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履祥洋行所保千万华股”之实相
张之洞是“会办”芦汉路的另一关键人物，他对“四商”观感又如何？奉旨后，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致王文韶电透露出其一二心意：
试想粤商四起，各称集股千万，岂华商具此大力耶？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吕庆麟粘有银行保单，其为银行招洋股无疑。刘鹗无银行作保，其为不正派之洋人招揽洋股无疑。朝廷欲令详加体察，似亦略见及此。……但不揭破粤商认股影射之弊，政府之误信莫解，办事之良策难进。自应电请督办军务处迅速饬令诸人即行赴鄂，由鄂赴津，公与弟会同考察，面询实在，股份是否悉属华商，如何承认分办，自能水落石出。揭破之后，再行会奏真实办法。(27)
归纳意见约有三点：一、不认为当时华商有能力集资千万巨股；二、明确反对集入洋股，并怀疑刘鹗有“招揽洋股”之嫌；三、主张在鄂、津分别“面询”集股诸商，“揭破”真相，而最终会奏仍由天津定夺。(28)
就张氏观念而论，对“商办”铁路存一种先入为主之偏见。他本人甚至说过“总之，华商不出于商学，其趋利也，近则明，远则暗；其谋事也，私则明，公则暗”(29)这样的话。有论者指出，张之洞在官办、商办之间的态度是“以两者互为补充，而在不同的情况下则又各有偏重，但多主张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30)。无论督办或合办，“官重商轻”的格局终难突破。前署理两江总督时招股筹修苏沪铁路，就对起而响应的华商予以压制，主张一切“概由官主持”(31)，甚至公开说出“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的话(32)，招商无果而终。今奉旨考察“四商”，又怀疑“岂有一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款”，批驳刘鹗等人为“纰缪”。(33)
刘鹗在津已遭冷遇，继被“饬令”南下，其境遇可想而知。据姚锡光日记五月十七日（6月27日）条，刘鹗在武昌与张之洞有过一番对话：
帅询以已经集股有着之款几何？云抟对以：“已集有一千万两。”帅谓：“现拟办之芦汉铁路非一千万所能济。”云抟谓：“现在请办者四人，每人集股一千万，则芦汉铁路之事济矣。”帅意复不以四人合办为然，因询以：“汝已集股一千万，尚能多集否？”云抟对以“铁路乃有利益之事，开办以后，股分必旺，不患无股分”云云。因将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保单呈上。帅云：“姑留阅，尔候定夺。”(34)
上述对话中，张之洞已流露出“不以四人合办为然”的意态，而刘鹗坚称集股有成，并拿出证据——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保单。张不能断然拒绝，于是向上海调查核实：“上海有履祥洋行存放知府刘鹗芦汉铁路股本银一千万两，声明无洋股在内。请详查是否属实？该洋行所操何业？是否殷实？行主何名？能签押出字据保认，乃可为凭。望速查复。”(35)数日后，上海道黄祖络禀复称：
遵派员详询履祥洋行主贝履德，据称：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守鹗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守在别埠有无招有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36)
张之洞据此得出结论——“该洋行并不殷实，即洋股已不可靠”。在“核准明文”或“银行借款”两者均未落实的情况下，刘鹗视同既成事实，分别向洋行和政府两边口头允诺，借用为揽办铁路的资本。其初衷或出于成事心切，结果却难逃“虚诞”的指控。(37)这种具有投机性质的行为，也为官场中人抨击“商办”平添了口实。事实上，在集股办路的多路神仙中，非仅刘鹗一人有“系洋股影射”的嫌疑，经多方查核，最后证明“四商”所言无一可落实，均属“海市蜃楼”。盛宣怀攻击说：“在沪时亦有洋商来言，外国银行允认股数千万，包办数十年，许华人挂名总办，饵以重贿，谅此辈皆入此迷途。”(38)刘鹗与外人有无此种交易，尚难证实，但其言论却明显流露对“招洋股”的警惕。在与姚锡光论及此事时，他有意识地区分道：
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洋债，不揽我铁路利权，一招洋股，则利权尽入彼掌握矣。(39)
刘鹗已然有分别“洋债”“洋股”的自觉，他的如意算盘是借洋债而托名为华股，但此种牵扯不清的关系，却为抱“先入之见”的张之洞等人所利用，进而引为排拒的理由。张之洞对王文韶表示说：“事既责成直、鄂，必当遵旨不令洋商入股，以绝无穷后患。关系太巨，万不敢稍有含糊。弟与盛道熟商，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华商无此大力，无此远识。”(40)“洋股”必须排斥，“华商”又不可信，如此便只有“归官”一途。还在刘鹗接受“核定”之前，张之洞已将“四商”划入另册——“似此影射支离，四家皆恐成画饼，似宜早日定议复奏，即奏派盛道招商承办，免延时日，或致旁生枝节”(41)。两处文中“盛道”，即盛宣怀，字杏荪，时为津海关道。张之洞拟联合王文韶，推荐盛氏督办芦汉路，实质为对“四商”方案直接否决。前述有说法，刘鹗南下败于“与盛氏龃龉”，真相究竟如何？探明此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当时张、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