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辞职探因

四、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辞职探因

尚在署理两江总督时，张之洞对兴办军事学堂的重要性已有相当认识，曾奏陈朝廷：“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称盛。今欲照仿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材。”⁽⁷⁴⁾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回任湖广后不久，张之洞即着手筹建湖北武备学堂，一面致电驻外公使，令选募洋员教习，一面规划筹款、建堂、招生诸事宜。⁽⁷⁵⁾至七月初一日（8月9日），张之洞正式札委王秉恩（1845—1928）为武备学堂总办，钱恂为提调，姚锡光为总稽查。⁽⁷⁶⁾

法勒根汉、根次二人被聘定后，于本年五月二十一日（7月1日）由德国启程赴华，至迟不晚于七月初已到达武昌。⁽⁷⁷⁾七月初四日，姚锡光记录了与两位德国军官初次见面的情形：

在督辕，见有德员二见制府，探之，即新雇来武备教习也。闻其甚难说话。其来也。制府命蔡毅若观察为安排于铁政局暂住。而伊两员尚以铁政局非洋房，不乐居，颇为诮辞。照此，则不能受约束可知。制府处雇来洋人往往如此，其何以支？⁽⁷⁸⁾

下车伊始，即有故事发生。法勒根汉等人初到，先宿于汉口德国旅馆，后渡江至武昌，访总督衙门，继被安排住在湖北铁政局馆舍。日记中“蔡毅若观察”，即蔡锡勇（1847—1898），时以候补道任湖北铁政局总办，为“香帅极亲信人”。其引领德人先入住铁政局，因屋非洋房，遭到嫌弃，不得已，又安排二人移居织布局一洋楼，德人复谓“此洋楼乃工匠所住，岂我辈住耶”，仍不肯入住。几番口舌之后，法勒根汉等人“坚执不肯渡江移来，仍住汉口洋寓，必俟造一新洋楼与住，始肯渡江来省”。最后作为妥协办法，德员仍以汉口德国旅馆为住所，在位于武昌的自强学堂内暂备两间房屋，作为临时憩息之所。目睹了以上一幕的姚锡光，对德国教习就职学堂的前景颇不感乐观，日记中评论道：

此两洋员甫经受雇来华，即如此骄蹇桀骜，日后武备学堂开办，必不能受节度、办功课，且必多生事端，必至穷于办理，如养骄儿。吾不知制府何以善其后？嗟嗟！⁽⁷⁹⁾

至七月十八日（8月26日），法勒根汉、根次二人第一次正式赴武备学堂，示意今后将每日渡江来此，午前十点钟到，即于此间学中国话，请各配备一中文教师，稍后勘察地形，又提出于蛇山上建造新洋房为其宿舍。所求一一获允。姚锡光与德人周旋，心怀不忿，对一意宽纵的张之洞也略有微词：“泰西之狠如此。其住汉口，而每日渡江南来武昌也。制府允雇一小轮船专为伊旦夕摆渡，小轮船雇价每月九十元。洋人之侮慢中国，而当道竟不能驾驭雇来洋员，嗟夫！”⁽⁸⁰⁾

法勒根汉等人到湖北时，武备学堂的运行尚未进入轨道，学堂房舍停留于设计图纸，甚至选址工作也未完成，最初一段时间只能暂借铁政局为学堂。就职数月后，法氏发现事事不如意，学堂未建，薪水未发，关于新军编制、学堂学规等建议无人喝彩，也没有译员来帮同翻译德国军事著作，他写给国内的报告充满埋怨，认为此次来华毫无意义。⁽⁸¹⁾事实上，这才不过是麻烦的开始。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间，武备学堂出示招考，报考者空前踊跃，人数将逾两千人，出乎招考者意外。⁽⁸²⁾后正式录取学生一百二十余名，原聘教习已不敷用。十月初，张之洞再次致电许景澄，请托德国陆军部增聘一人，要求“位在法勒下，月薪、分际同根次，而官职略如守备”⁽⁸³⁾。前述德国政府原意通过对华输出高级军事顾问，加强军队指挥权方面的影响力，对于派遣教习并无热情。许景澄复电称“德兵部意须带队，因此作宕”，增聘教习事“碍难续托”，转而建议借法勒根汉个人关系举荐军官。⁽⁸⁴⁾当时法勒根汉本人也以教学繁重为由，有意自荐数人，一则可分其劳，二则通过汲引私人加强势力。但最终张之洞还是绕过法勒根汉，调原自强军教官斯忒老（Ernst von Strauch）至武备学堂，何福满（Friedrich Wilhelm Hoffmann）和赛德尔（A．Seydel）至护军营充当教习。⁽⁸⁵⁾

法勒根汉对自己被排除在增聘教习的决定过程之外，大感恼怒，而且聘来的原自强军教官品级低下，出身也非正规，法氏自视为由德国政府推荐的高级军官，甚至不屑于同他们合作。⁽⁸⁶⁾而更大问题在于，武备学堂内部中、德双方人员的关系愈来愈坏，几至于水火不容。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学堂提调钱恂因与法勒根汉积怨成仇，愤然离职。他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中道出心曲：

