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史料所见之大白舰队访厦一行

一、中文史料所见之大白舰队访厦一行

（一）中方事先准备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1907年12月16日），一支由分属五个级别的十六艘主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自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海军基地（Hampton Roads）出发。因彼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舰队沿大西洋南下，先后访问巴西、阿根廷，再穿麦哲伦海峡北上，经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抵美国西海岸旧金山休整，两月后横渡太平洋，历访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中国，最后返回美国东海岸，完成为期十四个月的环球航行。这支庞大美国舰队的所有舰只都被漆成醒目的白色，于是又被人们称为“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它沿途访问的最后一站，即为中国厦门。

对美国舰队此次长程航行，清政府初无意识，决定邀其来华，是受日本政府率先动作的启发。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白舰队结束南美航程，美国政府宣布舰队非以本土西海岸为终点，而将循环球航线返回出发地。闻此消息后，日本驻美特命全权大使高平小五郎（1854—1926）即于二月十六日（3月18日）向美国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1845—1937）发出邀请照会，仅隔数日，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1842—1922）也随之而动。他于二十日（3月22日）致电本国外务部：“美遣水师舰队游历环球，澳洲政府特请前往，日本亦请赴横滨等处，我政府似应照请。”⁽⁷⁾次日外务部即复电允肯，同时致电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称：

美舰队既有他国邀请，我国亦当照请前来游历，俾昭地主之谊。除电复伍使外照会美外部代为邀请外，即希转致萨提督酌量何地相宜预备接待，并电复。⁽⁸⁾

“萨提督”，即萨镇冰（1859—1952），总理南北洋海军兼任广东水师提督。据其意见，初选接待地为烟台。当时萨氏本人即在烟台，示意“此间海军新堂颇宽敞，可作接待所，惟须建小轮码头，需费颇巨”⁽⁹⁾。清廷方面亦相应布置，旋指示北洋大臣杨士骧“俟美舰到时，从优接待，用款作正开销”⁽¹⁰⁾。

对来自中国的邀请，美国政府很快表示接受，唯于访问地点有异议。至三月二十二日（4月22日），伍廷芳续电来告：

前奉有电，拟在烟台接待美舰。顷美外部面称，总统与水师大员商议，因舰队游行各埠，烟台未免迂道，拟届冬令顺赴厦门，以敦睦谊，接待不必太优，等语。乞示复。⁽¹¹⁾

美国不愿意选择烟台，“迂道”云云只是表面理由，如马先生所分析，烟台地近胶州湾、旅顺及朝鲜，在日、德势力圈周边炫耀武力，制造紧张，非美国所乐见。不过，说伍廷芳曾收到过美方改访问地点为上海的通知，未知何据，在中文档案中找不到相应材料。在美方一提出厦门方案后，外务部即同意“前议作罢”，表示顺从。⁽¹²⁾四月初一日（4月30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1854—1914）照会正式通知：“兹接本国政府电嘱，有本国水师提督思拍立带领第二队装甲战斗舰八只，于西本年十月二十九号开至厦门，停泊六日。”⁽¹³⁾外务部马上分电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及萨镇冰，要求“酌拟接待办法，并电复”⁽¹⁴⁾。

马先生批评操办迎宾的清方主持者缺少“知己知彼”的本领，不能从大白舰队环游各站尤其在日本的礼遇汲取灵感，“或全无所闻，或闻而毫不理会，结果只是按自己的意念我行我素”（下，第70页）。实则在对美发出邀请后不久，外务部已电嘱驻日公使李家驹，要求注意探询日本接待情况，并随时报告，以备参酌。⁽¹⁵⁾后将述及，清廷于厦门迎宾时主张“应于民间加意”，亦是仿效日本的举动。

当时萨镇冰已由烟台南下至上海，⁽¹⁶⁾前期工作也多致力于情报方面。据四月初三日（5月2日）南洋大臣端方致电外务部：

准萨提督电据美海军参赞称，前日本接待英舰队，除寻常宴会外，有召见及宫中赐宴之典，将来接待美舰亦当如是。冬间美舰到厦，其统带谅必来京陛见，容接有实信再奉闻，等语。谨先电闻。⁽¹⁷⁾

