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未随西逃是不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
尽管中外调和的余地所剩无几，直至京师陷落前夕，荣禄、奕劻为与使馆“商谈停战”，仍有所合作。而孔先生将庆、荣关系做对立的理解，并强调慈禧亲庆而疏荣，其举证重要事实之一，即宫廷西逃之际，“慈禧的两名亲信荣禄与奕劻，各有不同的表现”。孔先生依据荣禄奏折中一“闻”字，推断“慈禧西逃之举，事先并未告知荣禄”“慈禧在此义和团运动的关键时刻，首先相信的是奕劻，而不是荣禄”；与之相对应的是，“奕劻在此危难时刻，与荣禄不同，始终与慈禧在一起”。（第37—38页）事实真的如此吗？
七月十六日（8月10日），慈禧已知北仓、杨村之败，拟定留京、随扈、署缺的五道上谕。谕旨原文今已不存，可见者只有朱笔圈出的四件留守、随扈人员名单，留守者为：
载滢、溥伟、载振、载润、载泽、溥侗、载沣、崇纲、溥静、凯泰。
载勋等城守仍留京。崇绮、刚毅（留京办事）、徐桐。(99)
名单中并无庆、荣；相反，徐、崇、刚倒皆在其列。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联军攻城之际，慈禧在西苑召见军机，三次会议城防，“咸相顾愕眙，无敢出一语”(100)。二十一日晨，联军入城，慈禧携光绪出逃。此行极其仓促，奕劻、荣禄最初皆未及同行。据军机章京继昌记载：
二十一日早，敌兵攻东华门，荣相策马带小队四十名，自御箭亭东向宁寿宫而来。时礼邸等将往见起，甫行至景运门，守门护军惊骇相告，疑敌已入禁内，荣相带勇败走，亟掩景运门及乾清门。逾刻探悉无事，荣相缓步至军机处云，进内觅澜公议事，东华门已派勇往御。少憩，同礼邸等再往宁寿宫，预备召见。未至，太监迎告云，驾已行矣。荣即由苍震门夹道赶赴，礼邸等回抵军机处，各匆匆散归。皇太后亦误闻敌兵入内，虽传不及召对，仓皇手挈大阿哥，皇上、皇后相从，澜公及太监一人随侍，步出神武门。仅有澜公及李莲英内侍车三辆，分而乘之。奔西直门而去。马玉崑扈驾，庆邸等遇于途间，随行。(101)
据慈禧的一位贴身宫女的回忆：
车进颐和园的东大门……匆匆传膳，大家不许分散，都在凉棚里站着吃。这时崔玉贵进来禀告，说端王爷来了，一会又禀告说庆王爷来了。老太后满脸怒容，说知道了，底下没说话。一会儿崔玉贵又来禀告说，肃王爷由德胜门骑马赶来了。老太后精神一振，说传他们进来。……肃王到来一定会带来洋人的消息，所以要赶紧传见他们。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王公大臣还是第一次。(102)
在慈禧决定西逃的那一刻，奕劻没有在她身边，与慈禧、光绪一起出宫的随从人员当中，也没有奕劻。他是事后得知，匆匆赶上的，即继昌所谓“遇于途间”。更准确地说，慈禧一路逃至颐和园，在那里稍作喘息之际，奕劻、载漪、善耆等人才匆忙赶到。据王文韶在怀来县所见，当时随慈禧出逃的人员非常有限：“此次嫔妃均未带出，太监亦不多，诸王贝勒随行亦少，其余一概未来。礼王、荣相、启秀未来，所随行者不过庆、端、那、肃四王，橚、伦二贝子，及公爷几位而已。堂官刚相、赵、英、王、溥兴五人，各部员司员共十三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103)
孔先生说：“义和团高潮期间，凡是支持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清廷要员，如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均同奕劻一样，选择与慈禧一同出逃。”（第38页）此说亦不确。官员出逃与否，并非决定于自主的“选择”，此其一；其二，前述十六日圈定留守名单，有载勋、崇绮、刚毅、徐桐，慈禧出逃后，徐桐、启秀等亦未随往；其三，当时随扈者并非都是“亲拳”的王公大臣，如王文韶在二十日被召见五次，慈禧点名“务须随扈同行”。据王文韶家书记：
二十日早，本宅喜雀胡同一带，炮声尤甚，炮子如雨下，忽传天安门及西长安门已经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我在内直宿未归，禁门已闭，不得出入。至二十一日早七下钟，我坐小轿进内，始知两宫已于黎明出城矣。(104)
王文韶没能在第一时间随扈，当他赶上慈禧一行时，已经是在怀来县了。荣禄的情况与之类似。他在保定上折写“闻我皇上恭奉皇太后圣驾西巡”，与王函所谓“始知两宫已于黎明出城”，基本同意。这主要是因为二十一日晨事起突然，“虽传不及召对”，荣禄第一时间未能扈从，并不意味对宫廷西逃计划一无所知，更无法说明“慈禧不信任荣禄”。
