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有关庚子事变的记忆，张元济在别种场合曾有道及：
拳乱方炽，绶卿与陈君锦涛、温君宗尧会于余居，谋所以安定之策。绶卿解衣磅礴，意气激壮，发语悲愤，尝以手抵案不止。此情此景，犹在目前。(60)
按“绶卿”，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湖北官派武备生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年（1900）夏秘密回国，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陈锦涛（1871—1939），广东南海人，香港皇仁书院毕业，任天津北洋大学教习，与严复合作创办《国闻报》，庚子变作，由船南下，至沪避难。温宗尧（1876—1947），广东台山人，香港皇仁书院毕业，曾与杨衢云等组建辅仁文社，研讨时政，主张革新。吴禄贞是唐才常自立军之役的要角(61)，陈、温二人在上海也介入了改革派的活动(62)。他们在当时无疑是力图推翻那拉氏而使光绪复位的武装勤王的积极拥护者，后来也都成为反满的革命党人。有张元济的传记作者由此推论“张元济戊戌以后有所转变的思想倾向”，并与同时期张謇、陈三立等人的活动相联系，指出其言论中“寻常举动”“亟定大计”之类的表述，“可能暗示借此机会以策动朝廷政局的大变动”。(63)
在“东南互保”的发起和实现过程当中，为数不少的沪、江、浙士绅参与其中，这些人或为直接为东南疆吏服务的幕僚，或为地位相对超脱的赋闲士人，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趋新取向。其时坊间流传的《庚子时事杂咏》中有一首《东南立约》诗，有句云“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有论者便认为用一种冒“抗命”之嫌的办法才能保障“半壁河山”从而保存清廷统治，此中立意表达了张謇等东南绅商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与盛宣怀所说东南督抚虽然要“保东南挽全局”非“从权”是一个意思。(64)总体而言，当时主流舆论基本不以东南督抚与北方朝廷立异为病，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不排除有少数同情义和团的言论，出发点多赞赏其爱国热诚，绝少或几乎没有以义和团为救亡手段者），其不满者恰在于主持“互保”的地方督抚独立得不够彻底，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相当数量的趋新士绅（一度包括后趋向激烈革命的一派）的主要关怀之一是推动以地方大吏为主导的地方保全运动（在是否“尊王”上又有观念差异）。如前揭张元济函札，即视“剿团匪”为当务之急，甚至有“飨劳”外人的言论，以后起标准衡之，或多可议之处，但在当时语境却不能说是“异常”。
不过，趋新士人与东南督抚虽然在“互保”一点上达成暂时的共识，但在前者应对时局的设想中，“互保”也仅是一折中手段，或曰阶段性方案，甚而在趋新的士绅群体内部，对政局的总体判断及应变的目标设定也各有分野。张謇、陈三立当时皆在刘坤一幕府，谋“迎銮南下”可算是戊戌后帝后党争之余绪，虽然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但其性质已入“勤王”运动范围。汪康年有意复辟不成则自建“联邦”，同样是“借权”于有实力的地方督抚，目标已然有所转移。(65)而唐才常一派在行动方略上主张联络会党，武装勤王，已为参与中国国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至于章太炎，在反满道路上走得更远，“割辫与绝”显示其与“勤王”理念格格不入，而初以“藩镇之可恃”，到写《分镇匡谬》，心态急遽转折，可见地方督抚在士人心目中地位的前后落差。(66)七月初四日（7月29日），中国国会在上海愚园集会，张元济亦到会。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孙、张二人被会长容闳提名“掌会计”，而二人“皆辞”。(67)《井上雅二日记》则提到“参与中国国会密勿的有张元济、沈士孙、赵仲宣等，他们与汪（康年）的意见一致”，但“未加入”这一组织。(68)从张元济函札所见其政治观点，略如前述，固不无同情“勤王”运动的迹象，但目前尚无材料可以证明与之有直接关联。
庚子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总动员，并影响到其后政治格局的长久发展趋势。本文论及的江浙（主要是上海）士绅群体对于时变的各自因应以及政治取向的特征，尤其值得注意。这一人群，当然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并不能做严格的定义与归类。他们因各自出身、履历、学养、职业以及交游圈子等等诸多差异，相应地与督抚官僚的亲疏关系、对清朝统治的观感与反应乃至将来政治道路的选择，均不尽相同。有论者综论戊戌至辛亥时期张元济的政治基调，是“由温和渐进的改良派转为革命派，革命成功后，其立场又转为温和”(69)。本文无意做此类偏宏观的判断，但试图聚焦张元济在非常时期的言行，做一相对精细的切片分析。如其本人所言“元济迁谪余生，本不当再谈国事，惟既生此土，终觉未能忘情”(70)，作为一名特具爱国、务实、理性气质的晚清士人，张元济面对事变的政治观察与选择，颇富参照意义。时人的政治分野恰似多色光谱，张氏自谦“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也不过于其间聊备一格，但对于我们既有的新旧对垒、此长彼消的单一认知，却提供了历史纵深更为丰富的信息。
(1)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79页。
(2) 此处借用某部张元济传记的标题语，参看叶宋曼瑛著：《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张人凤、邹振环译，商务印书馆，1992。
(3) 关于张元济研究的综述，参看柳和城《张元济传记与张元济研究“热”》，《博览群书》2010年第2期；喻永庆《近三十年来张元济研究述评》，《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期，2010年3月。
(4) 刘怡伶：《世变与权衡：张元济的政治立场析论》，《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19期，2009年12月。
(5) 这方面材料，主要见张元济于1900年6—7月间致盛宣怀的数封信函。20世纪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宣怀资料中的一部分函件影印出版，即包括张元济手札二十八通，内容涉及南洋公学译书刊印、留学教育、庚子东南互保、日俄战争、铁路交涉等。（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第162—233页）国内张树年主编之《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摘录了致盛宣怀函的部分内容，据编者注，知系录自“原信复印件”。后这部分函件又收入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下册，总计三十二通，与前述盛宣怀资料中所存去函多重合，但排印文字间有错误或不通顺处。下文所用引文，径引自《近代名人手札真迹》所录之影印版本。
