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晚清时代有一些身份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而对于历史实际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等人物”。(81)既有研究对他们往往不够重视，陶森甲即为其中显著的一例。他是旧式教育出身，经历过新学熏染、洋务历练，作为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吏的亲信幕僚，与日本政府、民间两层势力皆有渊源，庚子事变期间代表官方办理“东南互保”交涉，又深刻介入维新群体及东亚同文会策动南方督抚的运动，甚至受到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驱使，不断为其提供情报。大约庚子事变后一年，驻日公使蔡钧因与思想激进的留日学生关系不谐，拟议防范“流毒”而减少留学人数的办法，其致国内的密电据说被陶森甲泄露给日本人，由此引起一场风波。事后，蔡钧在某私函中吐露：
惟钧前以游学各弊，密陈于我宫太保中堂及外务部与南北洋各处，固知阻止游学深犯日人之忌，不然钧当自上封章，所以密陈外务部及南北洋时，即请其秘而秘，以昭慎重。讵此竟为南洋陶道所闻，到处宣泄，幸尚未知其详。致沪、宁各领事，即据以禀报该政府，以为阻止游学皆钧意也，而各报亦乱肆訾议。……中国内而外务部、军机处，外而督抚、各署，凡有密事，外人无不了如指掌，盖其中受贿而密递消息者，固大有人在也。(82)
函内所谓“密递消息者”，即指陶森甲而言。泄露本国情报，陶森甲或难辞其咎，而是否出于“受贿”，则仍须待确据证实。(83)如就思想倾向而言，陶本人有着强烈的革新意识，欲有所作为，其在政府内外不断换位，并利用日本力量促成目标，但不自觉又被反利用。当时他在主观上并无明晰的民族国家观念，而造成的客观结果，在今人眼中不仅见其“诡秘”，也多可议之处。实际上，陶森甲的所作所为难以跳脱特定时期中、日两国所处的历史位置，新旧之分掩盖了中外之别，因此也就烙上强烈的时代性印记，体现出深刻的“双面”性质。有学者推论，陶森甲因为外洋经验，眼界大开，由此破除了士人忠君的传统观念，或在清末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多方进行了政治投机。(84)要准确评估这些“政治投机”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目前可能尚未有充足的史料帮助我们下一定论。但是，如果想要对当时中日关系的多个层次，或更广义而言，对晚清时代的士风政情有更加深切的体认，那么贴近观察类似陶森甲这样的中等人物，或仍是一有效且无法轻易绕开的途径。
(1)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
(2) 陈玉堂主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088页。
(3)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00页。
(4) 壬寅（1902）秋，陶森甲五十岁生日，陈三立作《榘林五十生日赋赠六首》，其一有句云：“初忆逢君蜕宅边，琼琚玉佩接华筵。江南再见垂垂老，各抚头颅五十年。”见《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0页。据此推算，则陶生年为1853（咸丰三年）。陈三立生于1853年，“各抚头颅五十年”句若为实写，则两人应为同年所生。参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故宫出版社，2012，第314页。按清人官龄一般有改小嫌疑。未得确证前，姑存两说。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辑，中华书局，1995，第243页。
(6) 张德彝与陶森甲同在驻德使馆任随员，《五述奇》中记载了不少陶的事情，除使馆业务外，还包括他们与旅德之日本、印度、暹罗等国人士交往，成立“东亚洲会”事。光绪十五年九月初四日条记：“井上哲次郎前日回柏林，乃于今日未正请陶榘林、姚子樑、桂竹君、潘兰史及余，及暹罗人袁森、印度人杜鲁瓦、那萨尔、日本人日高真实、千鹤鹤太郎同午酌于其寓所，称为东亚洲会，盖通席皆我亚洲人也。”参见张德彝：《五述奇》下册，岳麓书社，2016，第339页。
(7) 《陶森甲历练才优恳恩录用片》，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第1203页。
(8) 《复荣仲华》，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039页。“石帅”，陕甘总督杨昌濬，字石泉；“滋帅”，陕西巡抚鹿传霖，字滋轩。
(9)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539—540页。
(10) 《遵保使才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042—1043页。
(11) 此句名言最为人所熟知，在多个版本的记载中也有多种变体。目前可查实出于当事人的直接材料只有一条，即戊戌八月刘坤一致总理衙门电，词曰：“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并查照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两次谕旨，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谨披沥具陈，伏乞圣明俯赐采纳。请代奏。”《寄总署》，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415页。
(12) 胡思敬《国闻备乘》记：“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参见《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58页。
(13) 《陶森甲历练才优恳恩录用片》，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03页。
(14) 今见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致盛宣怀函，文曰：“敬禀者：职道沪滨展谒，莫拜崇光，江上从公，忽蒙下奖，宠如春至，愧与悚俱。恭维宫保，威重华夷，德隆师保，体国经野，纵横九万里，名区□运，承乾挺特，五百年盛业，中外交推公望，海山同颂洪谟，翘首行牙，殷心颂悃。职道问途学步，初□铜符，饮水盟心，晢游铁瓮，虽分阴之是惜，亦长日之虚过，喜近□幪翔轩鼓。家丁汤铭遵示录用，合并禀闻。谨肃芜牍，恭叩钧安。职道森甲谨禀。”信奉署名“署理常镇通海道二品衔存记江苏尽先补用道陶森甲”。《陶森甲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81341-1。
