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发生，张元济（1867—1959）因同情变法，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¹⁾是年九月，他结束六年的京官生涯，携家眷离京南返，至沪定居，从此投身文教及出版事业，实现了一场“从翰林到出版家”的深刻转变。⁽²⁾学界对张元济的研究非常丰富，仅传记类著述，据笔者所见就不下十种，专题论文更不胜枚举，对其生平各阶段事功、言论不乏细密的探讨。⁽³⁾不过，近有论者总结指出，先行研究涉论较多关于张元济在古籍校理与文教出版事业方面的作为，“唯对其人政治立场方面的探析，仍有未臻详瞻或失察之处”⁽⁴⁾。张元济南下后不到两年，即有庚子事变爆发，当清廷对外宣战，东南各省却与列强各国议约互保，演出一幕令人瞠目的时代活剧。张元济尝自谓“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不得不“隐晦”处世，事实上颇留意于政治，并外化为书函文字，不能说完全自外于世局。⁽⁵⁾有研究已注意到，张元济南下之初还保有“相当高的政治激情”，由其赞助“东南互保”可见“心系东南民众的生死，忧国忧民之心未泯”。⁽⁶⁾戊戌后新旧异途、双水分流之势显然，以上海为中心聚集起一批“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的局中人与同路人”，由此形成南方颉颃北地，昭示长期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和分野。⁽⁷⁾庚子事变中，所谓“上海各官绅商”群体空前活跃，不仅介入“中外保护”的酝酿和策动，而且对朝局走势多所谋划，张元济就是其中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一人。惜论者大多止于概述，对其政治性言论的语境和实际指向缺少分析，或在背景不明的情况下征引片段言论，或据其晚年回忆文章反观当时政治立场，皆距离实相稍远。张元济在事变中的观念言行，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本文拟以张元济与盛宣怀通信为主干，旁参其他史料，重建相关史实，以期丰富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理解，并尝试以此切入观察当时趋新士人与中央政府、东南督抚及外国势力之复杂关系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