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白舰队访厦的国际背景
如果说，大白舰队访厦时，此起彼伏的“革命风声”充当了不合时宜的国内背景声，那么，中美德三国结盟由酝酿至破灭的过程，则为影响此行不可回避的国际因素。一个少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几乎在美舰访华同时，清朝特使唐绍仪（1862—1938）肩负使命，正在奔赴大洋彼岸途中。为厘清关系，排比时间表如下：
美国舰队环球游历，澳洲、日本相继邀往，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908年3月23日）发出邀请，并获接受。
四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华退还部分庚款。
六月十日（7月8日），旨派奉天巡抚唐绍仪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历赴日本及欧洲诸大国考察。
九月初九日（10月3日），唐绍仪使团由上海启程，九月十七日（10月11日）抵东京，十月十二日（11月5日）离日赴美。
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10月18至25日），大白舰队访问日本。
十月初六日至十月十二日（10月30日至11月5日），大白舰队访问厦门。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日、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
十一月初七日（11月30日），唐绍仪使团抵华盛顿。同日，美日达成“罗脱—高平换文”（The Root-Takahira Notes）。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袁世凯奉旨开缺。
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1月19日），唐绍仪离美赴欧。
讨论当时中美关系，有必要追溯历史。日俄战争后，美、日两国在华关系逐渐转向竞争：日本排斥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强调在华拥有特殊利益，皆与门户开放政策冲突；同时，美国本土之日本移民遭到排斥，两国关系因之紧张，光绪三十三年甚至一度出现“战争恐慌”。而清政府方面，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1859—1916），在外交上颇主联美，借以制日。美国利用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与袁世凯一派之东三省总督徐世昌（1855—1939）、奉天巡抚唐绍仪合作，于财政和外交上展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包括购买中东路和南满铁路、修筑锦州—瑷珲铁路、兴办东三省银行等等。(76)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受命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在面对美国媒体时，他表示：“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77)此处“年轻人”，即指唐绍仪、梁敦彦等人。袁世凯企图拉近与美国关系的建策之一，为将中美关系升格至大使级别，《容庵弟子记》中详记之：“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乘间独对，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78)今存梁敦彦档案中收有一份说帖，其内容即为说明公使与大使之别，主张中国应顺时而动，对美升格外交关系，此应是外务部奉命所作之“签注”。(79)
中美德同盟问题，则最早是由德国提出的。为在欧洲和远东对抗英法日俄合作的局面，德国急欲寻求一结盟对象。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德国公使雷克司（Count von Rex）向国内建议：
在目前情况之下，我看来一个迫切的必要是德国与其他列强在东亚问题上达成一个谅解。我们必须向华人提供保证，他们绝对不须屈服于上述三国（英、法、日）的意旨，而且他们能从别的国家方面找到支持并充分的保护。(80)
袁世凯出掌外务部后，雷克司得到消息说，“这位新外务部尚书及会议政务处大臣已向皇帝建议与德美缔结同盟”，于是正式提议：“缔结一个德、美、中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并允许上述两国以某些秘密的经济利益作为中国的报酬。”威廉二世（Emperor Wilhelm II，1859—1941）批示：“同意！应立即开始交涉，不要蹉跎。”(81)
按雷克司的消息应来自梁敦彦，当时梁奉命与德使馆有所接触，询问“德国是否并在什么基础上可能愿与中国进入比较更密切的关系”，并且强调：“虽然这个步骤出于袁世凯，但是其他一切要人都赞成此举。”(82)所谓“要人”者，实指庆王奕劻、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83)美国外交史家李约翰（John Gibbert Reid）后来指出：“张袁二人都暗地赞成与美德两国合作，因为他们深信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大清帝国面临危亡的时候出来庇护它，使它不致遭受外国扩张主义者的侵略。”(84)
唐绍仪访美之行，即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前于奉天巡抚任上，他就在袁世凯支持下，制定利用美资兴筑东三省铁路计划；此次出使名义为答谢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实为洽商东三省借款及试探中美德同盟。事先德国已得到情报：“现在可以肯定，除庆亲王外中国政府最有势力的两人——袁世凯与张之洞——公开地为谅解而努力。像我刚才从梁敦彦方面所探悉，中国政府拟派他或唐绍仪［奉天巡抚］赴华盛顿。梁、唐均曾在美国留学，英语熟练，且完全能担负这项任务。”(85)唐绍仪最终被确定为赴美人选，他在临行前，也向雷克司私下透露：“道谢美国退还赔款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目的是为接近德、美铺平一条道路。”(86)
