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在战时交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前已谈及，孔先生分析“庚子七月‘召见单’”时，谈得最多的是六月前的政局，这中间存在时间错位。当正面叙述奕劻政治活动时，仅列举了《上谕档》所载奕劻与使馆沟通的四封书信，亦不乏可商榷处：（1）以“庆亲王”或“总理衙门大臣”名义与使馆通信的记录，远不止四封，这些文件在《义和团档案史料》《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已有相当完整的收录；(75)（2）孔先生对四封书信罗列式的征引，只有个别文句的注释，缺少上下文的疏通；（3）相应地，对署名“庆亲王”的信件与奕劻本人之间关系的解释存在随意和混淆，一面将此类文件悉数用以理解“奕劻是如何帮慈禧在外交方面出谋划策的”，一面又强调“奕劻一味屈从慈禧，毫无定见，完全听从慈禧的摆布”，唯独未交代之所以然的背景和原因；（4）忽视了交涉对手方，即外国使馆一侧的即时反应，如主要负责与总理衙门通信的英国公使窦纳乐对来函背后的深层因素就有所觉察，推测“不同的格式和语气意味着，这些信件可能来自不同派别的人们”。
围攻使馆无疑是慈禧太后亲自决策的，但要回答“为什么攻打使馆”“为什么后来又围而不攻”这些问题，却非易事。如林华国先生所言：“清政府关于使馆之战的决策是在极小范围内极端机密谋划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有关这些决策过程的可靠的原始资料，今后恐怕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资料。”笔者基本同意林先生的分析，慈禧攻打使馆的目的，“并不是要夷平使馆，杀戮使臣，而是要使各国使臣陷入危险、绝望的境地，逼迫列强同意停止战争”。(76)由于列强一直以保护使馆为出兵主要借口，清廷也将使馆安危视为和战关键，企图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以为斡旋砝码。战时交涉贯穿了慈禧以此进行讨价还价的企图，而原本相对失势的奕劻、荣禄一派也在特定情势下有所表现。
因天津战局的影响，总理衙门在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开始恢复与使馆区的联系。先是使馆重金聘请教民金四喜，前往天津送信，回京时被荣禄部所执，经慈禧太后批准后，带入“总理衙门事务奕劻”领衔署名的、致各国使节的照会，内以保护为名，“请贵大臣等先携宝眷，率领参赞、翻译各员分起出馆，本爵大臣等检派妥实兵弁严密防护，暂寓总署，嗣后再作归计”，并声明“此乃本爵大臣于万难设法之中，筹此一线全交之路，若过时不复，则亦爱莫能助矣”。(77)荣禄后在一私信中言“幸各使尚未死，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78)，即指此事。
六月二十日（7月16日），清军停止进攻。窦纳乐战事日志记：“它实际上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武装休战，这种休战一直延续到援军到达前十天或十二天。”(79)二十一日（7月17日），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北仓的奏报证实天津陷落的消息。二十二日，根据荣禄的命令，总署章京文瑞进入使馆区，“告以奉命慰问，并申明极力保护”。(80)二十三日（7月19日），总署照会要求使馆人员“暂避天津”，并拟派队沿途保护。七月初三、初七日（7月28日、8月1日），总署两度照会英使窦纳乐催问行期，并磋商停战，落款均署“庆亲王等同启”。此即孔先生征引四封奕劻书信中的前两封。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初二日，总署还向使馆送去了西瓜、菜蔬、白面，以示慰问。据盛宣怀得到情报：“廿二京信，总署派文瑞往见各使，未损一人；荣拟奏请先送食物，再商派队伍送赴津。”(81)关于使馆撤津的交涉一直持续，直至北京城陷前夕，仍未有结果。上述事情是在荣禄与奕劻的配合下实现的，当然，前提是慈禧太后不加反对。由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荣禄的作用似更大一些。当时直接负责与中方对话的窦纳乐就有如下判断：“根据所有那些同我们保持联系的人所做的说明，荣禄现在是中国政府中掌权的人物。”(82)
七月初一日（7月26日），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1830—1900）入觐。初三日，许景澄、袁昶被处死；同日，江督刘坤一等十三人会奏“请授李鸿章全权折”抵京，留中不发。初四日（7月9日）后，清军恢复了对使馆区的炮击。当时在京的顺天府尹陈夔龙（1857—1948）、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不约而同认为，李秉衡抵京为朝局转捩一大节点，由此顽固势力复张，慈禧继续作战的决心也得以巩固。(83)对和议前景一度抱希望的京外人士，因此感叹“海城初一入觐，高谈者气复少振”，“事机甫转，又为海城所败”，“海城到京，固执尤甚，朝局又变”。(84)那么，当时奕劻做何反应呢？
