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六月梁启超曾短暂回国
杨树达读《王湘绮年谱》，而疑梁启超“在杭州访人”不可信，确有所见。不过，应加补书的是，梁启超在庚子年夏取道日本，潜赴国内，曾做短暂一行。此行又与本年突发之政治变故相关。据梁事后自述：
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才常）、林（圭）、李（炳寰）、蔡（钟浩）、黎（科）、傅（慈祥）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16)
据此可知，这次回国目的是趁义和团之变，组织内地起事。返国首途，梁启超赋《东归感怀》一诗，有“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句。(17)新党同仁狄葆贤（1873—1941）作有《任公逸事》，记“庚子七月，任公曾在上海虹口丰阳馆十日”(18)。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1876—1947），曾介入唐才常自立会活动，本年8月22日在上海见到梁启超，据其日记：
唐才常等三十人被逮捕，计划大受挫折。……傍晚，唐才常的弟弟来，为去东和洋行的事请我帮助。我们一起来到东和，一进楼上的一间屋子，岂料梁启超和另外一个人在这里。……梁启超突然请求我发电报给近卫（笃麿）公，尽力营救唐才常等。但是，我和宗方（小太郎）大致商量后认为，这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们决定给与伊藤（博文）关系密切的佐佐友房、片冈谦吉二人打电报，请伊藤给张之洞打电报。……同时，我们也以陶森甲为张之洞所信任，劝说陶也进行营救。我们请陶与小田切万寿之助会面，并请小田切打电报营救唐等。……十时半，辞别小田切再到东和会见梁启超，告诉他小田切答应的结果。但他们似乎知道不会有作用。
梁启超由横滨乘法国邮船今天中午达到上海。他来上海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说起。……康有为现在暂时处于不能有所活动的地步。梁启超也没有通知我方政府就来了。事实上美国、英国不愿梁等进行活动。(19)
则梁启超此次回国，极为机密，不巧的是刚到上海，在汉口的自立会机关恰被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等多人被捕。他在沪与诸同志及日本友人商议，做了多方面营救的努力。井上雅二进而了解到：
梁本打算在长江一带活动，一到上海，突然接到这样的消息，所以今夜速派秦鼎彝去汉口，探明真实情况。待有电报后，考虑离开上海去某地方。或也许是赴两广，似和两广的唐景崧等联系已很密切。在两广起义，眼下尚未和孙文派联合，将来一定要联合，这话梁说得很明白。
第二天，即8月23日，井上雅二得到唐才常在汉口被杀的消息，“立刻访梁启超，狄平（狄葆贤）在座，皆长叹，不发一语”。事情至此，已无可补救，此即梁所谓“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的实情。井上因而感叹：“昨天以来的苦心俱成泡影，现在对他们更是感到悲伤。”(20)梁启超在上海停留约十日，即往新加坡与康有为见面。八月间，应澳大利亚保皇会之邀，乘英国轮船，作澳大利亚之游。(21)
另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此次回国之前，曾致函在檀香山的孙中山之兄孙眉（1854—1915），内称“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22)，言下表露出与孙中山合作的意愿。井上雅二在上海见梁启超时，也得到印象：
梁启超和孙中山不久前似在东京会见。以梁启超、孙中山的才能，没有成为同志，实在可惜。(23)
本年6月间，孙中山抵香港海面，并派宫崎寅藏（1871—1922）、内田良平（1874—1937）等人赴广州，与李鸿章幕僚刘学询（1855—1935）会谈，有意推动“两广独立”，并与康有为一派联盟。(24)后宫崎、内田前往新加坡，因所谓“刺康案”的发生，孙、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故论者谓“这是革命派与改革派结盟的最后尝试”(25)。不过，约至8月中旬，孙中山本人在日本横滨接受访问时，尚有如下表示：
我决定乘二十二日启碇的“神户丸”前往上海。……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根据这种考虑，我个人准备从中尽力，故匆匆决定回国。我并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视情况还是有最终赴北京的打算。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26)
长期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选择在义和团事变时期潜回国内，仍有意谋求与国内各政治派系的联合，并以为梁启超抱有“类似的想法”。(27)他在上海停留的时间为8月29日至9月1日，其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且与刘学询有所会晤。(28)然而，当时八国联军已攻入北京，南方唐才常起事失败，孙中山对同行的日本人表示：“发起这样危险的行动，万一失败，就会使我党趋于灭亡。因此，非停止不可。”(29)情势突变之下，机会转瞬即逝，孙中山很快返回了日本。(30)
庚子年夏，梁、孙二人回国一行，不约而同，且皆来去匆匆，原来预期中的联合之举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