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日本的渊源
在晚清时期，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日本在华丰富的政治人脉资源，以及中国官绅阶层对其普遍抱有的好感，显得颇不寻常，而这与甲午战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演变及其政府、民间双重势力在华的长期经营密不可分。(16)陶森甲的日本故事，即是在此时代潮音下的一曲变奏。
光绪二十四年（1898），陶森甲由两江选派“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由于史料缺失，真实情形已难得其详。(17)不过，东渡日本实地考察军事、教育，应为他与日人结交的最早渊源之一。陶森甲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言谈表现不俗，似颇得日人的好评。旅居东京的宁波商人王仁乾（1839—1911）见闻较广，在致汪康年（1860—1911）函中称：
前陶榘林观察来东，弟陪往访素有贤声、与朝议不合告退之大臣，又旧诸侯、上下议政院议员及文人。他们数十人公议设宴于墨江植半楼，酒诗唱和，尽欢而散，已在九点。他们云，战后来游历者，却不乏人，皆乃红尘中，喜谒执政当道。近惟陶某谈［淡］于势利，有乃祖之遗风，一到我国访问，拨冗枉顾我辈闲散懒人，胸中才智已胜常人。然目下执政为官者，亦吾辈之旧属也，加之隐官，各新闻馆皆钦敬之人，所以他们赞后，陶观察之名更震。近欲识荆者甚多，未晤为憾，皆言无缘，盼望陶重游东国者甚众，得陶书片纸只字者如同拱璧。乃日酒叙，兼邀李木斋星使（李盛铎），及邹、寿、李、杨四游历官亦来同赴席也。(18)
论者谈及甲午以后中日关系，多已注意到日本政府，尤其军方背景的参谋本部，特别重视两江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实力人物，并对之展开工作，大力推进有关军事改革的合作计划。(19)而在此过程中，也可见陶森甲居间连接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1852—1919）赴中国游历，相继访问南京、武汉等地。(20)此行意在试探中日军事合作、共同抵制俄国的可能性，近期目标则为促成东南督抚雇聘日本军事顾问、派遣陆军留学生等事。陶森甲与福岛安正算是旧识。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陶随同出使俄德奥荷兰大臣洪钧前赴欧洲，在柏林公使馆担任参赞时，福岛安正为日本驻德公使馆武官，两人于此结交。福岛安正到达南京后，刘坤一与之进行礼节性会晤，随后，即指派陶森甲为代表，就细节问题继续与之交换意见。三月初三日（4月12日），福岛前往陶官邸，与其单独会面。据福岛的记录，两人有如下一番笔谈：
陶：德人于山东恣意横行，痛恨在心，此处欲与北洋大臣协议，举南北洋之兵与之一战，将彼自胶州湾驱逐而出，至时贵国可设法援助否？
福岛：俄军还将继续占据日照否？
陶：彼现已撤离日照，还踞胶州，我终将与彼一战，此与胶州被占与否无关。英、俄、法、意等国意向将如何？
福岛：宣战之前，应声明其事，想必英将允商议，法必难袒德，意则弱小，唯一可虑者俄国而已。［余回避就此问题一一应答，展开一白纸，画出东亚略图。指点本年将完成之西伯利亚铁道，三四年将完成之东清铁道、旅顺铁道。］贵国最应注意者，实在此铁道也。俄国今虽屯精兵于旅大之间一万五千人，沿海地带三万人，但孤悬万里之外，彼口吐大言壮语，实则不过虚声恫吓而已，终不能灵活动作。彼震天动地之大活动，必将始于此铁道完成之日。届时俄以右手并吞东欧，左手席卷东亚沃野，印度西北之兵亦将备战矣。因巴尔干半岛诸国拥有强盛之陆军，攻略达达尼尔海峡殊非易事，近年来其方向已转向侵略东亚。故俄国不惜花费几亿万国帑，一意图谋铁路之速成，实为此也。贵国之难，实亦由此时始也。无论如何，胶州湾事件较之俄国南侵，小事件耳。今日要务，在于卧薪尝胆，练成强兵，备四五年后之需，以当彼国之侵略。德若据日照而不去，进而做南侵之计，尚可与战，既然已退回胶州，追而求战，殊非得计。切望勿因激于细故而贻误大事。余仅此愚见而已。