德教习，弟不过裁抑之，使不得如赫大人（赫德）之猖獗，何力能去？南皮助七分，故尚能行所志，不然殆矣。……弟办武备学堂已七个月，未得丝毫益处，未取丝毫钱文，见恶于洋人，见慢于学生，而坚守不去者，为此数千年中国兵权之不肯暗移于外人耳。何其妄！⁽⁸⁷⁾

此处所见中外之争，主要是争权，而所争之“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学堂内部的事权，二为更为广义的兵权。前者引起的纠纷，其实早在延聘之初已埋下伏笔。法勒根汉应聘武备学堂时，坚持要求确定总教习的权威，在合同中说明“专受总督辖，有事径禀”；驻德公使许景澄与之“再四驳改”，才略妥协，规定“归总督暨提镇充总办节制，禀件由总办转呈，即予批复”。⁽⁸⁸⁾然而，以总督、提督、总兵一级官员充任学堂总办，在清朝体制内并不可行，故张之洞有一番颇费苦心的解释：“德员薪水、期限、受敝处及提镇之总办节制均可，如提镇无人，惟有派道员总办，学堂教习虽不归道员节制，然一切公事，教习须与总办和衷商办，如与总办道台意见不同，准其径禀敝处，听候批示。”⁽⁸⁹⁾并向德国政府允诺，到华后法勒根汉加给副将衔，根次加给游击衔，“令其体制较优，以资表率管束”。⁽⁹⁰⁾其后正式拟定的《武备学堂章程》第二、六款，对总教习和总办、提调之间的权责关系做有如下的规定：

第二款本部堂选派道员为学堂总办，管理学堂一切事宜，仍随时禀请本部堂之示。又选用洋员充当总教习及各教习，选派知府等官，充当提调。所有总教习等及提调，均听总办节制。该总教习，专奉本部堂及总办为上司，而与提调平行，各办各事。……

……

第六款总教习与提调分办学堂事宜，凡事经本部堂及总办酌定之后，其属功课之事，悉归教习主持，所有各教习及领班翻译学生亦悉归总教习管理。除功课之外，凡领班翻译学生各事，均归提调管理。……⁽⁹¹⁾

可见，德国教习在学堂中归总办节制，而与提调平行，并无绝对的权威。法勒根汉性格跋扈，喜揽事，当意见冲突时，很难协调与钱恂等人的关系。时任湖北译书局总纂的陈庆年（1862—1929）也观察到，法勒根汉“常争堂中一切权力”，“于学生功课外，而欲操用人行政之权”，“与官场则挑衅，遇事龃龉；与学生则忌刻，等于荒废”。⁽⁹²⁾德国教习与中方提调因事权之争，屡屡产生摩擦，冲突愈演愈烈，关系自然难以修复，遂致相互掣肘。

至于“兵权”之争，则反映了甲午以后列强争索在华利权的情势下，朝野人士对外国干预军权的警惕。在编练江南自强军时，张之洞就主张“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⁹³⁾。到湖北后，委托许景澄代雇教习，也强调“惟兵事万不能归其专主，此节必须说明”⁽⁹⁴⁾。法勒根汉等人到华，其职权被严格限制在武备学堂教授，绝没有直接统兵的机会。另外，新建湖北护军营虽以自强军为模板，但发生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饷章不全用德制；二是不再用德国将弁为营官，而改用华官，只聘少数德将为教习。⁽⁹⁵⁾据姚锡光所见，所聘德武官曼都德尔甫（Graf von Friedrich Bernstorff，又译贝伦司多尔夫）等人在护军营所授，“每日四点钟，两点学堂功课（午后），两点操场功课（清晨）。现学堂功课大约言行军、侦探诸事，操场功课则每礼拜教步队、马队、炮队各两日，日凡两点钟”⁽⁹⁶⁾。光绪二十二年末，张之洞电告总理衙门，凡来鄂德员，“商立合同，或教语言，或教武备，惟断不能干预带兵之权，……须听鄂督及总办之道员节制，……历来所募洋将、洋教习，皆系如此。”⁽⁹⁷⁾光绪二十四年，德籍自强军统带来春石泰因合同期满解职，一度试图通过关系，重归张之洞门下，而后者以“来春多情可嘉，然鄂省无力练兵，不能再添洋将，亦无他项需添教习之处”⁽⁹⁸⁾，予以婉拒。同年，张之洞致总理衙门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立场：

查今日中国，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预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为教习则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洞前在江南所用德游击来春石泰等十余员练自强军，因系外省疆臣自行商筹，我出使大臣保荐，既不与该国国家相涉，又非先经奉旨饬办之事，亦非钧署饬办之事，故尚可听调度，然期满遣归时，枝节已多。至鄂省所用德都司法勒根汉，因系其国家兵部所荐，种种桀骜揽权生事，公使屡屡扛帮，幸而遣归。⁽⁹⁹⁾