(15) 陶森甲：《近世陆军》，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1902）铅印本。《日本学校章程汇编》（“政学丛书”第1集第9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1902）铅印本。
(16)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美］马里乌斯·约翰逊（Marius B．Jansen）：《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98—403页。
(17) 有谓陶森甲在日本期间曾“发起”或“加入”兴亚会。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各家小传说明》，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4121页；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第104頁。然均未见确证。
(18) 《王仁乾致汪康年函》三（戊［戌］二月廿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8页。按王仁乾，号惕斋，浙江慈溪人，1839年东渡日本，1877年在东京开班经营汉文书籍、文具、药材等之“凌云阁”，1910年归国。王氏家族同期赴日并长期居住者还有王治本（字桼园）、王藩清、王汝修三人，皆为王仁乾之族兄弟。关于其人其事，可参考王勤谟编：《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王惕斋》，宁波出版社，2011。
(19) 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载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90—402页。
(20) 福岛安正，1874年入陆军省，1878年投入山县有朋门下，作为陆军最大实力人物的涉外情报秘书，前后服役长达四十年，获大将衔，封男爵，号为“日本情报战之父”。1879年初次赴华，先后整理编纂《邻国兵备略》《清国兵制类集》。1892年为侦查俄国国情，完成单骑横越西伯利亚的“壮举”。义和团战争爆发后，出任日本派遣军司令官，战后主编了《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这一规模庞大的战史资料集。参看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國家》，汲古書院，1987，第215—220頁。
(21)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原書房，1968，第273—275頁。
(22) 《创办练将学堂片》，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24页。按练将学堂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裁撤。据陈庆年日记：“阅江督辕抄，本月初七日总理两江营务处陶禀，知今日撤练将学堂，学生各回本营。客岁日本大操，陶榘林观察往观，知其得力全在士官学堂，因禀江督刘岘帅设此学堂，以教将领。此次大学士刚毅以钦差大臣巡视江南，搜括经费，故奏裁此堂。”参看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29页。
(23)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册，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五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
(24) 关于近卫笃麿的中国之行，说详拙文《近卫笃麿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5)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497頁。
(26)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162頁。
(27) 此行赴日观操代表团以陶森甲为首，成员包括黄呈祥、李立元、朱滋泽、程恩培、杨金龙、杜俞、孙道仁、罗正钧、丁鄂。近卫日记有相关记载，11月19日记：“午后一时，赴安田善次郎别庄之园游会，余为主人，招待为观看大演习之清国人，本邦出席人达百人，诚盛会也。……午后七时半，应陶森甲之邀，赴帝国饭店，来宾有内阁成员、外交官、参谋本部人员及其他数十人。晚餐极隆重，十时半散席。”21日续记：“面会陶森甲。……拜托陶森甲向刘总督传话，并转交同文会起草之清国变法事宜案。”参看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4巻，第318、319頁。
(28) 辛丑（1901）冬陈三立赠诗有“行人觇国过长门，归客题诗认旧村”句。参见陈三立：《陶榘林、杜云秋、罗顺循由日本阅操还，适易实甫亦归自西安》，陈三立著，潘益民、李开军辑注《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57页。
(29) 参看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第302—315页。
(30)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485頁；第3巻，第62、222、309頁。
(31) 原函封套署“二品衔军机处存记、江苏尽先补用道陶森甲”，内文作：“公爵近卫笃麿阁下：敬启者。小儿惺孝偕同周家纯、魏肇文、蒋隆权、唐书琦等自备资斧，游学贵邦，意在先入成城学校，俟熟通东语，察看体质，再入别项学校。务求阁下遇事关垂，俾该学生各遂向学之愿，异日造就成才，深感厚赐矣。肃此奉托。敬请台安。陶森甲顿首。中历十月初一日。”《（七十四）陶森甲》（1902年12月6日），李廷江編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原書房，2004，第285—286頁。
(32) 《王仁乾致汪康年函》五（己［亥］廿七收），《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2页。
