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官生涯

关于余联沅生平的介绍文字，散见于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以及近代人名工具书，但均失之过简。检清代官员《履历档》，存录光绪十九年、二十年两份引见单，对余联沅外放道员前的政治履历有完整的记录。⁽⁶⁾科举道路是当时士子趋之若鹜的一条正途，他这一路走得还算顺遂。同治元年（1862）中式举人，时仅十七岁。赴京会试不中，留京待试，四年（1865）报捐内阁中书，七年（1868）考取军机章京。光绪三年（1877）中式一甲第二名进士，也就是俗称的“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历任河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礼科、吏科给事中职，并充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顺天乡试同考官、会典馆纂修、巡视北城等差，两度京察一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外放福建盐法道之前，余联沅差不多当了三十年的京官，其中有近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台谏位置上度过的。

在那些岁月里，余联沅呈现给我们的形象，与后来那位干练的上海道员截然不同——恪循古道，视新如仇，不惮权势，议论风发，以“直言敢谏”特具批判的锋芒。⁽⁷⁾在19世纪80年代涌起的一波阻修铁路的谏潮中，他算得上站立潮头的一员骁将。他一面以完备自足的心态抱持传统，认为“中国自隆古以来，政教修明，府库充溢，无所为铁路也。我朝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远至迩安，亦无所为铁路也”；一面警惕外事、外物乘隙而入，列举铁路害舟车、害田野、害根本、害风俗、害财用之“五大害”，最后总结说：

总之，铁路利不在国，不在民，而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亦不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而仍在居心叵测之洋人。想其处心积虑，谋之于数十年之前者，兹竟如愿相偿而获之于一旦，乃犹有以自强之说进者，是洋人以利谄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也。盖李鸿章所与共谋者，不过沈保靖、周馥诸人，识见卑下，不知经邦致治之大猷。其余如马建忠、伍秩庸等，又皆惟利是视，通外洋以蠹中国，故该商等得以乘其隙而售其奸。⁽⁸⁾

当听说李鸿章代人进奉火轮车七辆，余联沅上书抨击，所持理由为“我皇上崇实黜华，久为臣民所钦仰，必不贵异物而贱用物”，并以道听途说渲染西洋机器之可怖——“外洋火轮车行走剽疾，电发飙驰，其中机器之蹶张，火焰之猛烈，非人力所能施，并有非人意所及料者。万一有震惊属车之虞，此又臣子之心所不忍出者也”。⁽⁹⁾按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¹⁰⁾。由以上言论，可见余联沅评议时务的重心全在“攘夷”，对实际操办洋务之人则尤其痛恨。⁽¹¹⁾

光绪二十年（1894）夏，朝鲜纷争初起，余联沅力主对外强硬，为“抵制日患”积极献策，以“治军首在得人”“用兵必先筹饷”“临阵贵求宿将”“制胜宜厚兵力”“御夷须防海口”五事为目前当务之急。⁽¹²⁾中日战事爆发后，一度声张以水师直攻日本为“批亢捣虚之计”，其奏言：

倭人以中国无能为也，全师而出，其国内之空虚不问可知。若果能以水师深入其阻，微论长崎、鹿儿岛沿海可据而有，即神户、东京亦无不震动而瓦解。即不然，我不必真取其各岛，而但以师船游弋其各海口，彼旅顺之兵将撤而回顾，威海之寇亦不战而自馁。……拟请旨饬下张之洞，与唐景崧密商妥筹，必须设法以水师直攻日本，或游弋其各岛。如实有出力将弁，奋勇前往，准其破格请奖。此计若成，捣彼空国直如摧枯拉朽，即不能全师致胜，使彼有内顾之忧，而我得抽薪之计。⁽¹³⁾

