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与张之洞反目的潜因——兼论与宗方小太郎的关系

四、庚子年与张之洞反目的潜因——兼论与宗方小太郎的关系

钱恂在湖北学生监督这个位置上，成为湖广督署与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等机要部门联络的重要中介。除了操持湖北省留学生事务的本业外，他还受张之洞委托，负责代为延聘军事顾问、招募技术人员、购买军火及军需物资。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张之洞长孙张厚琨、长子张权相继赴日，该父子在日社交、生活诸事，均由钱恂一手打理。庚子事变发生后，钱恂认定“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应由东南各省联合一气，“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稍存政府规模，俾各国知我尚未瓦解”。⁽⁵⁶⁾故代张之洞与日本外务省积极沟通，为促成“东南互保”不遗余力。而张之洞为添募新军、镇静地方，苦于“添兵练兵甚急”“长江弹压需械甚众”，指示钱恂向日本商办进口枪械弹药。在东京，钱恂实际充当了代办人的角色，但在传话时却有自行发挥的嫌疑。参谋本部大尉宇都宫太郎1900年的日记保存了钱恂与之交涉的言论，尤其7月6日条记：“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⁵⁷⁾事涉重大，而易生歧义，故引起学界很大的争议。

其实，如果注意钱恂本人的言说风格以及当时发言的语境，便可以理解“设立新政府”一语，不大可能是张之洞本人意向，而更多是钱恂个人心态的表露。从身份看，钱恂是清朝驻外的官员，而以交游论，钱恂与因反政府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章太炎均属旧识。戊戌以前，他就在《时务报》上发表过文章，⁽⁵⁸⁾与章太炎气味最为相投。政变发生后，清政府通缉新党，章避地台湾，十月二十一日（12月4日）抵台北后，致汪康年信中便有“近候仲逊，远候恪士，西望念劬，北望凌霄，幸谢故人，勉叛圣母”⁽⁵⁹⁾之语。其视钱恂为“故人”，而勉之以“叛圣母”，意即背叛那拉氏。冯自由将钱恂列入“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名录中：

钱恂［籍贯］浙江［职业］政界［组织］无［年代］己亥

字念劬，与章炳麟梁启超均属旧交，为钱玄同之兄，好谈新学，己酉（应为己亥）任驻日留学生监督。由梁启超介绍与孙总理相识。⁽⁶⁰⁾

钱恂与孙中山的关系，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限于史料尚无法追究细节，“根本改革之说”究竟何指，也不易定论。但钱恂对清政府不满，观念上趋新，甚至带有某些“革命”色彩，却是事实。钱恂虽未直接参加维新、革命两派活动，但肯定对其组织和行动部分知情，作为政府驻外官员并未予以干涉，且与两派首脑保持密切往来。而形成对比的是，钱恂与驻日公使李盛铎（1859—1934）相处不惬，关系反而疏远。汪康年之叔汪有龄（1879—1949）当时在东京留学，经常报告日本情况，有谓“念劬在东京好对日本人骂中国”“惟闻木斋颇忌念劬，晤谈甚疏，此亦意中事也”。⁽⁶¹⁾对钱恂在日本的表现，张之洞也并非无知无闻。庚子事变前后，屡次告诫钱恂务必约束言论，“格外谨慎”“勿为好奇之谈，勿为积愤之语言”。⁽⁶²⁾

钱恂思想激进不自庚子年始。甲午后，他对友人就大发“黑发者种类不佳”一类的议论。⁽⁶³⁾据前引郑孝胥日记，他在1898年痛说“中国决必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那么1900年出现“南清湖北省”这样“见者骇然”的说法，其实是其一贯思想的延续，也不能全算怪谈。而钱恂是否如张遵逵先生所论“受日本人宗方小太郎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考察。1896年后，宗方小太郎在汉口创办《汉报》，他与钱恂亦初识于当地。1898年3月19日记：

是日在汉口全体邦人于一品香聚餐。往访神尾（光臣），钱恂亦来访，谈话移时。晚，赴一品香神尾招饮。将散席时，汪康年、钱恂适于邻室设宴，召神尾、船津、梶川、井手、绪方及予同席。⁽⁶⁴⁾

其后日记中，很少看到两人继续交往的记录。⁽⁶⁵⁾同时期的宗方小太郎报告，凡谈及钱恂的场合，多称他为张之洞手下的能员、秘书官。至1900年夏间，钱恂致函汪康年，曾表示：“宗方来，尚未见。近往往视鄙人为中国官场中人，有不屑与谈之意。在彼固为不知人，在我转耳根清净。”⁽⁶⁶⁾可知钱恂自我认同之一面，也可证明他与宗方的直接交往并不多。两人交情维系的中介，实为汪康年。

就私交来说，钱、汪关系最密。戊戌以前，两人同处武昌张之洞幕下，志趣相投，从而订交，后汪康年赴沪主办《时务报》，钱恂与之通声气，传达湖北官场消息不遗余力。钱恂赴日后，二人之间通函殷勤。用钱恂的话说，“华人梦醒者，海内诚有兄，然海外尚有恂，正不能谓一人而已”⁽⁶⁷⁾，可见二人交谊之固、钱恂自视之高。

约在初见钱恂一年多前，宗方小太郎已与汪康年相识。1897年3月5日记：“下午至《时务报》馆，见汪康年进士。浙江钱塘人，一代高士也。谈话移时。”12月3日，宗方又与汪康年晤谈，记：“《时务报》馆汪康年进士来访。与予同乘马车至四马路某酒楼，享洋馔，盛论当世要务。此人有于支那别立新国之意，予与其见解几乎相同。”⁽⁶⁸⁾据此，宗方小太郎的目标，不只是在中国国内唤起亲日舆论，且欲建立自外于清朝的地方政权，这一思想得到汪康年等改革派的共鸣。1898年4月5日，宗方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报告：