(33) 熊月之、袁燮铭：《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3—234页。
(34) 《复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7页。
(35) ［日］井手素行（三郎）：《庚子日乘》，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东京大学法学部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藏。
(36) 盛宣怀率先发电提议“东南互保”后，张之洞在复电中同意“请即刻飞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又表示“杏翁思虑周密，敢恳杏翁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尤感。但恐各领事必须敝处派员，拟即派陶道森甲迅速赴沪与议，惟请告上海道及盛京堂先与速议，不必候陶。”《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9页。
(37) 《陶榘林森甲沈霭苍瑜庆两观察致南京武昌两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总第854页。
(38) 《刘岘帅覆陶道森甲沈道瑜庆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5页。
(39) 《陶森甲、沈瑜庆致张之洞、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06页。
(40) “星使京堂大人台鉴：顷炙台教，快慰莫名。保护上海租界及长江章程，各国领事接奉该外部回电照准，森甲拟可回鄂销差，此间商办事件重在两江，而鄂次之，得星使与香翁主持，无不允协者，拟有请示电语，求用密电速发为感。手此奉恳。祗颂钧绥。陶森甲谨上。”《陶森甲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57595。
(41)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1页。
(42) 《致上海陶道台森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73。
(43)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参照《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湖南、湖北兵ノ北上並張總督本邦ヨリ武器購入希望ニ關スル談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251—252頁。
(44)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4、105、112页。“白岩”，白岩龙平，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实业家，东亚同文会会员。1896年在沪创设大东新利洋行，开辟内河航运，后改组为大东汽船株式会社。日本学者中村义认为，陶森甲购军火系为唐才常自立军举兵之用。（参看氏著《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第107頁）其说不确。
(45) 井上日记7月22日：“白岩昨日收到陶森甲发来的电报，问五万磅无烟火药的价钱。”7月31日：“陶森甲昨日起准备在沪停留一周。他和白岩关系密切。”参见《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05、112页。
(46)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51页。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76页。
(48)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51页。按陶森甲本人似有意愿与福岛安正接洽。据井上雅二日记8月4日条：“陶森甲……称奉张之洞之命要会见福岛安正。”《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14页。
(49) 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5页。
(50) 《号外報告第六十九号附錄·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原書房，1975，第85頁。
(51) 有学者注意到，义和团事变时期东亚同文会对华政策以“联邦保全策”为主旨，但落实在实践层面，则呈现出极为驳杂的成色。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82—109页。
(52) 《上海通信·長江一帶の形勢（七月五日）》，《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32—233頁。
(53) 《秘在上海田锅干事通信（七月十三）》，《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46頁。罗治霖，前江苏留日学生监督。
(54)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580—581页。
(55)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第96—97页。
(5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861页。
(57) 详拙文《“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收入本书。
(58)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14页。
(59)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1页。
(60)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271页
(61) 罗振玉：《集蓼编》，收入黄爱梅编《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4页。
(62)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4页。参照《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
