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奉召北上

就在这一时刻，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清廷对外宣战后，号召各省勤王，要求“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⁶⁸⁾。湖北提督张春发、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所部武卫先锋左、右两翼各十营驻扎清江浦，被特召北上，“听候调用，勿稍刻延”。⁽⁶⁹⁾江、鄂诸省相继奉到寄谕，于荫霖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最先提议，由两江出面具奏，推举李秉衡统率张春发、陈泽霖两军北上。张之洞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但出于谨慎，“不敢赞一词，只可代达”⁽⁷⁰⁾。几乎同时，鹿传霖也向刘坤一提议：“奉廷寄派营入卫，虑缓不济急。武卫先锋两军奉调否？可奏明由鉴帅带两营北上，一面奏，一面启程，较为迅捷而有实济。”⁽⁷¹⁾

事实上早在此前，于荫霖本人已奏荐李秉衡入京。据《悚斋日记》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条：“接保津沪各店，仍无准信。星海来商，请内召鉴翁，所见甚是，电鉴翁告知之。”⁽⁷²⁾“星海”，梁鼎芬（1859—1919），湖广督署主要幕僚。于荫霖对梁之建策深以为然，遂向李秉衡电询，复电有“闻诏即登程”之语，于赞为“真公忠可钦”。⁽⁷³⁾初次入奏，因电线中阻未达，后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再度缮折发出：

窃维事当难办之际，必先求有办事之人，李秉衡在直隶服官最久，民情最为爱戴，易于信从。臣又深知其忠爱性生，不计一身利害，智深勇沉，老成持重，决非孟浪从事、轻于一掷者比。若使身任其事，无论应剿应抚，即捍御强邻大敌，定能相度机宜，妥为筹画；再得就近仰承慈训，必于目下艰危，大有裨补。用敢再申前请，仰恳圣明迅赐召用李秉衡，俾令帮办武卫军，以维大局。⁽⁷⁴⁾

无独有偶，未奉旨之先，鹿传霖也曾保荐李秉衡带队入卫。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奏称：

查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公忠朴直，血性过人，每与臣道及时事，义气奋发，闻惊以来，益深忧愤，有以身报国之志。该大臣曾官直隶，深得民心，而武卫先锋左右两军，现驻淮、徐，本备缓急之用，拟请旨饬下李秉衡即率湖北提督张春发一军迅速入都，畀以抚剿之事，必能分别妥办。⁽⁷⁵⁾

联系前后来看，于、鹿二人对“勤王”皆极热衷，又与李秉衡交谊密切，素有同心，奉旨后第一时间提议由其率师北上，也就不显得有任何突兀。对于刘坤一而言，李在长江处处掣肘，顺势将其远调，正是求之不得。除张、陈两军已经奉调外，两江加派出前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就近入援，统交“威望素著之大臣”总制调度，也是名正言顺。五月三十日（6月24日），即电李秉衡，将此意思托出：

武卫张、陈两军已奉调，定廿七、八拔队。敝处又派陈凤楼马步七营入援。然非得威望素著之大臣总制调度，恐无实济。滋帅办法，弟深谓然。如公允许，敝处立即出奏，并饬令张、陈及陈凤楼遵照。事急不得不从权，立候电复。⁽⁷⁶⁾

刘坤一以“事急不得不从权”，要求速决，而李秉衡在接电次日（6月25日），即由江阴赶赴南京，与刘面晤。⁽⁷⁷⁾同行幕僚朱祖懋撰有《海城李公勤王纪略》，记当时情形：

匪耗日紧……（公）遂谋单车入卫，与懋商，懋以职守在长江，又无军与饷，赤手空拳，北上无裨。公踌躇竟夕。以江阴为长江门户，敌人难保不分扰。次日束装决赴江阴。某中丞枉送尚劝公北行，公撚髯示之曰：余年逾七十，甘心死国难，南北一也，期于澄江觅干净土，以尽吾职守耳，岂有他哉！时五月望日前后也。到江阴甫一日，江督连电邀至宁议军事。黎明即行，风雨甚烈，抵宁见岘帅，时已有旨令各省派兵入卫。岘帅出而相视，并以己多病，守土未便骤离，状甚推诿。公慨然愿行，岘帅喜形于色，为述淮徐武卫左右两军奉旨入卫已先行，拟偕苏抚会奏，即令公统，并为拨卫队二百名。公至扬，待勇队治行具偕发，由袁江遵陆遄进。⁽⁷⁸⁾

刘坤一小心翼翼，试着商量，李秉衡则“慨然请行”，答应得异常干脆。其人虽负责巡阅长江水师，实际只有监督之权，手无一兵一卒，至江阴拒阻洋舰，也是声势大于效果，饷、械调拨，无一不受制于人。南下之初，李秉衡即已不安于位，现在北方有警，奉召统兵入卫，正合心意。⁽⁷⁹⁾这样，李、刘初衷固然各异，办法却是一拍即合。

五月三十日（6月26日），刘、李、鹿三衔会奏，正式说明“公同商酌，臣秉衡奉命巡阅长江，目前尚可暂离，拟即招募卫队二百人，亲率星夜北上。惟有仰恳天恩，准将武卫先锋左右两军，暂归臣秉衡节制，以资钤束，于军务实有裨益”⁽⁸⁰⁾。拜折后第二天，李秉衡即离开南京，渡江驶抵扬州，在那里招募二百人随行卫队，做北上的最后准备。⁽⁸¹⁾旋接奉本月二十八日（6月24日）寄谕：“李秉衡着即来京陛见，勿稍刻延。”⁽⁸²⁾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李秉衡不敢延迟，除咨令武卫先锋左、右两军迅速开拔外，亲率卫队两哨二百人于初四日（6月30日）先行动身，由此踏上征程。⁽⁸³⁾而从此刻起，他的生命也开始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