初六日（5月5日），端方续电：

奉二日电，即转电萨提督酌拟在厦接待办法，并随时探询日本如何接待，以资参酌。兹准电复，俟上海公事稍清，即赴厦门探看情形，再拟办法请示。⁽¹⁸⁾

初八日（5月7日），北洋大臣杨士骧致外务部电：

美舰来厦事，遵电萨提督查照。兹准电称，初二日美第三队提督过沪，与之谈美舰大队来华事，据云初十内有邮船启行，若作函寄询，该统帅以到厦时煤、水等件有无缺乏，两月后当有回音，等语。现拟先发函致意，至到厦时，如何款待，容俟此间公事稍清，即赴厦门察看情形，再拟办法请示云。应俟萨提督察拟后，再电请核夺。⁽¹⁹⁾

另一方面，接待地现场的筹备也在进行中。百年前的厦门远非今日繁华面貌，骤然接待数千人规模的外国军队，殊非易事。用闽浙总督松寿（1849—1911）的话说：“厦门一岛，虽为各国通商口岸，局面甚小，地方街道逼窄，附近既无名胜，亦无宽展宴客之所，限于地势，必须早为设法布置。”⁽²⁰⁾为此，厦门划拨城外演武厅广场（现厦门大学运动场）为迎宾特区，新建一系列场馆及配套设施，包括主宴会厅、展览馆、剧院、售货处等，地方名胜南普陀寺也被列入迎宾范围内。外务部特派本部郎中谦豫，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麦信坚赴当地督办，⁽²¹⁾并于海关人员内择美国人马尔芬等前往商议接待办法。⁽²²⁾七月中旬，部派专员到厦，会同厦门道等地方官措手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而大到广场建设，小至纪念品设计，无一不需要从头做起。⁽²³⁾

招待美舰队一行，工程浩大，到底花费几何？马先生说“清政府所花当然不易找出准确数字来”，只能据海关税务司估算，选一似“较可信”的一百万美元。（下，第97页，注156）我们看九月十三日（10月7日）闽督松寿致外务部电，其主要基调为哭穷，但为确定接待经费总额，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说法：

现据谦司员、麦道禀称，已将组织接待场、建造码头、开辟马路、订装电灯、定造运送淡水轮船、建筑宴会厅、搭盖棚厂、购办各国旗帜及花木陈设、烟酒餐馔、纪念品等项，均已部署周妥，现计各项大宗用款银共需银四十三万余两，此外零星杂费为预计所不及者，尚不在内，约略估计总须在五十万两左右。除已蒙拨给银二十万两，又麦道在津海关道就近奉拨银八万两外，其余不敷之款，乞速电咨筹拨，以备各项之用，等情。查核应办各项事宜，该印委各员均已一律布置周妥，惟不敷之款甚多，闽省库空如洗，无可指拨，应请钧部速咨度支部查核，速筹拨解，以应急需为盼。寿。文。⁽²⁴⁾

至十六日（10月10日），外务部复电表示：“文电请拨接待美舰经费事，已据咨度支部，速筹拨解。昨谦司员等电请筹拨二十万两，复经咨行该部，分别拨兑。希查照转知。”⁽²⁵⁾再考虑到后来会场遭受风灾，重修工程的追加拨款，⁽²⁶⁾那么，总支出接近六十万两，甚或超出，这已经远超四十万两的预算。⁽²⁷⁾

（二）毓朗一行途中见闻

《述德笔记》卷六开篇曰：“秋九月，忽拜命往厦门欢迎美舰，以梁尚书敦彦副之。”⁽²⁸⁾毓朗、梁敦彦（1857—1924）之奉派，并非突然。早在一月多前，外务部已有成议，“美舰抵厦门，届期拟请旨派皇族一员、外部堂官一员前往接待”。⁽²⁹⁾至九月初三日（9月27日），奉旨：

美国海军将于十月初间游抵厦门，着派贝勒毓朗、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前往劳问。⁽³⁰⁾

