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春与罗汉党关系的几点辨正
现有著述论及“嘉定人民武装起义”，一般表述为两次：第一次为七月十三日（8月17日）占领嘉定县城，毁坏县署，释放被监犯人；第二次为八月初三日（9月5日）二度占领县城，发布“义兴公司”告示，成立革命政权。第一次行动由罗汉党人发起，所解救者亦为罗汉党人。有论者谓，罗汉党事先“同青浦周立春等商议，准备冲入县城，直接将徐耀等人救出”(33)。也有研究认为，此次行动系“周立春与上海县城内的小刀会建立了联系”后的主动出击，“他联络嘉定的罗汉党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攻入嘉定县城，救出罗汉党首领徐耀等人”(34)，“周立春参加天地会之后，于1853年8月联络嘉定的罗汉党发动了武装起义，攻入嘉定县城，救出罗汉党首领徐耀后，马上撤离”(35)。
按罗汉党是以嘉定南翔为基地的会党，于咸丰三年（1853）夏间由陈木金、徐耀等人创立于南翔仙师庙（又名仙水庙）。该庙住持胜传被俘后曾供：“上年（咸丰三年）六月，有素识南翔人徐耀等二百余人到庙，同僧人结拜兄弟，共二十余桌，僧在第十桌作主，盟帖上第八名，叫罗汉党。”(36)其党约有五百人，按佛教“五百阿罗汉”之说得名，“散处彭安庙、陈典、真如地方，横行南翔镇上，械斗劫人，不一而足”。(37)当年陈木金、徐耀分别因盗劫举人王鑅家和南翔大德寺住持贯之，被官拘捕，囚于木笼，在县衙前示众。七月十三日（8月17日），罗汉党张昌寅、封洪等聚集乡民千余人，持械拥入嘉定县城，一举救出陈、徐等人，又释放监犯，抢毁县衙，知县冯翰逃遁不返。据后来署理知县的郑扬旌报告：
窃照嘉定县前有贼匪陈木金，纠约五六百人创立罗汉会名目，到处抢劫，经事主举人王鑅禀控有案。冯令拿获，供认不讳，并起有原赃，与僧贯之案内抢犯徐耀等一并收禁。该匪党纠约多人，于上年七月十三日进城劫狱，将陈木金劫回，复到县署搬抢银洋。(38)
徐耀的同案犯南翔人孙渭也趁此出狱，并参加了第二次嘉定起义，于嘉定城破后再度被捕，他在供词中承认：
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徐耀起意，纠约小的同朱裕、陈显、顾寅芳、甘渭，还有不识姓名二十余人，往抢大德寺僧人贯之之家伙什物。僧贯之报案，于三月初三日县差将小的并朱裕等获案，徐耀是初五日拿到的，俱装木笼。七月初三，有张昌寅纠人，把徐耀并小的六人在木笼内劫出。张昌寅复纠小的们多人劫狱，抢毁县署。(39)
七月十三日，知县冯翰出逃，逗留省城，“自是县无令尹者十余日”(40)。嘉定县城实际处在无政府状态。迟至七月二十七日（8月17日），镇洋县知事郑扬旌始被派兼理嘉定县事。其间，南翔罗汉党又两次进入嘉定县城，据郑扬旌报：“该匪等以官不回任，复于十四、十七等日，两次进城，愈肆抢掠。”(41)对于罗汉党作为，时人也留有详细的记载：
十三日，嘉定乡民与南翔罗汉会纠集千余人，手持器械入城，将监犯及木笼示众之犯尽皆劫去。县官逃避民间，署内银钱衣饰尽皆抢去，家伙什物尽皆毁坏，一无完具。
十四日，复又来六七百人，向典当要去钱六七十千文。
十七日，又来千余人，盘踞四门，竟有头目出面要饭食钱，并要州道宪安民告示。因此又给钱二百千文。捕厅出示，始行退去。(42)
上述三方面材料可以互相印证，其中都未有涉及周立春。考虑到周为八月初三日嘉定起事首犯，如果他与七月十三日劫狱案有一丝半毫关系，在官、在民皆不可能只字不提，故可推知“十三日嘉定县乡民聚众入城，拆署纵囚，十六七日又至，人数愈众，各持器械”(43)等情，实系罗汉党单独行动，周立春并未与闻。
有关罗汉党与周立春的结合，诸成琮《桑梓闻见录》记：“七月中，徐耀等自木笼中出，即归烈春，约有五百余人。杜文藻、孙万堂谋曰：我众已就，势不可散，嘉定无备，可袭而取，然后徐议所向。”(44)《黄渡续志》记：“耀既出狱，即至黄渡，约立春克日起事，立春尚犹豫不决，杜文藻、孙万堂等力持之，遂定。”(45)既有著述多据此展开，认为陈木金、徐耀等出狱后，立即附于青浦周立春势力，又经周氏周边幕僚策动，遂定计大举，罗汉党、周立春及闽、广籍小刀会众经过集会拜盟，祭旗举事，由此“将嘉定、青浦、上海等地的反清力量聚集在一起，为在嘉定举行起义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际步骤”(46)。然而，这样的叙事过于简单，并有失实。这里有必要详引兼署嘉定知县郑扬旌的一份禀报：
……该犯陈木金自知身犯重罪，即逃至南翔，口称此番打枪，必有大兵前来会拿，非鸠集多人帮助，断无生理。遂串通该处地棍王姓、孙姓等，四处纠合，约有一千余人之多。该犯陈木金复往上海，求闽、广人前来入会。即于七月二十四、五、六等日，在南翔庙，宰杀猪羊，祭旗宴饮，歃血为盟，名为“齐心酒”，亦称三刀会。各人头扎红巾，跪伏地下，不知口作何语，经数时之久才立起来。观者胆裂，闻者心惊。并闻前月十七日纷纷进城滋闹，该犯亦在其内，且口称抢掠大户，由嘉定到太仓，一路打枪，投奔江宁贼营而去等语。