可见钱恂与法勒根汉争“兵权”，固有他本人痛恶外人侵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忠实秉承张之洞意旨，所谓“南皮助七分，故尚能行所志”，有意识地挤压外国教习的权力范围。当然，除争“权”以外，还有更现实的原因，这又涉及“钱”的问题。张之洞在湖北举办自强学堂、译书局、武备学堂三项新政，经费预算一年总计六万两，而仅总教习一人薪水就超过万两，与中方人员薪资差距巨大。武备学堂开办前，钱恂与姚锡光等人议论及此，已深为不满，以为“薪水大者必不受驱策”⁽¹⁰⁰⁾，待后来与德员共事时情绪有所发泄，实也不难理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间，法勒根汉曾上督署汉文禀函一件，原文未见。而据张之洞批示，“查所陈各节，多因未谙中国情形，怀疑误会”，其控诉内容系由武备学堂华洋矛盾所起，为此特令蔡锡勇等人面晤法氏，“详细慰解，俾释疑团”。但收效甚微，法勒根汉再次禀陈，并一一罗列不满之处，张之洞不得不再次饬派蔡锡勇“逐条询问，代为措置调停，善为劝慰”。⁽¹⁰¹⁾越年（1897），张之洞将钱恂调离学堂，以为安抚德人的权宜之计。⁽¹⁰²⁾不过，法勒根汉的特殊性在于政府推荐的背景，这使得他带来的麻烦，远较他人更为棘手。至六月间，法氏与中方关系已近破裂，张之洞似乎也不堪容忍，当电令许景澄在德国续聘教官时，就强调“不必再托德兵部选派”，更不要让法勒根汉自己介绍，“缘前来之法勒根汉性情偏傲，不易调驯，而学堂人多课勤，法屡请添人，若不添人，则渠过劳甚不乐；若渠自觅之人，更难驾驭矣”。⁽¹⁰³⁾同年底，法勒根汉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忽停功课，欲辞回国”，这倒令张之洞有些措手不及，除通过各种途径劝留外，并特别解释：“提调乃帮同经理学堂功课以外各事之员，断非教习之上司，万不必误会滋疑；至于应需各款，该总教习但开一单送交总办，自可即时照给，凡可优待之处，本部堂无不格外通融。”⁽¹⁰⁴⁾从中可见法氏所不满者，仍不外权、钱两端，只是此时去志已坚，再无转圜余地了。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即法勒根汉初次提出辞职一年后，张之洞终于批准了辞呈，同意他偕根次一道离职：

照得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原订合同两年为满，今届一年又四月，忽自请归国，叠经该关道及学堂提调传述本部堂之语，曲意挽留，至再至三，并令教习德员斯泰老、工师德员锡乐巴极力劝留，更由本部堂亲自反复敦劝，仍留办事，是本部堂挽留该教习之真意确已十分显明。奈该教习归志甚坚，本部堂十分惋惜，不得已准如该教习所请。⁽¹⁰⁵⁾

发生在湖北的军事教习纠葛，辗转传到了北京，惊动了德国公使海靖（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他动用外交手段为法勒根汉抱不平，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致张之洞电对德员辞职事进行干预，语气已相当不客气：“武备学堂德国武员法、景（即根次）两位，学识俱优，结实可靠。本大臣请贵制军按照德国陆军体统看待，不必使该两员怀退志，致与贵制军名望有关，本大臣深为企盼。”⁽¹⁰⁶⁾而张之洞接电的反应是“深为诧异”，回复中也是软中带硬：

本部堂因该员系属西人，所以比本国之副将、游击看待从优，实在无可再加。本部堂惟知以礼貌分位相待，不知贵国陆军别有何等体统，况该员现派学堂教习，系照合同办理。学堂章程与军营章程不同，请贵大臣电告该两员，恪守教习职分，按照合同听学堂总办道台节制，更与本部堂所派提调平行，各办各事，不越分际，实深厚望。⁽¹⁰⁷⁾

就在法勒根汉等人回国的同时，清朝驻柏林使馆为湖北省新雇聘福克斯（Carl Fuchs）、威耳赤（Albrecht Welzel）两少尉，至武备学堂执教。⁽¹⁰⁸⁾其中福克斯三年任满后被继续留用。另外，原护军工程营教习何福满也调至武备学堂兼任教务，一度曾因不听总办调度引起矛盾，张之洞根据合同饬其“听候武备学堂总办节制，遇事随时与原委提调和衷商办，勿违”⁽¹⁰⁹⁾。至光绪三十年（1904），武备学堂改为高等学堂，湖北当局将业已期满之德国教习全数辞退，还引起过德政府的不满，张之洞据理抗争，依旧强硬：“鄂省聘用东、西洋教员甚多，或辞或留，无关交涉，在我自有主权，德领事何烦过问？有添聘即有辞退，德政府何致于愤？”⁽¹¹⁰⁾当然这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