按《述德笔记》记梁敦彦官职为“尚书”，系误。⁽³¹⁾同时随行者，还有外务部郎中曾述綮、主事联治，直隶候补道严廷璋，广东候补知府周玺、候补知县唐国安、县丞胡有良，等等，另美国公使馆派武官黎富斯为代表，总税务司派四等帮办莫澜充翻译。⁽³²⁾

马先生以毓朗宗室支脉“疏远”（前朝皇帝的后人）及“官职层次不高”（新设民政部左侍郎），证明其“在宗室地位中之边缘程度”（下，第78页）。此说非是。毓朗为人“酷爱山水，复乐于吟咏”⁽³³⁾，有谓其“略习几何，文笔清顺”，学养为满人中之“翘然”者。⁽³⁴⁾他早年曾赴日本游历考察，号为“亲贵中出洋留学第一人”⁽³⁵⁾。归国后充工巡局总监，以此为仕进之始，历任多官，升迁神速，多为肃亲王耆善（1786—1854）与摄政王载沣（1883—1951）倚重，时人评价“历官京堂卿贰，为同治以来所创见”⁽³⁶⁾。末代皇帝溥仪后来说：“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³⁷⁾按“两王”，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1838—1917），“三贝勒”，载洵（1885—1949）、载涛（1887—1970）、毓朗。如从反面理解，此语恰可证明毓朗在宗室人物中地位之重。再看大实权派庆亲王奕劻距离德宗一支血统有多远，还有载字辈贵胄在光绪三十四年时任过何种官职，对比毓朗，就可以知道，朝廷派他到厦门实在不能说缺少“斤两”。

清廷指派一名皇族亲贵，对外足以示尊，而梁敦彦系留美学生出身，与美国素有渊源，加以擅长英语，交流无碍，自便于拉近距离。马先生嫌弃梁氏资历尚浅，不堪大用，“专责通译”才算名正言顺。（下，第79页）其实衡诸外务部人员储备，并无更合适的其他人选，就与美国打交道的需要综合考虑，选梁没有问题。⁽³⁸⁾真正的问题是，无论毓朗还是梁敦彦，对承担此差都没有太大热情。

九月十一日（10月5日），毓朗临行入内请训，然后往访美国公使柔克义，恰与梁敦彦相遇，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陛辞后，乃往拜驻京美公使。甫坐，门者曰：“梁尚书至。”美使诧曰：“梁尚书已来过，何复来也？”梁入，寒暄外无他语。既而兴辞。出馆，梁曰：“请同车，有相告者。”乃语余兄曰：“顷庆邸自颐和园有电来，云电贝勒，适贝勒已公出，缘南省有电来，革党麇聚厦门一带，今又有电来，往厦者愈众，电敦彦使见贝勒言之。”余兄略一沉思，即大笑曰：“无他，与君共入双忠祠耳。”梁君亦辗然。概时已陛辞拜馆，南行更无商酌之余地也。⁽³⁹⁾

“庆邸”，庆亲王奕劻，时为领班军机大臣，并总理外务部。他转达的一个消息，使毓朗和梁敦彦尚未启程，已经畏难。据毓盈观察，其兄的顾虑，实在内而不在外。临动身前夕，毓朗密召毓盈，授以“处理府务之概要”，谆告“苟有电来余殉国，则弟可如法处之”，并嘱咐“须秘密，无使家人知，知则不成行矣”。⁽⁴⁰⁾如此预托后事，近似遗言，大有捐躯赴难之慨。毓盈所述或不免美化成分，但此中透出的消息却值得细味。

九月十四日（10月8日），毓朗、梁敦彦等人乘坐火车，沿京汉路南下。至汉口，换乘江轮，十九日抵南京，“宿督署”。毓朗与两江总督端方晤面，而气味不尽投，据其自记：“问午帅江南维新事业，辄不对，惟日约游山水之间，游鸡鸣寺、莫愁湖等处。”⁽⁴¹⁾时作有《题莫愁小像》一诗，词曰：“莫愁湖畔柳千条，多少游人惜舞腰。毕竟英雄胜巾帼，江天一阁自苕尧。”⁽⁴²⁾未几，在当地听闻“今又有刺客往厦门”的传言，愈为此行加重了阴影。