现嘉邑大户纷纷迁移，甚有目击其事而不敢言者，恐其报复故也。土匪势焰一至此极。幸闽、广来者三十余人，查知卑职新任此地，颇有乡情，不肯入会，已于二十九日经南翔人雇轿送回上海。该犯见闽、广人去，复往青浦纠合匪类救援，已经允许，党羽更多。(47)
此处“该犯”指劫狱出逃的陈木金、徐耀等人，据郑禀大致可以分析以下几点：（1）罗汉党人等自知重罪难逃，故继续纠合人众，以图大举，这是他们铤而走险的行为。论者曾引其口称“抢掠大户，由嘉定到太仓，一路打枪，投奔江宁贼营而去”等语，用以证明嘉定起事与太平天国有所联系，实则此言出于八月十七日罗汉党人入嘉定县城抢掠之际，应属临时夸口、虚张声势而已。（2）陈木金等逃回南翔后，并未径赴青浦依附周立春，而是先与上海闽、广籍人联络，继而结盟拜会，立“三刀会”名目，周亦未参与其中。歃血为盟的地点“南翔庙”，即南翔仙水庙，为罗汉党诞生之所，原址位于今宝山区大场镇南大村骆家窑自然村，时属南翔真如厂官二十图，后或宝或嘉，隶属多变，罗汉党成立后，许多重大活动都在此庙进行。(48)当时下层群众利用偏僻庙宇进行秘密活动，是常见形态，如周立春在青浦的据点即为塘湾土地庙。“三刀会”是罗汉党与天地会结合后的一次易名，发生在南翔庙顺理成章。而周立春与会党素无渊源，即使退一步，假设周为三刀会成员，以其当时势力压过罗汉党，那么会盟地点也应该在青浦，不会远路迢迢跑到嘉定北部的仙水庙。(49)（3）据郑扬旌所述，由陈木金招来南翔的闽、广籍人三十余人，受当地官员压力，来而复返，于七月二十九日回上海，罗汉党因感势单力孤，才前往青浦求援。复按《漏网喁鱼集》，亦记罗汉党“退到大德寺，宰杀猪羊盟约，各备枪刀，即纠合青浦周立春同事”(50)。也就是说，罗汉党往青浦“约立春克日起事”发生在“求闽、广人前来入会”并改名“三刀会”之后，复经大力劝说，才得到周立春“允许”。
陈木金等连日在南翔仙水庙宰牲祭旗，跪拜念咒，动静太大，引起地方官的恐慌。郑扬旌当时认为“嘉定匪首，以陈木金为最著，亟须设法拿获，其余方可次第翦除”(51)，周立春尚不在其视野之内。八月初二日（9月4日）夜，郑扬旌亲带兵勇包围距县城南门外五里的陈木金家，将该人拿获，本拟解送苏州，因绅董“佥称该犯党羽甚众，途中恐有疏虞，请即就地正法”，遂将陈木金杀害。郑扬旌本以为先下手为强，胜券在握，孰料次日（9月5日）天明返回县署之际，由青浦黄渡出发的起义军已经冲进城门，“直至监狱，将犯尽行释放，复进内署，将家人杀毙二人”，郑扬旌本人亦被殴致重伤，经人抬救出署，方始保命。(52)
有论者认为，“还在陈木金被害前，周立春、王国初和徐耀等人就对起义作了周密布置”，又引《黄渡续志》中“立春先遣人至嘉定，以番银一枚啖西门城卒，诡称延医，令夜间不下键”等语，作为“周密布置”的证明。地方志的记载，有较随意的戏剧性成分，不宜遽信。实则八月初三日起事，具有相当的偶然性，陈木金之被捕杀，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郑扬旌事后探访得知：“该匪党倚恃人众，希图劫狱，迨闻知陈木金业已处斩，即拥至县署。”(53)
在进攻嘉定县城时，周立春队伍与罗汉党确曾协同作战，但彼此有明显界限。时人呼周立春为“贼党”，记其“以弟兄相呼，其称贼目为大哥，以红巾为号，惟徐耀等五百人则用白巾”(54)。攻嘉定之际，“立春在黄渡部署已定，惟徐耀一股首扎白布，其余沪匪王国初等、土匪李獐、项瑞、王进先、臧逸舟、任尚宾等其他乡愚数百人，皆首扎红巾，拨队前进”(55)。如果周立春等确已加入“三刀会”，那么这必然不是一个经过歃血为盟的统一会党应有的形态。又据罗汉党人胜传的后来供述：“八月初一［三］，又约一百余人到庙（仙师庙），商占嘉定城，不料青浦等处人先入城，徐耀及僧等后至。”(56)语气中不难看出双方暗中争先落下的芥蒂。起义军政权成立后，松江娄县人沈鲁斋一度在“嘉定账房”供事，此处系掌握军政机要之处，他后来向官府供称：“这嘉定县城是周立春托王国初把守的，账房内有杜润斋、金守坪、［金］其、杨先生、周松泉一同料理，各人都有一块大红绉纱为记。”(57)沈鲁斋同时还供出上述各人年貌籍贯，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周立春的部下。有研究者注意到嘉定城破后，地方政权基本为周立春势力控制，“徐耀等罗汉党人在嘉定革命政权中似都未任要职，这与罗汉党人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不甚相称”(58)，确为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