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钱恂可以说是过渡时期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位知识人。经历过两种教育，旧学出身，但不乏新知熏陶；身负双重身份，既有体制内官员的责任，又对清廷怀抱强烈的离心感。约甲午后，友人宋恕在私信中推许“先生非俗儒，其或相印以心乎”(91)。钱恂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僚属，被派往日本代办交涉，在学生监督任上操办了许多超出其本职的事务，甚至已经不局限于湖北一省，“地方外交”名义下填充了“代朝廷联续邦交”的内容，实在是晚清外交一种奇特的现象。又由于庚子事变发生，这一现象在非常阶段更加被放大，而钱恂本人“性格偏至而学识杂驳”(92)的一面也直接作用于当时中日关系各层面，从而引起有关历史可能性的诸多争议，此中曲折尤值得史学研究者留意。据前文所述，可知钱恂与日人宇都宫太郎所论“设立新政府”事，不纯出于张之洞本意，而更多属于其个人政见的发挥。凭借出众的禀赋和才能，钱恂在湖北游日学生监督的职位上做得颇有声色，为后来奉使欧洲、达到事业高峰铺垫了基础。(93)按他本人的说法：“以一分省知府，超授二品实官，洵殊遇。”有论者甚而以为：“钱恂以一介不第秀才，而终能攀升到二品出使大臣的高位……更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也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读书人开辟了科举仕进之外，另一条晋身的道路。”(94)不过，如此一位外交“异才”，在庚子事变期间的种种言论、行迹，既表现出十足的个性，也难以脱出时代的局限，历历可见其本人与清朝政权、维新/革命党人，以及幕主张之洞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晚年周作人（1885—1967）在回忆文章中，曾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钱恂：“他是清末的外交官，曾任驻日参赞，驻罗马公使，可是并非遗老，乃是所谓老新党，赞同改革，略有排满的气味，可以算是一个怪人。”(95)除谓任“驻日参赞”一说微误，斯言颇值得玩味。本文考述钱恂事迹，不在表彰个人业绩，也不为针砭时代谬误，只是私心以为，这样一位本不显于世而或具标本意义的“中等人物”（取非达官显贵亦非草根平民、既富传统素养又经新学熏陶之意），其实也折射了一个年代的风云晦暗。
(1) 伯钧、世博：《清末进步学者、外交家钱恂》，《历史教学》1992年第3期。范铁权：《钱恂生平史事述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 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出版社，2005，第320—330页。邱巍：《钱玄同家族留学日本考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2005年3月。又，邱巍近著《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辟有专章研讨“钱恂的生平、知识体系与思想”，在既有认知基础上，大大推进了钱恂研究的水准，非常值得参考。
(3) 高木理久夫編，吳格訂：《銭恂年谱（増補改訂版）》，《早稲田大学圖書館紀要》（60），2013年3月，第108—195頁。该年谱主要利用中国公刊之《清季外交史料》《张文襄公年谱》等文献，结合日文相关史料辑纂而成，虽因取材限制尚有缺漏，但仍可谓是迄今最详尽的一种钱恂史料汇编。按钱恂在日本时期曾经向处在草创期的早稻田大学寄赠大量汉籍图书。参见《清國銭恂圖書目錄》，早稲田大學中央圖書館藏，请求記號：ト10-2692-2。
(4) 左松涛注意钱恂复杂的政治性格，指出其在两湖书院提调、游日学生监督任上，“沟通朝野中外，与顽固、革政、革命及外国在华势力等各派别周旋活动，具有多重面相人格，思行志业难以一言蔽之”。参看《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武汉出版社，2011，第143—148页。
(5)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6) 钱恂早期履历，参看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75—76页。按钱恂生卒年，据钱稻孙《钱恂生平事迹》（国家图书馆藏），此条史料承邱巍提供。
(7) 鲁迅日记中有关于钱恂在教育部任事的记载，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75、80页。并可参看钱秉雄：《我的伯父钱念劬》，《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8) 按钱父振常（1825—1898），字竾仙，同治十年进士，官礼部主事。振常兄钱振伦（1816—1879），字楞仙，道光十八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关于钱氏家族历史，可参钱恂：《吴兴钱氏家乘》，民国十年（1921）刊本，收入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中心编《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34），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9) 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八日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23页。
(10) 两表合为一册刊刻，卷首有谭献序，谓：“凡所敷列，所稽求，皆通知时事，足以用矣。他日进身，何施不可，而异域之使，且莫先焉。……积跬步生吴兴钱学嘉也。”两表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文海出版社，1977，据甲午重刻本影印。书末钱恂附识曰：“此书学嘉刊板后，节随出游英、法、俄、德等国。癸巳（1893）回华，知户部陕西司有官刊板，且用元例赓续至光绪十七年（1891）止。学嘉此作不过排比之事，而当轴以为有用，为之续纂，重刊，将以垂诸久远，能无自愧，今兹又将再游英法，用旧板重印，志其起缘如此。光绪甲午季春，归安钱学嘉志。”同上书，第197页。
(11) 翁日记光绪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条：“钱竾仙之子钱恂来京，送中外交涉表，甚好。”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8，第2272页。两表为官方所重，并为续纂、翻刻，据钱恂后来说：“翁文恭长户部，命北档房循例继纂至十八年止，有户部官本，其后一再续补，一再翻刻。”参看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第86页。
(1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643页。按“龚仰蘧星使”，龚照瑗（1835—1897），字仰蘧，继薛福成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光绪十九年，钱恂出洋三年任满返国，因翁同龢荐举，随使龚照瑗再度赴欧。按大学士翁心存为钱恂伯父钱振伦乡试座主，并将女许之为妻，翁同龢为其内弟。因故翁、钱两家有姻戚关系。参见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51页。
(13) 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九年正月），《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函牍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文海出版社，1968影印本，总第387页。
(14) 王凡、王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中华书局，2010，第91页。
(15) 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第92页。
(16) 据《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1901）自序：“往年随使英、法等国，公余之隙，惟以采问其政俗为事。凡曾确闻暨目击者，笔诸于书。六年报满回华。又奉张孝达督宪，檄使日本。彼国风景人物，固予所心仪而神往者。一旦得此契意之事，兴更勃然。到差后，得获与彼国士大夫游。见其政治之美，备于是，择要访录，积稿成卷。”李孝悌认为：“钱恂因为长期出使各国的经验，让他的作品比其他根据口耳之传或资料编纂所成的作品，既多了许多实时、生动的细节信息，也多了一份盱衡全貌的能力。”“这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已经充分展现了现代的新风貌。”参看李孝悌：《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册，2010年9月，第569—662页。
(17) 《调钱恂等四员来江差委片》，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紧要折稿》第七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9。