由南京火车继续南下，九月二十一日（10月15日）抵上海，“住北洋公所”。在当地，“接厦门信，暴风雨淹没会场，一时不能修复，故在上海留十日”，而毓朗“每日辄游行街市，以舒郁闷”。⁽⁴³⁾时在厦门斥巨资搭建之迎宾场所，遇强台风袭击，受损严重，会场几成泽国。据谦豫、麦信坚二十一日致外务部电称：

连日风雨大作，接待场水深盈尺，餐棚十余座同时吹倒，现风雨未止，殊甚焦灼。已电港粤赶加工匠棚料。⁽⁴⁴⁾

而后风雨未见收势，反而加剧，谦豫等续电称：

晨电禀后，至午风雨益暴，平地水深数尺，所有库（座）棚、戏棚、望台、陈列所、厨房亦皆坍倒，电机被水淹没，马路间有冲坏，南普陀新工亦有倒塌，餐具、烟酒、灯彩等物均被水浸破坏，多少未知。豫等督率监工人等竭力抢运，宴会厅上层窗门被风掀去，帐房顶岌岌可危，赶饬匠登房抢护，风如渐止，当可保全，惟憩息所无恙，此后加工，昼夜赶做，冀符原议，以期不误要差。⁽⁴⁵⁾

及雨止，统计损失情况，“除小棚不计外，共倒大棚十五座，瓦房一间”⁽⁴⁶⁾，迎宾区主体建筑几乎全毁，不得已只能拨款重建。厦门当局急电招商局派船赶装棚料，昼夜赶修，以使速复旧规。⁽⁴⁷⁾

厦门迎宾区因灾损坏，是毓朗定行止的一个因素，有意思的是，他在当地天文台获取的气象信息也为暂滞上海提供了理由。二十六日（10月20日）致外务部电称：“朗等正拟行，适据徐家汇天文台送到表图，言日内小有飓风，由南而北，因改定廿九日乘海圻开轮。”⁽⁴⁸⁾

迟至九月二十九日（10月23日），毓朗始由沪动身，其自记：“美舰将来，乃由上海乘海崎（圻）军舰行，海中风景大佳，白鸥数十追随船尾，青天碧海，一望悠然。余生平最好观物象之变，愈复杂，愈觉其味深长。”⁽⁴⁹⁾不过，此种闲适心情未能保持多久。在距厦门约百里处，闽督松寿来电劝阻登岸，谓：“入口停泊后，约来船上跪安，请不必登岸，以革命风声甚大，恐有失也。”当时厦门除了有突如其来的台风捣乱，“革命风声”更起了搅局的作用。但毓朗职责在身，仍坚持登岸，以“余之来受命迎美舰，苟不登岸，何以尽职，托病不出，人其谓我何？美舰来时，仍须登岸，则其险一也”，于是复电：“必登岸，请勿来船。”⁽⁵⁰⁾

十月初二日（10月26日），毓朗一行于“午正”（12时）抵厦，“未正”（14时）登岸。甫“至炮台接安毕”，即有随行者“劝回船”，毓朗表示：“余固知会场为水所没，湿不堪居，然鼓浪屿余已前期订寓所矣。”⁽⁵¹⁾迎宾特区建在厦门城郊，本备有专使公所，而毓朗选择于鼓浪屿租界下榻，松寿、尚其亨等地方官员担心其安全问题，“颇以租界不能派兵保护为虑”。最后，毓朗仍坚持住在鼓浪屿，仅往会场礼节性地“少坐”，具体事宜均交由梁敦彦负责。⁽⁵²⁾初三日，毓朗等电奏行程。⁽⁵³⁾接下来，只等美舰到来了。

（三）迎接美舰实况

美国舰队离开日本后，被一分为二，原第一、二分队合成第一舰队，径直开赴菲律宾；第三、四分队则组成第二舰队，由第三分队司令额墨利少将（William Emory Sperry）率领，驶往中国。⁽⁵⁴⁾到达厦门的时间，比原定十月初五日（10月29日）晚了一天。⁽⁵⁵⁾初六日上午，美舰路易斯安那号（Louisiana）、威斯康星号（Wisconsin）、弗吉尼亚号（Virginia）、俄亥俄号（Ohio）、密苏里号（Missouri）、伊利诺伊号（Illinois）、肯塔基号（Kentucky）、奇尔沙治号（Kearsarge）等八艘战列舰，总计官兵约七千人抵达厦门港。其时，清朝海军主力战舰——巡洋舰海圻号、海容号、海筹号、海琛号和鱼雷舰飞鹰号等，已齐集厦门。萨镇冰乘飞鹰舰出港迎接，毓朗、梁敦彦等则于厦门港演武亭广场迎候。据毓朗奏报当日情形：

