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中方得失
在大白舰队决定巡航西太平洋地区后，清朝政府继日本后发出邀请，继而确定接待地点、着手准备工作、指派迎宾专使等等，可以说反应还算迅速，措置亦无明显错处。与此事关系密切的人物如毓朗、梁敦彦等人，在近代史上也并非“全都谈不上有知名度”，马先生认为“他们悉为历史上边缘人物，谈他们的事迹，谈到厦门访问这时段就够了”（下，第76页），或是故意说的生气话。即仅就厦门访问这段来讲，被洋人起绰号叫“Yale-bred Chinaman”的梁敦彦，与美国关系深厚，且为袁世凯的主要外交助手；宗室出身的毓朗不乏留洋经历，在外交方面也非完全无知，有人评价他“曾涉重洋，奉使东瀛，复酬美舰于南海，使节所临，纵横数万里，所到之处江山胜概，风景大观，不知凡几，且吴越山水冠于中国，东瀛风物甲诸世界，其眼界之广，又可想见”(97)。上述二人派充专使，主礼宾酬酢，为各方面均可接受的人选。至于松寿、尚其亨，以地方官员莅席，聊备一格而已。马先生笔下，几乎不假辞色地加诸梁敦彦、松寿以“举止惹人讨厌”“胆小鬼”“本领低劣，做事马虎”等恶评，只对毓朗还算留情，以为“中规中矩，应算称职”。（下，第98—99页）如孟森所言，所谓奉旨“前往劳问”，不过“丰其廪给，畅其游观，尽联络之能事”(98)，用大白话讲，就是最大程度让美国人吃好玩好。毓朗、梁敦彦的工作可预期地如此简单，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并且完成得还差强人意。除此之外呢？大概有两点可说：（一）受命之初，他们就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对南下一行是抱有抵触情绪的，到厦门后，当地的不安氛围更加剧了这种心态，而且使得接待美舰方面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二）目前没有材料可表明，他们对当时外交局势有何种判断，或提出何种有利于中国把握外交主动的建议。正因这种例行公事式的心态，毓朗日记中流露最多的，除了对革命党的关心，就只剩游山玩水的兴趣；而梁敦彦在接待任务结束后，甚至都没有返京述职，更不必提对政府有什么独到的进言了。
再就接待美舰的内容而言，铺张和高规格是引人瞩目的特点。此前日本政府已经高调地“打过样子”，清政府为使自己在与东亚近邻竞争中不落下风，招待美国客人可谓不遗余力。(99)在外交上，花多少钱，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看清政府是否明了美舰来访的目的，以及主动做出有利于己方的因应之术。如上所述，可惜没有。至于细节上，马先生归纳厦门迎宾的不足，包括：（一）没有民众的参与；（二）舰队能接触的人士严重缺乏横幅性；（三）活动地区太局促了；（四）活动节目严乏变化。（下，第100—101页）以上确为锐利独到的见解。中方迎宾安排固失于老套和狭隘，不过可以补充的是，在动员民众方面尚非毫无作为。据档案记载，厦门绅商各界曾于十月初十日公请美舰官兵(100)，且不止于此，这次迎宾并未局限于厦门一地，而是全国范围的。十月初六日，即美舰抵厦门当日，外务部致沿江沿海及川滇各省督抚电称：
此次日本欢迎美舰，在上固极力联络，其民间亦踊跃异常，各新闻纸尤十倍鼓吹。此于国际上大有关系，中国接待美舰，亦应于民间加意。现美舰于初六日抵厦，希尊处密转知军、学、商各界，凡能联成团体者，均用西文迳达美舰，以示欢迎之意。(101)
而后，直隶总督杨士骧、湖广总督陈夔龙、四川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锡良、江苏巡抚陈启泰、山东巡抚袁树勋、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岑春蓂、安徽巡抚朱家宝，均复电声明照办。兹举浙江一例，借为说明：
美舰来厦，除由增韫电致水师提督外，又由绅学商界代表分电该舰，共表欢迎，另由绅军学界电谢美外部，文云：“贵国与敝国睦谊素敦，近承减少赔款，我浙江一省减轻负担不少，即以见我全国受惠同深，敝国全体良深铭感。此次贵国舰队游历来我厦门，尤见惠顾情殷，曷胜光宠，特鸣谢悃。浙江绅界代表前江苏巡抚陆元鼎、浙江铁路总理前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军界代表浙江陆军参议靳云鹏、陆军协统杨善德、学界代表教育总会江西即补知府项崧、翰林院庶吉士吴震春、商界代表杭州商务总会总理金承朴、协理潘炳南、杭州城北商会总理吴恩光暨浙江全省人等恭电。”另致伍公使再转达美外部谢忱，电文同。(102)
综上来说，以毓朗、梁敦彦为首的清朝接待团在“例行公事”的标准内，算基本完成了任务。十一月十二日（1908年12月5日），美使柔克义照会外务部称：
厦门接待兵舰之举，足为我两国最为敦睦之据，朗贝勒、梁大臣二位钦使为此事格外分心，特设盛宴，礼文周到，以接待伊提督及美国员弁，彼时并有他省官员亦往接待。美国总统与臣民尤为心感，兹伊提督与厦门领事，请本大臣特为致谢。(103)
外交辞令固有客套，但至少证明，中方接待美舰即或有“自辱”成分，却绝无马先生所谓“辱宾”的冒犯行为。归根结底，清朝在这一回合难得高分的原因，不在迎宾专使得人与否，也不在迎宾形式或格调之优劣高下，而在于中国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完全弱势。蒋廷黻（1895—1965）尝言：
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104)
如上节所述，美、日达成妥协，完全不需要顾中国脸色，无论唐绍仪使团访美，或大白舰队访厦，于当时东亚地区利益格局的分配，均属无足轻重。自20世纪初，美国首倡门户开放，在对华外交上保持相对柔软的身段，与各色穷形尽相、穷奢极欲的老牌或新兴帝国主义相比，确乎稍显清新，以至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1883—1949）评价它“向来披着一件利他主义的外衣，动机虽然不是明显的急公好义，但是目的仍然是存有善心的”(105)。不过，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评价，即便在大洋彼岸也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106)更不必说国人看待它时那种复杂纠结的心态。具体到大白舰队访华，如果不止于对事件中那些“辱宾与自辱”成分的刻画和讥讽，稍微站在当事人立场，考虑他们所面对的国际世界，或可更真切理解当时中美关系的价值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