(18) 《保荐人才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保荐使才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119—1120、1317页。
(1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72页。
(20) 《致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4页。关于钱恂在京任“坐探”的情况，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712—713页。
(21) 其出国载记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两种，均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杨坚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2)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23页。
(23)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40页。
(24)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第99—100页。
(25) 茅海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载氏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99—208页。
(26)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021页。
(27) 钱家最早留学者为钱滮，“幼楞东渡，乃外子依托彼陆军少将神尾光臣而行［时神尾任大佐］”。参见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34页。
(28) 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59页。按湖北派往日本的首批官费留学生二十人，正式成行已在本年十一月。参看《咨呈总署派往日本游学学生姓名年岁籍贯（附单）》，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28—3729页。
(29) 《札委钱恂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并饬张斯栒回鄂当差》，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76—3777页。
(30) 《致总署》，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1页。
(31) 《致上海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702—7703页。
(32) 《（二十四）張權》（1900年7月17日），李廷江編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原書房，2004，第101—102頁。
(33) 《钱恂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见《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36页。
(34) 同电并谓“张守孝谦与袁密，或令转达”，甚至连与袁世凯秘密联络的人选也已拟定。参看《钱监督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95页。按张孝谦，字巽之，河南商城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二十年为督办军务处文案章京。曾作为随员而随李鸿章赴日，参加《马关条约》之谈判。二十二年以知府分发湖北。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30页。
(35)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94页。
(36) 《致日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2。
(37)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巳刻发；《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65、8069页。
(38)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50页。
(39)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岩波書店，2007，第89頁。福岛安正（1852—1919），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少将衔，义和团事变爆发后出任日本临时派遣军司令官。
(40) 《致东京钱念劬与吴镇张游击同阅》，庚子五月十九日辰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41)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42) 《致日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
(43) 参看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第79—87页；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86—92页。
(44) 1895年宋恕记：“近汪穰卿、夏穗卿与上海张经甫［焕纶］、归安钱念劬［恂］、胡仲巽［庸］等，议立公会，开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参见《致王浣生书》（一八九五年六月三十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1页。
(45) 《致钱念劬书》（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宋恕集》上册，第535页。
(46)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841页。
(47)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65页。
(48) 参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3页。
(49) 章太炎：《艾如张、董逃歌序》，《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40页。
(5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77页。
(51)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83页。
(52) 冯自由：《章太炎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第54页。
(5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30页。
(54) 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第41页。
(55) 有记载称，钱恂后加入了光复会。此说见于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1，第139页。唯系孤证，尚无其他史料佐证。按钱恂之婿董鸿祎（1877—1916），字恂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0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壬寅（1902）冬，与秦毓鎏、叶澜等发起东京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留日各省学生革命集团以此会为最众”。（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第67页）1903年，发起创办《浙江潮》，组建军国民教育会，后为光复会成员。民国后任教育部次长。董在日参与革命活动，钱必知情，另外两人也曾合作编纂翻译日本政治书籍。
(56) 《汪有龄致汪康年函》二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097—1098页。按汪有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897年以浙江蚕学馆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后改习法律。民国后，官至司法次长。
(57) 《汪有龄致汪康年函》二十八、二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1099、1098页。“木斋”，驻日公使李盛铎，号木斋；“小林光太”，小林光太郎，外务省翻译官。
(58) 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23—125页。
(59)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2页。