至此，再回头看大白舰队访厦。在前述背景下，美国舰队的环球航行，尤其在中日两国的行程安排，不免附带强烈的政治因素。德国先向中、美提议结盟，美国最初反应有所保留。据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报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答复：
总统认为中国提议与德美同盟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一个适当的机会还没有。他害怕，一个关于德美联合以维持中国完整与门户开放公开的宣言将不仅产生猜忌反而有害。但是，美国舰队访问远东的时候，也许能发现一个更合适的机会。(87)
美舰环球游历适逢其时，袁世凯成为“推动邀请最力者”，符合历史逻辑。据《容庵弟子记》记：
十月，美国舰队到厦。先是二月间驻使伍廷芳电达外部，以美国遣派水师舰队环游全球，中国亦应照请来华，以联友好。公于是电海军提督萨镇冰妥筹接待。初拟在烟台款留，后改定厦门。嗣接准函电，知美国第二队装甲舰八艘定西历十月二十九日到厦，停泊六日。九月清廷派贝勒毓朗、侍郎梁敦彦同赴厦门劳问，美国驻京公使亦派武随员黎富思为代表赴厦门襄赞。届期美舰抵厦，按日接待，餐宴游览，赠送纪念品，主宾酬酢，舰队官兵约数千人，均极欢洽。此次招待美舰，先事供张，临时迓待，皆外部一力主持。时清帝德宗病势日剧，孝钦后预议继统事，公在枢垣，最为孝钦后所倚任。(88)
由上可见袁世凯在外交上独当一面之情状。本年初，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89)如韩德（Michael H．Hunt）已注意到的，“袁世凯在北京通过争取朝廷的支持以及扶植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来提供他的援助”，故保证给大白舰队以“热情接待”。(90)
马先生指出袁世凯对美舰来访“大感兴趣”“力欲促成之”，并解释动机为“他明白舰队访华可助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更可助其集团巩固实力”。（下，第54—55页）此说大致不差，但忽略了重要背景，即酝酿中的三国结盟。尽管美国选定访问港是远在南方、偏处一隅的厦门，兼且前往的仅是包括次质的第三分队的半支舰队，这被视为自大白舰队出访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下格安排”“中日之间一输一赢的赤裸宣告”。（下，第70、130—131页）但中方既在政治上有所企图，就不会贸然以“强烈不满为由全身而退”，肯定还要坚持完成，哪怕只是“勉强熬下去”。马先生所谓“证明清政府掌领的中国有脊骨，站得起来”，在民族主义表达方面固属勇气可嘉，但在现实的外交领域，却不适用此刚性原则。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唐绍仪与梁敦彦，一赴美，一南下，其目的地固不同，使命则略似。大白舰队访厦形式是否“怪模怪样”，有没有“弄得不汤不水”，其实不那么重要，而决定中国是否为输家的地点，不在厦门，也不在北京，而在东京和华盛顿。众所周知，伍廷芳访美无果而终，而之所以如此，取决于美日关系变化。美舰访厦之前，已先访日，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机会大打外交牌，致力于缓和美日关系。(91)日方高规格接待到访美舰，罗斯福对此印象深刻，甚而称之为“此次航行中最有价值的事件”(92)。在其本人干预下，日本移民问题很快降温，喧嚣一时的“美日开战论”亦渐消散。唐绍仪访美前途经日本，停留近一月，其间就东三省问题与日本政府多次交涉，这一个月正是美、日背着中国达成妥协的最后阶段，如李恩涵指出：“日本对于唐绍仪的访问，实阴谋借与唐氏展开解决各悬案的谈判，以争取时间，俾可加速日美之间在华盛顿促进双方谅解的秘密谈判的进行。”(93)十一月初七日（11月30日），即唐使团抵华盛顿当日，美国国务卿罗脱与日本大使高平小五郎达成换文（The Root—Takahira Notes），约定“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即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日本不干预美国占领菲律宾和夏威夷。这标志清政府的联美政策归于失败。(94)
马先生认为，上述结果使门户开放政策实质破产，系罗斯福毕生外交业绩中的“败笔”。（上，第89页）诚然，由中国人立场看，罗斯福难脱帝国主义性格；观其本身行事逻辑，却清晰折射出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崇奉利益至上、实力说话，不信任中国有能力应付国内国际危局，也不愿为空洞理想撄日本之怒。事后，他公开表示美国不可能与德国一起对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保证，原因在于：
因为，如果这样，中国将被诱采取一个排日政策。一个中日战争必将发现中国完全没有装备，在这种情形下，德国与美国都不能准备保护中国以抗日本。我们还不能派遣我们的海军到太平洋去，美国不能为中国进行战争，因为此间舆论不会赞成这样的战争。如果日美必须要打仗，这只能纯粹为美国利益而发生。(95)
罗斯福对唐绍仪“很坦白地”申述了上述思想。因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主持外交大计的袁世凯为摄政王载沣罢黜，唐绍仪政治凭借既去，在美无所可为，旋被召返国，不久亦遭开缺。
附带一提，“罗脱—高平协议”不仅对中国是重大打击，对德国来说，也无异“一个晴天霹雳”。(96)一直以来德皇对与美国就中国问题达成谅解抱有信心，大白舰队访厦期间，德国驻厦领事表现得相当热情，停泊厦门港的德国军舰也参与其中。这“鲁闯别人约会”的一幕，在马先生看来只是“平添枝节”的“闹剧”（下，第102—106页），在当时却为谋求德美中结盟计划的一步。不过，结局令人意外，德国也只能在错愕与沉默中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