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鸟外交”：周旋于日、俄之间
“水鸟外交”一语出自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谓：
（李鸿章）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46)
这部近代史名著对李鸿章的外交能力评价不俗，推许他为近代中国唯二的堪称“外交家”者之一。(47)不过，书内对李鸿章在庚子事变时期“为争取外援，不惜假传圣旨”的描述，却不甚确。(48)
有关“李鸿章外交”的先行研究，已多注意到其晚年外交带有强烈的“亲俄”色彩，一般认为俄国是他极力投靠和倚赖的外交强援。然而检索历史文献，可发现李鸿章奉召入京后，最早对外试探的国家其实是日本。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他就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1859—1934）称：
北事紧急，鸿奉命进京，即束装起程，中道多阻，恐赶不及。拟请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希与日政府商之。(49)
李盛铎随即往见日本外相青木周藏（1844—1914），所得答复不过标准的外交辞令，仅声明剿匪、护使两事为当务之急，对李鸿章北上表示欢迎。(50)李视“伊藤（博文）、青木皆故人，闻将入觐当期许”，本希望其于危难之际施以援手，如此平淡的回应显然不能令他满意，故再次去电：“北电全断，昨转奏勿再妄动，以去就争，未知允否？若无办法，鸿去何益？乞仍与外部密商电告。”(51)言下透露留粤不行的意思，用以试探日本政府的反应。青木虽有“甚愿保全中国，故未多派兵”的表态，但提出办法，只是催促李鸿章“兼程入都，并调袁军办匪”，只字未及保护事；至于停战请求，则有意回避明确性的答复，只强调“现在各军进止，均由连合军总统相机办理，固非一国所能主持”。这让奉命往商的李盛铎颇感泄气，他向李鸿章抱怨“青木持论多偏，反复婉商多不听”，建议“仍请速定行期，或电美使商英廷”(52)，转向他国再做试探。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李鸿章寄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
鸿将入觐，惟大沽台船互击，并非奉旨，各国是否作为开衅？希密探彼政府注意所在。如可商量停兵，即日北上，面奏先靖内乱，再议善后。望探彼口气，速电覆，俾定行止。(53)
就各国回馈意向而论，以俄国最为积极，对大沽一役大度表示“不介意”“仍云决不失和”。(54)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驻俄公使杨儒（1840—1902）更捎来重要口信：
昨与户部维脱谈，甚矜念中国。伊夙佩吾师威望，喜闻入觐，谓非师不胜此艰巨。又据吴克称，维向欲以信惠孚中国，际此时艰，颇思相助。师若作私交，密询了事之策，必乐借箸，等语。(55)
自事变发生以来，俄政府对华政策上刻意区别于他国，它清楚意识到自身核心利益在于东三省，在华北战场自觉扮演了“次等的普通参加者和敏锐观察者的角色”(56)。在圣彼得堡的外交界，更广泛流行一个观念，即李鸿章是“对俄国有利的中间人”，也是“目前情况下能与之谈判的独一无二的人物”。(57)当闻李奉召入京，俄国远东外交的灵魂人物、财政大臣维特（Sergey Yulyevich Witte，1849—1915）便主动放出了试探气球。杨儒则扮演了忠实的传声筒角色。他在当时已形成“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58)的观念，对李鸿章表示：“窃以维（特）素以习东方事见重俄主，如吴（克托）言，度伊颇有办法，且肯效力。沽役俄伤人较多。善后之计，倘俄易就范，他国便有迎刃之势，刻下已成联俄之局，舍此恐无良策。敢密陈备采。如与维电，华文较密，儒当译送。”(59)
正受困于“旨召入京，竟无路可达”的李鸿章，如同找到救命稻草，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复电：
求转致户部维脱：以中国夙蒙庇护，我亦久承厚爱。今到粤后，距京稍远，朝廷误信人言，姑息乱民，致酿战祸。旨召入京，竟无路可达，请公指示，有何相助之法。并请转奏大皇帝，俯念俄、华数百年友谊最厚，务求力为排解，转商各国政府，迅电来华各兵官，勿因无知官民逞忿小故，遽败各国和局。我当设法北上，面奏请旨，妥议办法。并望垂念我两人多年交情，代筹了事之策，密告杨使电示，等语。请将此电译成洋文转送，并交吴克一份。(60)
维特很快做出反应，表示深愿李鸿章作为“贵国皇太后亲近参谋之人与闻办理”当前一切事件，如设法保护在京公使、侨民，“本国政府并本国军兵必合力帮助”。(61)作为示好举措，俄方通过杨儒提议，派兵护送李鸿章北上：
钧麾北指，迟早两难。与维、吴密谈及此，亦颇代踌躇。伊等拟用俄兵护送，又恐滋嫌疑。俄主欲派吴前来相助，伊欣然愿往，甚为难得。吾师荩虑，想已成算在胸，切盼密示。(62)
值得注意的是，提供人身保护的同时，维特要求李鸿章“径饬满洲东省铁路沿岸地方官，禁乱民毁坏铁路、伤害工役，并照常帮助一切”，隐然以此为交换条件，体现他对中东铁路利益特别看重。(63)李鸿章的另一旧识“吴王”，即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当时也发来密电称：“俄国大皇帝待中国意思极厚，愿忘中国天津大沽所有之事，不与各西国联合办事，将遣我于西历七月携带和好信函前往北京。惟满洲铁路，望公速为力助保全。”(64)吴王传达沙皇意见，重在显示俄国政策区别于“各西国”，其本人亲身赴华，将与李单独交涉。
俄国人和李鸿章在各自需要时，找到了对方，可谓一拍即合。维特希望通过与李直接交涉，解决当下危机，维护在东三省的核心利益，对其来说，“有李鸿章作慈禧太后最亲近的顾问，彼得堡所能设想的好事莫过于此了”，于是，从此时起，“俄国外交界就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了”。(65)而李鸿章欲借助俄援，保护自己，同时增强在清廷的话语权。俄政府异于列强的对华政策，在精通“以夷制夷”套路的李鸿章看来，正给他用武之地。六月初三日（6月29日），他即转奏维特来电，刻意声明“此次俄调兵最多，各国当推为领袖，果如所言，似宜引为援助”(66)。
附带一点说明，李鸿章北上，并未得到俄国以外大多数列强国家的支持，尤其以英国人反对最力。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P．L． Warren，1845—1923）听说李将由广州南来的消息，立即致电伦敦：
李鸿章离开当地可能将带来危险。刘（坤一）和张（之洞）应是我唯一交涉对象，我认为不应与李鸿章进行任何谈判。(67)
在李鸿章出发前夕，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830—1903）还指示驻广州领事：“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68)从英、俄对抗的国际政治背景来看，李鸿章作为人所皆知的“亲俄派”，不为英人所喜，也不难理解。在他们眼里，李的形象多是“老迈的阴谋家”“没有良心的政治家”“擅长手段、不讲信用的旧官僚”一类；而通过戊戌政变重新训政的那拉氏，也一样不受西人待见，其召李入京，多被理解为俄国操纵的阴谋。(69)故此，以上海领事为首的英国人强烈反对李鸿章北上，实有着否定那拉氏领导的政府，进而否定这一政府在目前危机下所欲打通的外交渠道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