(63)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016页。
(64) 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第107頁。
(65) 又，1903年苏报案发生，陶森甲亦曾利用其身份“周旋”于官方和革命党之间。据吴稚晖记：“其时之候补道陶森甲、俞明夷（震）、蒯光典等皆与蔡孑民素识，故其子弟赴日本，皆至爱国学社来周旋。至是时，魏（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陶森甲赴日，尽劝其子弟回国。陶森甲等亦常至社，劝蔡孑民注意言论，稍温和，免为北方当局所惧，我等皆漫应之。”见吴稚晖：《上海苏报案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01页。
(66) 《日本总领事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子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7页。
(67)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時局ニ對スル劉總督意見情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39頁。蔡钧，字和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上海道，二十五年因故开缺。时居上海，为两江督署代办洋务事，与小田切熟识，后出任驻日公使。翁同龢评价他：“历办洋务，有能名，亦有小人之目。”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条，中华书局，1998，第2849页。
(68)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22頁。
(69)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7页。
(70)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12页。
(71) 《寄李中堂张制军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84页。“罗使”，驻英公使罗丰禄。
(72) 《与客论英国水师提督南来事》，《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73) 《寄苏浙宁皖鄂赣各督抚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总第909页。
(74) ［英］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12》，刘存宽、张俊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82页。
(75)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領事會ノ遣艦請求決議並我遣艦禀請事情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791—792頁。
(76) 除小田切以外，当时其他在沪日本人也可能向陶森甲施加类似影响，井上雅二1900年7月31日记：“白岩（龙平）忠告陶，若本日拜会李中堂，应与其商议这样一事：列国若悍然进兵长江，刘、张将拼死拒之，因此要特别注意。应将此电告各国。陶表示同意后去了。总之，原仰仗三总督维持秩序稳定一事，由于英国的行动，几乎归于不可能。”《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12页。
(77)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英兵上海上陸ニ関スル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851—853頁。
(78)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14页。
(79)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80—81页。
(80) 《報告第八十六號·我海軍陸戦隊の厦門上陸に対する南清官民の感情》，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国秘錄》，原書房，1975，第93頁。
(81) “中等人物”系笔者撰拟的一个概念，取其地位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其作用于历史的机缘，则与其个性、际遇、人脉网络、时代背景诸多因素相关联。借用近人徐铸成的话：“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不是总督、总长、总理一类的显赫角色，却都惯于出卖风云雷雨，在近代史的不少关键‘回目’中，他们都在幕后插手，甚至排演、操纵。”（徐铸成：《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172页）这一类不大不小的人物之于清末民初历史的影响力及意义，实有待史学界的重新评估。举例来说，如笔者曾做过个案研究的钱恂、陶森甲、赵凤昌、周善培、刘鹗（其在文学史上无疑为“大家”，移诸政治史语境则是另一种境况）诸人，又如清末几任上海道台余联沅、蔡钧、蔡乃煌以及姚锡光、沈敦和等人，此处不能尽举。关于“中等人物”概念的解说及具体论证，详另文。
(82) 《蔡钧札（四）》（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第371—372页。
(83) 据近卫笃麿日记1902年3月28日条：“午后三时出门，赴清公使馆，……今日新闻报披露蔡公使密书，蔡公使为之频频辩解，自表对于来日之留学生绝无阻止之意，此密书为刻意中伤而作，有言与陶森甲竞争公使地位事，喋喋不自休。”参见《近衛篤麿日記》第5巻，第66頁。则此事件背后尚有蔡、陶人事竞争的因素影响。
(84) 按本文完成初稿后，于网络上见有陈晓平先生（网名“学海无涯”）的文章《清末民初多面人陶森甲》，该文思路与笔者多有接近，指出“陶森甲在晚清似乎是个小人物，但知名度不高并不等于就不重要，种种迹象表明，此人自庚子年起参与了不同派系的密谋”，对体现于陶氏“多面性”有实证性的考察，颇资参考。出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039677/，最后浏览日期：2011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