今有论者谓，“遥度而非近察日本”的态度，使甲午战前“人云亦云”“随意发想”的日本评说二十年徘徊不前，停留于盲人摸象的层面。⁽¹⁴⁾余联沅之言说即为当日诸多“攻日论”的一类典型，虚张战议，实底气不足。他尝举袭击东京为上策，捍卫朝鲜为中策，侥幸一战为下策，“就目前而论，上、中两策似均非我力所能及，势必激而至战”，但为救战局之急，仍不得不战，正合后人“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不言战”的讥嘲。⁽¹⁵⁾

余联沅对主张和议的李鸿章，可谓绝无好感。开战之初，即奏称“我皇上圣武远扬，既已明降谕旨，声罪致讨，李鸿章亦断不敢再主议和。惟闻其所统淮军，渐积至于骄惰，倘临战不敷调遣，则李鸿章不能辞其咎”，要求严谕“责令该督臣认真督剿，毋得迁延贻误，以儆其亵玩之心，而作夫勇敢之气。”⁽¹⁶⁾不过半月，又奏劾“贻误大局”六大罪状，指陈“此次战事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¹⁷⁾当平壤、黄海、辽东相继战败，余联沅猛烈抨击清军不力，此皆李鸿章之过——

忍于背君父而甘于误国家，自古及今，奸邪之倒行逆施，悍然不顾，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今不去李鸿章，则军务无起色。⁽¹⁸⁾

在余联沅看来，“海军之疲苶，军火之短窳，将士之投玩，海口之疏弛，皆坏于李鸿章一人之手”，直欲“杀之而后快”，哪怕犯临阵易将之忌，也在所不惜。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清廷遣李鸿章赴日求和，余联沅坚持“以和为权宜之计，而战守乃急切之图，万不可因言和而遽懈战守，亦不得因筹战守而有碍于和”⁽¹⁹⁾，奏陈不应专恃和议而弃两手准备。马关议和中间，日本欲割占台、辽，余联沅再度上疏抗争，力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况台湾经圣祖百战经营而始得，辽东为兴王之基，无台湾则闽浙失其屏障，无辽东则京师撤其藩篱”，主张“以三万万款，缮甲励兵，选将制械，添海口守御，联各国邦交……令该倭无隙可乘，而后胜由我操，不然，即勉强图成，终恐无安枕之日也”。⁽²⁰⁾

仔细分辨余氏熟练操持的那一套批判话语和道德说辞，与当时集于翰詹科道的多数言路中人并无二致。每个人的思想意识跳不出自身生活经验。从履历来看，他出生在内地，接受正统儒家教育，义无反顾地投身科举，按部就班地在仕途上摸爬前进，在京生活数十年基本与洋务绝缘，更不知外交为何事。根据官修史传，其前半生在时务方面值得一书者不过几件：（一）光绪十五年（1889）稽查南新仓事务，请饬部设法变通；（二）同年湖北大水，奏请开仓发赈；（三）光绪十六年（1890）直隶河决，议变通赈捐章程，购办南米运京；（四）光绪十八年（1892）俄罗斯侵占新疆西境帕米尔，疏请严固东三省边防。⁽²¹⁾甲午战争时期，余联沅的具体建策如添炮台、整海军、足军火、亲履勘、办民团、增戍兵、接电线、严赏罚等等，尽管初衷不坏，实际仍流于纸上谈兵。⁽²²⁾至战事无可挽回，割地赔款之局已成，朝野皆有“创巨痛深，必须改弦易辙”的呼声，他仍坚信“救弊之方，不在废科目，而在求实际，不在师西法，而在正人心”⁽²³⁾。余联沅在当时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迹，为弹劾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²⁴⁾而他批评康氏“非圣无法，惑世诬民”的那套说辞，实际还是延续在“正人心”的思路上。杨国强先生尝论清流占据言路，“既不涉历史过程，又不入实际过程，他们是一群不在掣肘之中的人，然而他们手中的义理一定要为天下分是非而立准则”。⁽²⁵⁾京官时期余联沅亦可作如是观。只是，当他一旦步出京城，从此要面对的世界也将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