［陶遂不再言及胶州事件，进而追问在满洲练成强兵之法。］
福：余先期游历满洲，略知其情况一二。今日满洲已全无昔日刚健之风，士民柔弱，耽溺于鸦片，在其地练兵实为难事。且俄国注意于此，训练大兵徒激其怒，非为良谋。若于贵国大动脉之长江一带，即湖广、两江、四川，地肥人壮，乃最宜养兵之地。如练成六省精兵，一旦有事，可速赴东三省之急难。
陶：承领贵谕。今将以次第施行为要务。
福岛：凡军备之事，非止一端。知彼知己，乃用兵之本。且不论平时研究列强实力，预先为之规划，创办后勤、兵器、铁路、舟车、电线、兵站等交通运输之法，派遣游历者、学生以养成人才，发行新闻报纸以开发耳目，皆为要务。
陶：先行自江苏、江西、安徽各营中，选拔才学优秀者四十名，设练将学堂速成科，再由日本招聘将校为教习，是否有当？［余诺之。］
陶：本年如得暇，余将往西伯利亚视察，应如何取道，敢请教示。［余以略图示之。］(21)
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仍处在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余震中，会谈之初，陶森甲的话锋也多集中于此，但福岛安正却有意将话题转移至俄国。日本与俄国两股势力在朝鲜及满洲直接对抗，福岛指出正在兴修中的中东铁路为对华最大威胁，进而畅谈日、清军事合作之愿景，在练兵、游学等事上引起陶森甲诸多共鸣。福岛辞去后不久，刘坤一在江宁省城设立练将学堂，延聘洋员，教以马步、枪炮、工程、辎重、测量等学，“总司其事”者也正是陶森甲。(22)
相比官方层面，日本民间团体在长江流域触角更广，特别是东亚同文会领导层，无论与地方督抚还是维新派人士均有密切联系，在华支部成员更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中国不同政治派系的活动。1899年6月5日，陶森甲往见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宗方小太郎，后者有日记：
陶森甲榘林来访。陶，长沙人，现以道员掌江南洋营务处，为总督刘坤一所器重。谈话移时。(23)
同年10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来华游历，先后赴南京、武昌拜访刘坤一、张之洞两总督，与之建立起私人交情。(24)近卫重视与“南方有力者”的关系，正基于发展在华事业的现实考虑，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经营事业的方便，要不时与支那官吏打交道。”(25)其后，东亚同文会在南京的主要业务都是围绕创设同文书院而展开。陶森甲初次访日时，已与近卫笃麿结识，此际自然成为对日联络的合适人选。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成立，陶森甲作为刘坤一的“股肱干员”出席了开院典礼。(26)1901年下半年，陶代表两江再度赴日，参观陆军大操(27)，同年冬回国(28)。
近卫笃麿访华的另一直接成果，就是接纳清朝高官子弟赴日本留学。最为人知是张之洞长孙张厚琨，近卫本人不仅是他所在学校学习院的院长，也充当了他留学生活的监护人。一般印象中，这类受到日本人特别照拂的均属“高干子弟”(29)，实际也不尽然，如上海道余联沅（1845—1901）就将两个儿子余祖钧、余逵全数送到日本留学。(30)陶森甲虽非高官贵胄，但其子陶惺孝自费留学时，也利用了东亚同文会渠道，就入学、转学等事拜托近卫给予方便。(31)而据王仁乾在日本所见：“两省学生中，南京有陶榘林观察犹子，性质聪颖，颇能耐苦习学，是为翘楚之材。湖北生徒则推香帅文孙刚孙，年小知礼，尤复精明，学业甚勤。现在习学院即华族学校中，日友亦多称羡之。”(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