美舰八艘于初六日上午八钟抵厦门。下午两钟美提督伊摩利等来见。晚七钟请该提暨各士官计一百二十七人、水兵三千人，在接待场宴饮，彼此演说颂词，表明中美两国交谊，美官尽皆鼓掌称快，咸颂遐龄永固，鸿福无疆。肃电驰贺，祈鉴下忱。⁽⁵⁶⁾

复按《述德笔记》中毓朗自记：“美舰至，计十六艘，船极大，来人亦众。余同梁尚书往船上欢迎，美提督殷殷感谢，相见甚欢，邀余观其舰之内外布置，问余能往其炮台一观否。”⁽⁵⁷⁾按“美提督伊摩利”，即分队司令额墨利少将，所登之船，即旗舰路易斯安那号。中方高官受邀入舰载炮台参观，对于身着礼服且素乏锻炼的毓朗来说，却不是易事，他不得不做“鼓勇而登”的一番努力，“去冠”“掖褂襟朝珠”“曲偻登梯由穴而上”，终于得窥炮台真容，“入见炮膛甚巨，一切装送子弹、扫刷炮身皆电力为之，洵利器也”。

附带提及，中方主力舰海圻、海容、海琛当时分别配给毓朗、梁敦彦、松寿等人，挂萨镇冰师旗的飞鹰舰较之四“海”，档次不免就“低了一截”。马先生认为，萨镇冰乘飞鹰舰迎宾，过于寒酸，而萨氏故作“谦顺”，正是老于官场的表现。（下，第90—91页）实则，各舰分配自有定规，萨镇冰即使有心，亦无能力逾越官场序列，而无论飞鹰抑或四“海”，在宣示本方阵容“威风”方面也不过半斤八两。对自乘的旗舰海圻号，毓朗不乏自知之明：“既夕，美舰尽以电灯重重缘之，远望之如贯珠，我海圻效之，然渺乎小矣。”⁽⁵⁸⁾

美国水兵登陆，采取分批轮换，每次上岸约为其半数，而活动场所实际被圈定在厦门城郊的一块有限区域，中方出动上千卫兵，在周边巡护。据毓朗观察，“会场外无树木，惟哆啰麻数丛高过人，俗呼为‘龙舌掌’是也”，可见其地相当荒僻。美舰在厦门停留近一周，要消磨掉这些辰光，最好的办法便是密集的各式吃喝玩乐。清宫电报档存有一份“接待美舰队分日宴乐总目”，系由谦豫、麦信坚事前拟议，罗列详尽，颇值得一引：