以小生鄙见，收揽清国志士之心，待时机到来，助此辈成立一新国，我国或明或暗助长其势力，如同属国置于保护国的地位。极为必要。以使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归我所有，助支那志士在与此二省相邻之江西起事，连同湖南、湖北、贵州、四川五省，一举开立新国。⁽⁶⁹⁾

报告中露骨地表示日本政府为国家百年大计，不可错失良机，应速制大势之机先，助成中国地方省份独立，或建立新国，依附于日本。同年4月9日，汪康年在汉口访宗方小太郎，据后者日记：“与汪康年共谈立国要务。予问曰：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二公负天下重望，我辈宜说以大义，使之为我所用，如此则甚多便益。足下有此意否？汪（康年）曰：陈、张二人，目前难以为我所用，值时机到来之日，或将联辘并驰，共同致力于中原云。”4月11日，宗方回访汪康年，面交《清国时事话片十二则》，大要为“窥时机，举义兵，据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并广东一部，以建立新国”，并列举相关之方法手段。⁽⁷⁰⁾至义和团事变起，汪康年“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其说上诸刘岘庄制军”⁽⁷¹⁾。这一行动实际受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等日本人的背后推动，而且包含迎銮南下、自立为国等复杂内涵。

从以上材料排比来看，钱恂所谓“中国决必分裂”的言论，确与戊戌前后宗方小太郎的政治动向合拍。但钱恂未必直接受到宗方影响，他的激进观念更可能是与周边士人尤其汪康年相互激荡而成。至1900年，钱恂与宗方之间并无联系，但通过汪康年，对游说张之洞的行动是知情的，不过对此不抱希望。听说汪康年赴武昌一行，去信语多讥诮：“所言某公向负众望者，殆指南皮。言剿匪、劾罪两事失机，诚可惜。然南皮中国学问渊深，岂肯出此？兄为江鄂游，未免冯妇矣。”⁽⁷²⁾八国联军入京后，舆论鼓吹还政光绪，张之洞仍竭力维护那拉氏，钱恂抱怨：“鄂省下半年昏昏，往岁名声坏于一举，可惜！”⁽⁷³⁾镇压自立会起义后，张之洞作《劝戒国会文》，刊印六百份，寄海外传布，并拟将“附乱学生”撤归国内。⁽⁷⁴⁾钱恂在日本消极抵制，其私函向汪康年透露：“八月间是否南皮有撤回学生之事？有此意，无此事。”“湖北公牍欲撤归两学生，彼（日本）政府取决于弟，弟一定断为不可，彼即照办此事。上海有所闻者，祈秘之。”⁽⁷⁵⁾

因种种“好奇之谈”“愤激之语”层出不穷，张之洞对于钱恂也不敢放任，再三予以申饬：“该守在东议论举止，非议沸腾，务宜猛省速改，不惟累鄂，兼恐自累。”⁽⁷⁶⁾1901年初，以辛丑议和、襄赞需人为理由，张之洞召钱恂回国，特别强调“事关紧急，钱守无拘何事均可暂搁，万勿稍延”。⁽⁷⁷⁾同时，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托代为劝解：

调念劬回鄂，专为议约万分棘手，事机又迫，念劬于交涉事最擅长，故急招之归，商酌一切，可谓重任。至此次另电，催其发劝戒文，与学生看另是一事，与调回鄂不相涉，渠不愿回鄂，殆误会，望公力劝速来鄂为祷。⁽⁷⁸⁾

然而，钱恂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性格，不仅不领上司的情，反而提出辞呈，欲与旧关系一刀两断。此后，钱恂将住所由东京迁往镰仓，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不再过问政事。从程序上讲，钱恂离职只是其个人行为，张之洞并未明文撤去学生监督的差事。这有张氏本人之言可资佐证：“鄂系有公事暂回，并未开监督差，似不必由鄂知会外部、参谋（本部）。”⁽⁷⁹⁾但他去心已决，对一切挽留也不以为意，所以对汪康年转述时，那些都被看作了可笑的事情：

弟近居镰仓，日日偕内人步十余里、数里不等，出游致足乐。李木斋忽纠集学生具禀留弟，夫南皮早有明电致木斋，言并未开去监督差，则此差由弟自辞，而南皮未允可知，亦何所用其留耶？不过弟不愿供此差耳，挽留未免可笑。⁽⁸⁰⁾

张遵逵先生注意到《近代中日关系源流》一书中收录的钱恂一函，以为“极有趣”，“他称张文襄为‘张之洞君’（本来应称张香帅），意即他不（承认）是张之洞属下，这对于研究钱当时的心态，极有意义”。⁽⁸¹⁾1901年下半年，钱恂受张之洞之托，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传达电命，函内以“张之洞君”称顶头上司，对于两人关系的变化，确实具有象征意义。同一年，钱恂向正处于草创期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由东京专门学校改名）捐赠了大量汉文书籍，刻印自署“中国闲民”⁽⁸²⁾，同样值得玩味。到1903年，钱恂离开日本，前往俄都彼得堡任清朝公使馆参赞。此行引起日本人的“惊讶”，而深知其夫心理的单士厘，却有一种深刻的“理解之同情”：

盖日本重视外子，以为与时局有绝大关系。今舍日本而北游，不能无疑。岂知外子年来自悔闻见太多，知识太早，颇用静观主义，为娱老私计，无论在何国，均不愿为有关系之人乎！⁽⁸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