务，以归简捷。”⁽⁹⁰⁾这样就发生了中国代表全权身份的问题。国际法规定，缔约主体为国家，外交代表须由国家元首或中央政府授给全权资格（full powers），签字才具有相应的效力。⁽⁹¹⁾余联沅等人仅奉有地方长官的行政指令，未经中央外交授权，并不具有国际法上全权身份。盛宣怀因此提议：

各国现以长江苏、浙一带之事，专责总领事办理，请两帅会电公派余道以全权，与各领事会商办事，宣承命无不竭力相助。但两国交涉必凭一人为主，已与余道议定，凡公事均归余道列名。……兹事重大，乞两帅另给印文与余道及宣，以示各国为信。⁽⁹²⁾

李国祁曾指出：“江、鄂两督仅为地方首长，所倡导的互保办法仅是一时的权宜，并非中国政府的意旨，其本身已有违法的嫌疑，何能再授予盛宣怀、余联沅的全权？”⁽⁹³⁾就刘、张的初衷而言，“派余道随时与领事会商，作为江、鄂公派，并请盛京卿相助，作为江、鄂公请，均托以全权”⁽⁹⁴⁾。而从实际处置来看，发给余、盛印文避开了“全权”字样，改用“即与本大臣本部堂面商无异”⁽⁹⁵⁾。究其心理，实担心日后见责于朝廷，故采取此权宜之计，如刘坤一所言：“外间派全权似未妥，既云与面商无异，亦即全权不过换去字面耳，且看各领意何如。”⁽⁹⁶⁾

至六月十一日（7月7日），上海领事团仍未予照复。当天盛宣怀由南京办事归来，因僵局感到束手的余联沅去函谓：“闻我公归，亟欲趋谒。兹奉手示，须密查案据，谨当遵候驺临，恭聆大教。领事复文未来，因德领未遽允，赖公大力转圜，叩祷。”⁽⁹⁷⁾在余、盛“今日必要复文”的一再坚持下，当日下午领事团召集会议，达成妥协。会后，领袖领事华德师照会余联沅：

本领袖领事承各国领事之嘱，答收贵道西历七月初二日来文，相应照复贵道，请将本领袖领事西历六月二十七日函致贵道，即视为答复七月初二日来函之文。理合照复。⁽⁹⁸⁾

这不过重申前次照会之意，但在形式上算是对换文交涉做了一个收束。中方原来希望订约的目的没有达到，“东南互保”在事实上却已然形成了。

（四）余声：英军登陆上海

围绕“东南互保”的中外交涉终以换文告一段落。不过，以上海领事为代表的英国势力始终未放弃军事冒险计划。接受中方提出的保护章程，在英国领事霍必澜看来是自缚手脚、缺少主动性的表现，这一态度也影响到英国政府的决策。伦敦外交部对于章程的批复，坚持“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⁹⁹⁾。这样的外交遁词，意味着英国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保留了将来自由行动的余地，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

“互保”发起之际，东南地方当局应外国要求，已多次出示，晓谕安民。⁽¹⁰⁰⁾迨交涉有初步成议后，为落实“前议各条租界外内地应办之事”，上海本地又采取添设巡局、拨勇驻防、约束游民、保护教堂等多项措施，“加意查缉布置，不嫌严密，总期无稍疏虞”⁽¹⁰¹⁾。为抵制英舰进入长江，余联沅也不得不再次引福开森为助，他曾致函盛宣怀说：“回署后即商之福茂生，据云各国兵舰，现来不多，惟英先后到沪者四艘。与各领事约定，不入江甚好，否则先行知照，似属可行。祈台端再与福茂生言之为叩。”⁽¹⁰²⁾

但是，霍必澜始终坚持英国军舰应该随时保护口岸，而且在上海租界驻扎“一支强大的部队”是必需的。至六月中旬，他向本国政府呼吁派兵的“强烈建议”，已经具体到登陆的兵种和数量。⁽¹⁰³⁾七月初一日（7月26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由津抵沪，为英军登陆上海做实地考察。随后，他以“巡江”为名，赴南京面见刘坤一。余联沅奉命“婉切商阻”，也深感到棘手，只能与盛宣怀商量：“明阻似不相宜。究应如何办理？”⁽¹⁰⁴⁾后者当时得到消息：“据（英领事）云，西摩提督如到长江，亦不过看视口岸，断无别意，且必欲到南京谒晤岘帅。”⁽¹⁰⁵⁾实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西摩尔最终成行。而当时处在内外交困境地的刘坤一，也未抵挡住英人软硬兼施的攻势，不得不有所让步。⁽¹⁰⁶⁾七月十一日（8月5日），英国在香港的一个步兵旅团第一批两千两百人部队起程，六天后抵达吴淞港，后续八百人也已蓄势待发。⁽¹⁰⁷⁾

英国军队即将登陆的消息一经散布，立即在上海当地引起恐慌。本地华人商会集体连续呈递禀帖，请阻止英兵，但无人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领袖不收，推工部局，余道照会领袖亦不理”⁽¹⁰⁸⁾。七月十三日，余联沅试图与英国领事馆交涉，亦遭冷遇，他抱怨道：

今日上午饬翻译至英署晤梅而思，询之佯为不知。……西摩派兵保护租界，原不要紧，惟恐一来，人心又不免惊惶。今日翻译亦与妥商办法，而梅而思先竟推为不知，继则一味枝梧，令人不解。⁽¹⁰⁹⁾至十六日（8月10日），余联沅约西摩尔当面会晤，但后者回信“今日有事不见，约明日三点会”；次日，前赴英领馆之前，他已得知英军抵岸的消息，意识到“派兵为已成之局，无可挽回”⁽¹¹⁰⁾。在会谈之时，西摩尔面交措辞强硬的节略，声称“二千港兵已行，难改，余不续调”⁽¹¹¹⁾。至此，上海方面对阻止英军感到无能为力，登陆已是大势所趋，唯一可争取的不过是限制登陆军队的活动，“应照上海约款不出租界之外”⁽¹¹²⁾。换用盛宣怀的话说：“一不可添拨，二不可滋事，至尽其在我者，土匪不可蠢动，熬到北方事定，便释干系。”⁽¹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