“接待美舰队分日宴乐总目”日程表

十月初五日，星期四	舰队抵厦，官绅欢迎如礼。晚八点，美领事宴舰队官弁及华接待员，借介互觌。
十月初六日，星期五	昕夕演戏。是日行拜谒礼，九点半，群集接待场，踢球为戏。十二点半，午餐西馔，官百员，兵士三千人。二点半，赛船水手。五点半，海军萨提督分送赠品。六点，角拳为戏。七点，大张华馔宴客，各舰官员约三百名，及其军士全数之半约三千人，席间各赠纪念珐琅瓶杯一件。
十月初七日，星期六	昕夕演戏。九点半，打球为戏。十二点，午餐西馔，官百员，兵士三千人。二点半，运动大会。五点半，分赠运动奖励物品。七点，大宴各舰官员约三百名，及其军士全数之半约三千人，用华馔，席间各赠纪念品珐琅瓶杯一件。
十月初八日，星期日	昕夕演戏。是日任便游憩。十二点，午餐西馔，官百员，兵士三千人，四点设茶会于南普陀寺中，以便各舰官员游览。
十月初九日，星期一	是日美员赴各国官商总会午餐，各舰官兵百员、军士三千人，仍在接待场宴乐。上午九点半，踢球为戏。午刻，鼓浪屿各国官商延中美官员午餐。十二点半，各舰官百员、军士三千人在接待场午餐。二点半，军士踢球为戏。三点，舢美官员咸集鼓浪屿，球场打球。五点，西国女眷在球场设茶会，款接中美官员。七点，各舰官百员、军士三千人在接待场晚餐。九点，各国总会延各官及士女为跳舞会，事毕，晚餐，燃放烟火。
十月初十日，星期二	昕夕演戏。是日恭祝皇太后万寿。九点半，球场踢球，评定甲乙。十一至十二点半，专使率同官绅在宴会厅款接美提督兵官及各国来宾。一点，午餐，官百员、兵士三千人。二点，打球，评定甲乙。七点，盛设西餐，宴飨美官员、各国来宾及兵士约五千余人。九点半，专使分赠打球、踢球奖赏金杯。是夕大放烟火。
十月十一日，星期三	美舰队起椗启行，大放爆竹。

资料来源：《为拟定接待美舰办法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档号：2-05-12-034-0706。

因美舰到厦较计划推迟一日，故日程安排相应顺延一日，内容仍与“宴乐总目”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中方确实经过精心准备，努力示好。凡宴会中西馔饮具备，⁽⁵⁹⁾节目表日日排满，如毓朗所述：“会场备种种游戏之具，任其兵丁赛之，并燃广东五色烟火以助兴，室中演广东戏，设席款客，自申刻起，率至午夜始止，次日如之。”⁽⁶⁰⁾除文体活动外，美国官兵还被安排游览南普陀寺，并摄影留念，后山摩崖至今仍存见证大白舰队一行的石刻铭文，极称“联两国之邦交，诚一时之盛典”⁽⁶¹⁾。十月初十日，为慈禧太后生辰，是日分赠美国官兵纪念品，并有特别的联谊节目。⁽⁶²⁾十一日（11月4日），美舰来访最后一日，厦门港盛放烟花，规模空前，甚而险些引起意外事故。⁽⁶³⁾

以上宴饮、演戏、游艺、球类竞技、烟火助兴种种，在马先生看来可能乏善可陈，甚至够不上“玩乐”的定义。（下，第93页）不过对东道主来说，确已尽力而为。为达“娱宾”目的，毓朗表现不遗余力，事后犹不忘表白：“时在十月初旬，余着单蟒袍补服犹挥汗也。”⁽⁶⁴⁾为颁赐美国军官宝星事，他偕梁敦彦向外务部请示：

美舰游历各国，均得赏赐宝星，此次美提督伊摩利、施罗达来厦，情意尤殷，该提督、船主、兵官等可否代奏请旨，颁赏宝星，以笃邦交，候酌示。如蒙允可，即由朗等先行传知，择要开单，咨部核定，奏请颁给。⁽⁶⁵⁾

名单拟毕呈上后，次年二月初一日奉旨允准，同月二十六日由外务部尚书奕劻正式照会美使柔克义。⁽⁶⁶⁾

（四）不和谐的暗杀风声

马先生说：“筹办过程中尚有一事得述。那时清朝已走到最后的时刻，革命活动此起彼伏，火花在南方尤显。访问之期未到，革命党员趁机在此行刺、起事之声已不绝于闻。清政府的对策为用兵把接待区重重围起来。”（下，第74页）这一点在中方档案中可得到印证，据闽督松寿电奏：

美舰于初六日抵厦，寿先期分派卫队、陆军、巡警等在接待厅场内外码头、马路、南普陀庙及街巷、鼓浪屿，凡舰队官兵游览之处，均分段驻扎，保护防范，并督率印委各员妥为接待照料，连日舰队提督官员兵士登岸数千人，昕夕游宴，尽极欢娱，接待执事各员办理诸臻妥协周密，地方亦极安静。⁽⁶⁷⁾

