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栖处“南洋”

戊戌秋，张元济南下栖居沪上。第二年（1899）初，因李鸿章推荐，应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1844—1916）之聘，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致函盛宣怀：

今日蒙宠召，极应趋陪，惟元济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似不嫌过于隐晦。故来此半年，偶有游宴，皆未一与。昨见知单，同席多未经晤面者，华筵谨当心领，附缴大柬，务乞鉴原为幸。日前何梅翁传述尊谕，欲令元济襄办公学译书事，雅意至为感佩。惟职任至重，深恐不克负荷。现正就梅翁询商一切，稍得头绪，再当趋前面求训示。⁽⁸⁾

张、盛二人素无交集，本非熟识。甲午后数年，盛宣怀掌握了轮船、电报、纺织多项实业，又攫得铁厂、铁路、矿务、银行的督办权，相继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在政治地位上由道一级的地方官，进而取得太常寺卿职衔与专折奏事特权，可谓集利、权于一身，正值“声势显赫，一时无比”之际。⁽⁹⁾为培养适应洋务新政之人，盛宣怀兴办南洋公学，讲求新学，附设译书院的目的即在“能读西国之籍”“周知四国之为”⁽¹⁰⁾。由于缺乏熟悉西文、精通译印之人主持其事，译书院虚位以待，张元济罢官来沪，恰成适当的人选。本年三月，他正式入院到职，“任总校兼代办院事”，译书院也开始步入正轨。⁽¹¹⁾当年，严复（1854—1921）翻译英人宓克（Alexander Michie，1833—1902）的著作《支那教案论》，由译书院出版，他曾致书张元济说：“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¹²⁾张元济对老友“以新理开启蒙昧”的济时药方深感契合，相与讨论有关译书与合作事宜，这一层潜在心理，也成为他情愿就职“南洋”的动因之一。⁽¹³⁾

本年下半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日本人内藤湖南（1866—1934）以《万朝报》记者的身份作中国游，历访清朝名士。归国前夕，在上海专程拜访张元济，“为此行最后的佳兴”。两人纵论时事、人物，有过一次深入的笔谈。在谈及变法话题时，张元济做出如下反思：

我国四十年多年前就有变法的主张了，效法西方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成效甚微。现在的所谓洋务人才，只知道皮毛而不得精髓，正是因为他们舍本逐末，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我在南洋公学做事，专管译书事务。至于生徒、学术方面，另有何梅生嗣焜先生为监督。大约学期八年，普通学和政治学能略识大体。现在只有两年的程度，规模还远没有固定下来。⁽¹⁴⁾

验诸张元济个人事业的选择，正合“以培养人才为先”这一认知。甲午前后，由日本政府、军部以及民间人士主动发起工作，不仅与倾向改革的开明地方官僚建立合作关系，而且展开了触角广泛的民间结盟运动。及戊戌政变发生，清朝新/旧、南/北分野的趋势，也反映在日本人认知中，其自觉区分“北京政府”和“南方有力者”两股势力，已不仅是简单的地域概念，也包含了一定政治意味的价值判断，即如日本对华民间团体的主流意见一直视慈禧太后把持的清廷为守旧的、亲俄派的总后台，这与将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等地方督抚视作“温和改革派之首领”的官方观点是完全一致的。⁽¹⁵⁾此次来访的内藤湖南，尤其关注中国的南北差异，表示“看到江南民风和物产的丰富，与北京附近迥然不同，内心感到对未来的希望”，又径言不讳地指出“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对“以东南的富庶来图自卫”的课题颇感兴味。反观张元济的反应，则相当节制。从他注重“启蒙”“育才”的立场出发，当下“南方各省”较之京师，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以此图谋改变“旧态”，不过是无本之木。他回答说：

南方各省自卫之计，这自然是件很应该做的事情。然而当今的人才有谁能成此大业呢？有权力的人不但不敢做，而且不敢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件事，而且敢做的人，又毫无凭借。草莽英雄，哪里没有？但个个都是狂悍没有见识之流，怎么能支撑这东南的半壁江山呢？况且南方虽然民物富庶，财力有余，民智的闭塞和北方并没有不同。恐怕也是难图自卫的啊。⁽¹⁶⁾

笔谈结束，张元济即席赋诗一首，赠内藤湖南之行。诗云：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¹⁷⁾

有关中日唇齿、辅车相依的认知，使得张元济对于两国人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尤其在文教事业上的合作，犹抱有期待⁽¹⁸⁾；“愤谈时事”而至“泪交加”，则反映出此刻心绪的沉郁，感伤于家国未来，愁情无计可消。仅仅半年后，中国便遭逢了更大的灾难，此刻尚被寄托一线希望的“半壁东南”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