(6) 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史林》2001年第2期。该文侧重张元济经历政治挫折后，热情逐渐消退，直到绝迹仕途的一段历史，勾勒其“在清末十余年间，由官到民，从儒到商，走知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道路的人生大转折过程”。对张氏这一时期政治活动的考察，并参承载、王恩重《张元济和清末立宪运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王逍《张元济与浙路商办》，《学术论坛》2001年第2期。
(7) 杨国强：《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17页。
(8) 《张元济札（二十八）》，《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162—163页。“何梅翁”，何嗣焜（1843—1901），字梅生，江苏武进人。同治初年以诸生投身淮军，先后为张树声、李鸿章、刘秉章幕僚，以功累保至知府补用加三品衔。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南洋公学总理，张元济应聘译书院院长，即由其出面招揽。1901年因病去世，盛宣怀嘉许其“学行允孚，体用明白”，为表彰任内业绩，特奏请在国史馆立传纪念。参看《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南洋大臣刘会奏）》，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愚斋存稿》卷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184—185页；《代盛宣怀刘坤一拟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一·公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35—38页。
(9) 参看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76页。
(10) 《南洋公学附设译学院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愚斋存稿》卷二，总第85页。
(11)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83页。
(12) 《与张元济书（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25页。
(13) 参看周武：《书卷人生：张元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57—58页。
(14) ［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第137页。
(15) 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72页。
(16) ［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第136页。
(17) ［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第140页。
(18) 1901年10月，日本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1842—1906）来访，商洽合作兴学事，张元济代盛宣怀拟复书，即对中日合作颇富热情。其致盛函谓：“译书院现正译《日本教育法规》，大约一月后可以蒇事。尊意欲索普通学堂章程，似可毋须，故未叙及。又长冈雅意殷殷，答书似不宜过于落寞，元济擅将鄙意数条加入，聊示亲切，各条于今日教育关系颇巨，是否有当，并乞卓裁。”参见《张元济札（二四）》（［辛丑］八月二十三日），《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24—225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96—398页。
(20) 《上总署转奏电禀》（1900年1月26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309—310页。
(21) 《致孙仲恺书》（一九〇〇年四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第700页。
(22)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80页。
(23) 张人凤：《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内张元济致盛宣怀信书写年份考》，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81页
(24) 《张元济札（二十八）》，《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32—233页。
(25) 《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26)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盛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59—62页。盛档另存有一电稿，即《盛宣怀条陈》，系日作五月二十日，与《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所录《寄天津荣中堂》（五月二十一日）相较，行文略有差异，前者应为草稿，后者为定稿，当日以电报发出。
(27) 以戴玄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当是时，微盛宣怀氏，则大局屡变，列强虎视眈眈不趁机进兵长江流域者几希，纵有互保条约之名，亦未必收互保安全之责，是东南互保发端成约及执行之功，非盛宣怀莫属。”参看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77—180页。
(28) 唯夏先生一面承认盛宣怀为“东南互保”的实际导演者，一面强调此举使得此前较不显著的“反动的政治立场”更加鲜明，“其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的表现，成为由积极面为主转变为消极面的转折标志”。参看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77—279页。
(29) 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史林》2001年第1期。
(30)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0页。
(31)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94页。
(32) 《沈瑜庆致盛宣怀函十二》，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中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1403页。
(33) 四年之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元济认为“俄日战事已成，东方局面必大有变动，其结果又非庚子可比”，建议盛宣怀再施故伎，表示“见庚子东南公保之约，成于宫保之手，则维持大局，济尤不能无一再之望”。《张元济札（九）》，《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186—187页。
