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巡阅长江水师
庚子年（1900），李秉衡北上勤王，终以身殉，写下生命悲壮的最后一笔。在回顾这一幕之前，有必要先追溯他的南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对外持强硬态度，而清政府坚持“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8)，不敢轻易言战。不久，奉旨补授四川总督，但以“近来旧疾日增，未能迅速就道”(9)为名，奏请开缺。获准后寓居河南安阳县。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重获起用，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奉天查办事件。(10)不到两个月，十月十六日（11月18日）清廷发下谕旨：
长江水师前经彭玉麟按年巡阅，以资整顿。现在沿江各营诚恐无不懈弛，着派李秉衡驰赴长江，上下周历察看，仿照彭玉麟巡阅章程办理。(11)
查此上谕背景，本年春，意大利为强租浙江三门湾，派远洋舰队赴上海洋面游弋，向清政府施压。清廷谕令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1830—1902）等“严为戒备”，并授便宜行事特权，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1852—1905）也奉命率舰南下，与沿江海各省面商机要，联合备战。(12)到下半年，意大利基本已放弃对三门湾的租借要求，在军事上也未采取进一步行动。清政府由此以为备战产生威慑，对外愈加趋于强硬，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上谕措辞空前严厉：“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13)可以说，庚子事变前，清廷尽管并无十足把握，但心理上确已有对外开战的准备。只是，这一点信心实际建立在对外情茫然的基础上。当时意大利未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因，在于应付国内压力，而非受清廷备战声势威慑。(14)
李秉衡奉旨南下，与前述上谕发出约在同一时期。而他重获起用，继而被派赴长江办理差使，也与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的大力推毂有关。(15)刚毅在当年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如一般所知，公开目的是为清理江南各省财政，包括查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积弊案件。(16)实则沿途对长江防务也有所访查，并在复奏时多做批评，素受其青睐的李秉衡遂被推荐为整顿“懈弛”之可靠人选。就李本人而言，并不十分情愿接受这份差使。“巡阅长江水师”，是差，不是职，当时李秉衡职衔仍是“降调四川总督”。这一趟南下，与北上奉天查办事件形式略似，但究其内容，却迥然不同。李秉衡自认对办理民政、刑事尚有心得，至于水师军务则素非强项。他在接旨后，以“长江水师自揣不能胜任”为由，奏请收回成命，辩解说：
今臣起家牧令，洊任封疆，即偶涉军事，亦皆筹备于陆路，而于炮艇快划，上下风涛，从未经历，百种茫然。是实臣所未习，尤所未能也。(17)
这是明摆出来的理由，更深一层原因，在于他不喜欢和外国人打交道。山东巡抚任上，办理教案已屡受挫折，现在前赴洋人麇集的江南，更等于踏上是非之地，这在李秉衡的眼中，不仅是仕途的险阻，更是人生的艰难了。但清廷未准所奏，批谕：“着不准辞。”这让李秉衡失掉了退路。尽管无奈，他在谢恩折中还是写下了下面这一段话：
臣犹有鳃鳃过虑者：臣素性拘迂，不善办理洋务，久荷圣明洞察。在臣初心，岂欲为朝廷多生枝节？此番奉命巡阅长江，沿江一带人心浮动，毁堂闹教之案层现迭出，痞棍必假臣之姓名，洋人必以臣为口实。惴悚不安，实意由此，非敢避难就易，避劳就逸也。(18)
李秉衡没有掩饰对“洋务”无所好感，甚而在赴任之前，已表露出悲观的预期。不同于大多数老于官场、善于逢迎的巧宦，他的表白显得过于直露，也不似那些喜欢揽权任事的能吏，言谈中并不见多少豪气。从这份率直中透出的执拗，倒值得玩味。仅仅一年后，李秉衡就用生死作为代价，为上述这段话做出了注释。
李秉衡在受命后，仍未立即动身。他先以“衰病侵寻，历时已久”，奏请“赏假一个月”。(19)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陛辞离京，即赴河南安阳寄寓休养。一月假满后，又以“步履仍复维艰”为辞，再次奏请“暂缓行期，续假一月，一俟开春，立即就道”。(20)拖拖挨挨，过了年关，当由安阳登程南下，已经是次年二月了。
二月二十八日（1900年3月28日），李秉衡到达湖北省城武昌，与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湖北巡抚于荫霖（1838—1904）、汉阳镇水师总兵周芳明一一会晤。(21)其后沿江而下，历经湖南岳州、长沙，湖北荆州，江西湖口、南昌，安徽安庆，江苏江宁、镇江，一路巡视，先后与鄂、湘、赣、皖、苏五省督抚、提镇会商江防，为期将近两月。(22)四月二十一日（5月19日），行抵苏州，以此为驻节地，择城内八旗奉直会馆为行辕。江苏巡抚鹿传霖（1836—1910）与李秉衡同城而居，常互通声气。
虽已粗巡长江一遍，但自驻节苏州，到勤王北上，相隔时间很短，李秉衡难有实际的作为。他唯一一次出手，弹劾对象直指总辖五省长江水师的最高长官，可谓出手很重，也很能体现其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四月二十六日（5月24日），即抵苏后第六日，李秉衡奏劾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徇纵营私，贪赌嗜好，废弛营务，勇额多虚”多项罪状，指其对活跃于长江的会匪、盐枭视若无睹，纵容“瓜镇巨枭徐老虎”(23)，奏内进言：
惟值外侮纷乘、内奸思逞之际，即使竭力图维，犹恐后时，更何堪再任此等贪劣大员，败坏贻误耶？除长江防务另行妥筹，并就近会商伏莽办法，再专折具奏外，仰求宸断，立将黄少春开去水师提督，并撤去江胜六营统领差使。应请另简廉勇大员，速往任事，借资补救。(24)
不久因庚子事起，弹劾事件暂无下文。又过去两个月，清廷突然颁下谕旨：“黄少春着来京陛见。长江水师提督着杨金龙署理。”(25)该旨寄发于七月初二日（7月27日），正是李秉衡北上抵京次日，这一人事安排应是他觐见慈禧太后的产物。当时北京对外电信中断，谕旨传达多经辗转，及黄少春接旨，已经是京城告破、宫廷西逃后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反应。他以江防吃紧，镇守需人，推许黄少春为不可多得的“知兵大员”，专折奏请留用：
该提督老于戎事，忠爱性成，于同治五年蒙恩简授湖南提督，迄今三十余年，专阃久膺，深孚众望，其朴诚忠勇，早在圣明洞鉴之中。现虽年逾六旬，精力极为强固。臣待罪南服，惟赖一二知兵大员相助为理。该提督驻守要隘，一时实难远离。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黄少春暂缓陛见，俟防务稍松，再行交卸就道。(26)
清廷依议而行。至次年（1901）四月，黄少春奉旨调补福建陆路提督。(27)刘坤一在长江防务方面对黄少春多所倚重，并在政治上予以庇护，这一点显然区别于李秉衡所持的严厉批判态度；再联系公开招抚徐怀礼的举措，其“应时权宜”的灵活手腕，更与李秉衡视若寇雠的立场拉开距离。这只是两个比较明显的例证，由此透露江督与巡阅长江水师大臣貌合神离的某些迹象。而接下来考察李秉衡北上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条意见鸿沟究竟深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