据此，当时保卫工作严密，确为实情，而“地方安静”云云，却只是公文书的一面之词。毓朗日记透露出的，是另一种紧张气息。前述出京前，已预留遗言，正为担心革命党而作。南下中途，游南京明孝陵，见有巨石血痕，云系方孝孺敲牙处及杖毙臣工遗迹，遂以证明“有明一代之专制之威”，并引申曰：“今人议论，不能以放眼四海之外，随社会潮流，以求进化，沾沾焉。以中华夷狄横梗胸臆，视此当爽然若失矣。”⁽⁶⁸⁾这番破夷夏差别的言论，或因闻知“有刺客往厦门”之传言有感而发。

自光绪三十年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紧接着吴樾弹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枪毙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林冠慈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短短数年间刺杀案此起彼伏，政治暗杀几成清末一大社会风景。吴樾（1878—1905）著有《暗杀时代》，内称：“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⁶⁹⁾而清朝巡警部之设，即由暗杀案而起。据毓盈言：

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郎也，以吴樾炸五大臣于火车站，朝廷建设专部，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徐君雄才大度，刚毅有为，内城事仍托之余兄，城外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⁷⁰⁾

此前毓朗在京师工巡局、巡警总厅已供职多年，巡警部设立后，即任左侍郎，实在算得上“北京开办警察甚有关系之人物”⁽⁷¹⁾。经历多事，他对革命党暗杀之了解不可谓不真切。奉旨赴厦时，上年恩铭遇刺的震慑尚未消退，革命党多隶南方籍贯，鼓浪屿更为华洋杂处之地，由此种种看来，预留遗言非纯出于矫情。而事实上，毓朗在厦门也果真遭遇了刺杀案。

初九日午间，旅居厦门的外国人在鼓浪屿西商总会招待美舰队官兵，连日作陪的毓朗等人因此得半日空闲。闽督松寿欲作东道，宴请自京来之专使，而毓朗以“予正持先严服，以王命不敢不从吉，周旋王事，私宴则不便往”为由，得以脱身。不过其户外自由活动，仍在卫队重重保护之中：

连日困于公务，俗不可医，思登眺以舒怀抱，乃潜出，杖而登山，只一童从焉。既为护从兵弁所觉，大惊，群来围护，肩舆亦至，时戒备正严也。余却之不得，乃乘肩舆使之西行。

待至归时，则会场中已抓获一刺客：

归至会场始上灯，闻日间松制军等正宴梁尚书及随员，忽有一人，环场而窥，巡警喝之，即奔，追捕之，搜其腰间，刺一，长咫尺，铁环、铁搬指各二，概行刺者也。闻已交县，后不知所终矣。问之松、尚二公，辄唯唯，概旧日风尚，有变不欲张扬于外也。⁽⁷²⁾

毓朗因外出，侥幸无恙，但从上述文字，仍可嗅出当时“风声鹤唳，人有戒心”的不安氛围。今人距离清末已经遥远，无法感同身受，浩荡革命风云中的微小波折，在时人眼中可能相当于笼罩四野、挥之不去的绝大阴霾，毓朗日记故作疏阔恬淡状，实有不少自我排遣的成分。而亲历刺杀案的松寿与梁敦彦，反应则相对外露。马先生嘲讽松寿为“胆小鬼”、梁氏“怕行刺至破胆程度，听到轻微异常声音便会惊跳起来”（下，第98—99页），若设身处地想，那样的反应怕也不能算过吧。

十二日（11月5日）上午，大白舰队驶离厦门，毓朗、梁敦彦才如释重负。是日奏报：

美舰在厦连日款待宴会，赠赏品物，自提督以次均极欢洽，临别同声赞戴。据称，除将中国优待情形详细报知本国政府外，务恳代为奏谢，等语。该舰队于本日上午十钟开行，臣毓朗仍乘海圻兵轮于十七日北旋，臣敦彦前面奉恩旨，事竣赏假一个月，回籍省亲，亦拟同日回粤。⁽⁷³⁾

于本月十七日，毓朗一行启程离厦，二十二日（11月15日）抵京。⁽⁷⁴⁾时恰逢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一个时代由此落幕。毓朗自记：“入京，适是日德宗崩。……次日，孝钦显皇后崩，今上御极，醇邸摄政矣。”⁽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