(34) “谢太夫人病殁，终年五十五岁”，见《张元济年谱长编》1900年6月27日条，第94页。
(35)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2—213页。
(36)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028页。
(37) 《寄粤李中堂宁刘岘帅鄂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4页。这一见解也为东南督抚所共享，刘坤一即将排外电旨与“各明件”相区别，据此认为“两宫于此有万不得已之处，亦可见矣”。参见《复盛京堂并寄余观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9，第2571页。
(38) 《海军少将布鲁斯致海军部电》（1900年6月21日发自大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第48页。不久后，上海领事团应大沽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也向沿江沿海各省宣布此项声明。参见《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载《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30—531页。
(39)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5页。
(40)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4—215页。
(41)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光绪朝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89—191页。
(42) 《湖南巡抚俞廉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1页。《鹿传霖奏为遵旨带兵北上并于清江设立粮台事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646页。
(43) 《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函》（1900年6月27日于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1—162页。《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秉衡急遽北上情報ノ件》《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锡良于荫霖ノ北上情报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201—202、243—244頁。
(44)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6页。
(45)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7页。
(46)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0页。
(47)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7—218页。
(48)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页。
(4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04、362、380页。
(50) 《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58页。
(51) 时人评论：“召此重臣而用轻轻四字，无怪人言孝钦有杀李之意。”参见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8页。
(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443、575、658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9页。
(53) 直至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李鸿章由沪启程北上，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入京。参看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23—631页。
(54) 张元济口述，汝成等记录：《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328页。
(55)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56)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9页。
(57)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66页。
(58) 《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74页。
(59) 《寄袁慰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五十六，总第1261页。
(60) 《吴绶卿先生遗诗序》（1912年3月），《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第292页。
(61) 近有论者专述吴禄贞在庚子前后的活动，并申论张之洞同情革命党之心理。参看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5期。
(62)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8—109页。
(63)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第69页。
(64) 参看刘学照：《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65) 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55—269页。
(66)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107—111页。
(67)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下册，童杨校订，中华书局，2015，第1385页。
(68)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10页。
(69) 刘怡伶：《世变与权衡：张元济的政治立场析论》，《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19期，2009年12月。
(70) 《张元济札（九）》，《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