(60)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61)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3011、3015页。
(62)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言论中表现出清晰的种族意识，钱恂认为无论“白种”或“满洲”，之于黄种，都是奴役关系，而且当前情况下，前者犹胜于后者。这一思路和革命派鼓吹的“排满”实已有相当大的重合部分。
(63)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七、三十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0—3011、3015—3016页。
(64)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3—3014页。
(65) 此后通信时，钱恂径以“毅伯”冠汪，而自署“沉挚”。参看《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3页。由这番自我认知，亦可推想两类知识人由“眼光”付诸行动的不同轨迹。无独有偶，鲁迅后来在评价钱玄同时，尝说过这样一段话：“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30022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书信》第12卷，第222页）可借用为观察钱恂性格特质的参照。
(66)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32页。
(67)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8頁。
(68)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廿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69)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17页。傅慈祥（1872—1900），湖北潜江人，先后就读于两湖书院、湖北武备学堂，戊戌（1898）赴日，留学成城学校，旋入士官学校，庚子夏归国参与自立会之役，事败，于七月二十八日遇难。参见傅光培、光植：《傅慈祥事略》，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第270—272页。
(70)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71)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4页。
(72)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第34页。
(73)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十月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74) 《致东京李钦差、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丑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75页。
(75) 《致东京李钦差》，庚子十月十六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76)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十月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77)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78)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81页。《致上海盛大臣》，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九函，档号：甲182-98。
(79)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0页。
(80) 《札委钱恂充湖北交涉委员并饬善后局遵照办理》，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153页。
(81)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17页。
(82) 《（四十五）銭恂》（1901年9月8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96頁。
(83) 《致上海钱念劬》，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8862—8863页。并参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相片十六“清光绪壬寅中英商约大臣及随员等摄影”（右起第二即为钱恂），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辑，文海出版社，1985。
(84)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自叙”，第22页。
(85) 参看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第78—79页。
(86) 在赴俄途中，遇见四位原湖北自强学堂之俄文生，欲赴俄留学，请求一道同行，钱恂勉强同意。按单士厘的说法：“外子雅不欲再闻鄂事，去岁已坚辞绝，然四生初离乡井，即沪上已不免生疏，何况异国？其情恳切，不得已姑令四生自行电询湖北请进止……予闻此，知湖北当局必以此谆托外子，昨日所议避嚣之举必不成。”参见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35页。
(87) 参看钟叔河：《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收入氏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
(88) 《金盖樵话》上编残稿所载，包括庚子年间有关义和团上谕、《庚子传信录》《笼城日记》《威尔日记》《景善日记》《平原拳匪纪事》等六种，其中上谕出自钱氏自辑，《笼城日记》由钱氏选译自日文原本。下编残稿则为“有关日俄交涉事件之回忆录”。此次整理出版的是上编，整理者指出其意义：“一因入编各书之作者，均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记录虽有片面之词，仍保存有大量目击史料；二则可供今人了解当时改良派人士对义和团运动之评价”。参见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本书说明”。
(89)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第9页。
(90)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第211—212页。
(91) 《致钱念劬书》（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宋恕集》上册，第536页。
(92) 参见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第84页。
(93) 钱恂自称“以两年之期，任便二国，良称奇遇”，在此两年中上折片五十五道，就驻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问题广泛建言，所有奏稿辑为《二二五五疏》二卷（民国八年刊本，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4辑，文海出版社，1970）。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钱恂在意使任内，被清政府授予二等第一宝星。当时“外务部尚、侍五人，出使十人，均预焉”。参见钱单士厘：《宝星记》，《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241—242页。有研究者认为钱恂是“清政府自对外派使以来，现任外交官被授佩戴本国勋章之第一人”（伯钧、世博：《清末进步学者、外交家钱恂》，《历史教学》，1992年第3期），不确。又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钱恂史料数种，也多与此时段相关，目录如下：1．《钱恂日记函稿》一册，档号甲248；2．《钱恂（出使荷兰大臣）咨呈稿》一册，档号甲248-1；3．《出使和国（荷兰）大臣钱恂咨札（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三十四年六月）》一函一册，档号甲248-2。此时段钱恂外交活动，拟另文专论。
(94) 李孝悌：《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册，2010年9月，第658页。
(95) 周作人：《钱念劬》，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6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