孔先生据召见单记载“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召见最多的官员是奕劻，达十六次，其次是端郡王载漪的十四次”，断言：“情势愈是紧张，慈禧愈是离不开奕劻和载漪。他们二人可以说是慈禧当时的左右手，而且对奕劻的信任，又在载漪之上。”（第28页）然而，细绎召见单，可发现在清廷和战态度激变的关键期，即七月初一、二、三日，名单中恰没有奕劻。(85)也就是说，初一日李秉衡入觐、慈禧重趋主战，奕劻未预闻其事；而初二日逮许、袁于狱，初三谕令即行正法，奕劻也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以外。前揭初二日奕劻复袁世凯函，“权柄操自朝廷，亦非臣下所敢自请”等语益证其当时在政治决策上的失语。后谈判《辛丑条约》时，奕劻作为全权大臣致电行在军机处，内称“（李秉衡）入京后，围攻使馆，极力加功，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附和佥人而陷害之”(86)。所谓“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即许、袁而言，“佥人”，则指向载漪、刚毅、徐桐之流。恽毓鼎曾谓：“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87)在关于许、袁被杀原因的诸多说法中，郭则沄以为“是说较可信”(88)。七月召见单多见奕劻、载漪同时召见的情形，如谓两人为“慈禧当时的左右手”，差可成说，而径直视同“一个营垒”，则嫌武断过甚。还值得注意的是，初一、二、三日连续获召见的庄亲王载勋，为统率京津义和团大臣，在庄王府设有总坛，后与载漪同被指为“祸首”，他们才真正算得上“完全是一个阵营”。载勋在慈禧面前对许、袁有所攻击，是完全可能的。
据窦纳乐战时日志，“（7月）29日是明确恢复敌对行动的日期”。当天甘军在北御河桥上新筑工事，并开始有规律地射击，使馆卫队亦用大炮反击。此次开火为各使拖延离京提供了理由，窦纳乐在七月初五日（7月30日）致函总署，表示“对于前往天津途中的安全不能感到放心”(89)。初七日（8月1日）总署复函内称“昨日奉复一缄”，即指窦纳乐来函，而非孔先生所谓的初六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第33页），内将重新开火的责任归咎于教民，并催问动身日期，“务希于两三日内定期见示，以便料理一切”(90)。
七月十二日（8月6日），总署对使馆卫队的一次猛烈反击提出照会抗议，此即孔先生所引第三封奕劻书信。(91)十三日，李秉衡出京督师，旨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命“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92)。这仍是慈禧太后的两手：以李秉衡主战，若有小胜，则以李鸿章议和。十六日（8月10日），李秉衡兵败通州河西务。十七日，总署大臣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处死；同日懿旨：“传谕荣禄、董福祥，激励统带营官兵丁等奋勇立功，从优破格奖赏。即刻传知各处，张贴告示。”十八日懿旨：“董福祥着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刚毅着帮办武卫军事务。”(93)这是清廷最后的军事挣扎。
七月十八日（8月12日），总署发出两道照会，一面试着与联军前锋接触，先行停战；一面计划与使馆直接和谈，并派王大臣“奉诣面商”。(94)使馆方面已同意于次日上午会晤，然而终于未果；同一天，通州被占，京师门户自此大开。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通过下面几种记述，我们基本可以拼合出战时交涉的最后一幕。七月十八日军机处奏片：
顷由载勋等口传谕旨，往各使馆商议停战。臣等已致函窦纳乐，先定晤商时刻，俟有回信，即行往商。谨将函稿呈览。谨奏。(95)
军机大臣荣禄事后奏称：
是时大局尚未糜烂，窦使复函于次日九点钟在馆拱候会晤，乃该大臣启秀、赵舒翘等恐其扣留，不敢往晤，托词有差不及前往，又函复之，至二十日夜间又复迁延，遂有二十一日之变。(96)
军机章京王彦威（1842—1904）记载：
先是联军未入京师，庆亲王入奏谓，时事日亟，请仍与各使相见一面，令李相国鸿章入京议和。各使允之，定期七月十七（九）日会晤，届时而总署大臣相顾瑟缩不敢往，遂罢议。(97)
通州失陷前数日，主战派一度占了上风。当战局愈趋不利，慈禧加紧了求和步伐。十八日奕劻奏请与各使会晤被允准，传谕“往各使馆商谈停战”，而约定会期后，总署大臣却无人敢往。启秀、赵舒翘等主战派官员“恐其扣留不敢往晤”，很容易理解(98)；另一种可能是，有过许、袁被杀的前车之鉴，奕劻敏感于政治禁忌，也不敢独自往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