孔先生又说，“奕劻逃出京城后，并没有一直随同慈禧逃亡太原西安，而停留在京师附近”，这是慈禧为将来和谈布置的“另一招高棋”。（第38页）我们来看，和谈究竟是如何启动的。慈禧逃至怀来县后，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发出上谕：
荣禄、徐桐、崇绮均着留京办事。所有军务地方情形，随时奏报，以慰廑悉。其余应行随扈各员，速赴行在。钦此。(105)
这是她在流亡途中首次对外发出谕旨。然徐桐已于城破当日自缢，荣禄、崇绮一并出京，取道良乡、涿州，逃至保定，崇绮得知其留京家眷阖门自尽，不久自缢于莲池书院。三位留京大臣俱不在京，议和无从谈起。慈禧太后亦感“恐在京未能遽与开议”，又命李鸿章在沪“迅筹办法，或电各国外部，或商上海各总领事从中转圜”。(106)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最初布置和谈事宜，并没有特别提到奕劻。后奕劻被加派为全权大臣，实由外力使然。
当时李鸿章的“全权”资格未被外部承认。而联军入京、两宫西逃，重演了四十年前一幕，中外舆论多有从“庚申成案”引申，认为非有亲王留京，和议难成。七月二十四日（8月18日），盛宣怀即致电奕劻：“洋兵廿一入京，乘舆已先西幸，想必王爷留守，是否照庚申恭邸成案便宜行事，已与各使开议否？满汉诸臣尚有何人留京？傅相专候钧示，即行航海赴京商办。”(107)在北京，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亦告知大学士崑冈等：“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庆亲王久办交涉事件，各国大臣均与和睦。”(108)二十八日（8月22日），崑冈等据以入奏，请“迅即饬下庆亲王奕劻，并请简派一二亲信大臣，兼程回京，与各驻使速定大计，以便转危为安”(109)。按，奕劻扈驾途中因病请假，此刻尚滞留于怀来行馆。总署章京朴寿由京辗转前往怀来，禀见奕劻，始预定“约初十日可以进城”(110)。
八月初三日（8月27日），清廷据崑冈等折发出上谕：
着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该亲王谊属懿亲，与国同休戚，当此宗社安危所系，必自当力任其难，无所畏避。全权大臣李鸿章现亦有旨令其迅速来京，仍会同妥商办理。此旨着派载澜刻即驰付奕劻，并促其立时北上。关系如此之重，该亲王谅不致稍有迟逾也。(111)
奕劻回京中途迁延，稽费时日，背后实有隐情。其接奉谕旨时，已在由怀来往宣化的路上，回奏称“奴才于本月初三日，在宣化府途次，准辅国公载澜面交初三日谕旨一道，奴才跪读之下，遵即折回”(112)。可见本意是想继续西行，不得已才折回。奉旨后，奕劻并未立即动身，他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因连日雨水阻滞，又兼病体未痊，未克兼程前进”(113)。而就客观原因论，实际受到日、英与俄国在华竞争关系的影响，各国军队皆“欲将庆亲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此点可印证于日本陆军档案。(114)若论更深层原因，则奕劻本心实不情愿回京，唯“愿从皇太后、皇上行耳”(115)。前引谕旨中“自当立任其难，无所畏避”一语，已可见朝廷用势威压的意态。另据多种记载，慈禧为迫其就范，出以“取其子为质”“将庆邸眷属全行携去”(116)等手段。以上情节若属实，证明慈禧对奕劻不管如何宠信，总是有所猜防，并非完全“亲密无间”也。
尽管回到京师，但在李鸿章到来前，奕劻并无能力开启和谈。胡思敬谓：“当时能主持和局者，非鸿章莫属，遂命为全权大臣，与奕劻、荣禄同入京议款，许便宜行事。荣禄至，敌人不纳，奕劻虽亲臣，威望去鸿章远甚。”(117)叶昌炽亦记：“合肥未到，庆邸未能主持和议，往见各国使臣，美、日两国外，皆未得门而入。”(118)奕劻在八月十八日（9月11日）上折，流露出的是格于形势的一筹莫展：
伏查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李鸿章现尚在沪，虽经奴才电催，到京尚需时日。而各国使臣均以尚未奉到本国国家训条为词，意存叵测，难保无恫喝要挟各情事。当此时势忧危，大局糜烂，办事艰窘情状，自在圣明洞鉴之中。(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