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南拳北革”之间的“老新党”
甲午战后清廷鼓励“商办”铁路的热潮中，刘鹗应声而起，继而悄然出局。在当时对铁路感兴趣的华商既乏资本，又无势力，欲有所作为，似只有借用外资一途。“四商”因缘际会出现在历史前台，各自面目却相当可疑，当时官家指其“均系洋股影射”，无一可靠，后世论者也强调“四商”争竞绝非商情踊跃之表征，只是一小撮人利欲熏心，自投洋商彀中。今据姚锡光日记为一手资料，可清楚地知道刘鹗谋办芦汉路时，确有向洋行借债之举，但较“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的情形，则又有不同。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利权已有相当的自觉；(79)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只能一面向洋行虚应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一面向政府夸口已获“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作为刘鹗攻关的主要对象，张之洞对“商股”本无信任和信心可言，加之与盛宣怀在铁厂、铁路交易上结成利益联盟，最终由“官督商办”名义将“四商”统统划入另册，并非偶然。(80)而前述刘鹗做出类似现代“皮包公司”的投机行为，更让官家落实了“敢为欺谩”的印象，被视为“贪狡妄人”，部分也属咎由自取。不可否认，刘鹗等人兜揽路矿，在“兴利养民”的愿望下，或有“为了他自己的剥削收入”而打的个人算盘，(81)但须指出的是，甲午后清廷所谓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既无护商之诚，又乏重商之政”，无怪有论者在举张之洞为例证后感慨：“作为一名公认的‘开明’总督，尚以如此粗暴态度对待‘商办’，则其他官员的面目可想而知。”(82)刘鹗的境遇，如具体而微的缩影，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刘鹗一生醉心于开矿筑路，第一次尝试即告完败，似乎不能为“搅乱了甲午战后稍有好转的经济形势”的罪名负责，但却清晰而残酷地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发下上谕：“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83)不到一个月，再颁谕旨，银行一事准盛宣怀“招集股本，合力兴办”(84)。以此为起点，盛氏不断扩张事业、晋升官阶，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办芦汉路未果后，刘鹗在发展实业的路上屡仆屡起，“世俗交谪，称为‘汉奸’”(85)，乃至庚子年（1900）以“私售仓粟”获罪，充军新疆，1909年死于流寓。仅仅两年后，盛宣怀在邮传部尚书任上，到达仕途顶点，而由他一手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官、商间的空前对立，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最终引向革命，导致清政府的覆亡。
刘鹗已经无缘见证这一切。成书于1905年的《老残游记》里，他把清政府比作“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但认为“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只要“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86)可见刘鹗仍对保存清政府之实体留有信心，期待其实现“自改革”，所赠予的“罗盘”，就是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以富国养民。刘鹗曾自我剖白道：
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87)
而此“扶衰振敝”之药方，在后人眼中却无异“饮鸩止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主张，在本质上是卖国的办法”(88)。论者多注意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有理论继承，且见之于行事，不恤己身从事赈济、治河、开矿、修路，正与“圣功之纲，不外教、养两途”相合；特别关怀下层百姓，“以养天下为己任”，亦足见社会危机对中下层儒家知识分子的刺激。(89)在同时代乡贤中，刘鹗最推崇马建忠（1845—1900），欣赏其“负治事之才，通达中西学术”，并为此类“能言而又能行”之人辩护，认为世俗非议不过“少见多怪，无足异者”。(90)这番言语中间实有自我认知的投射。不过，以在野之民奋然而起，挽救世局之衰，在当时显然并不现实。姚锡光日记中记有两人泛论世局的一场对话，姚谓“当督抚，非将李相之聪明、香帅之规模、右帅之坚实合为一人，而上有秦皇、汉武、元世祖之君，不能宏济艰难”，刘鹗深以此说为然。(91)但刘鹗自视可以“兴利养民”的种种努力，却为督抚所鄙、国家所弃，那种足以托付、“宏济艰难”的上位者，也终于没有出现，清朝还是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刘鹗的现实道路没有走通，但却预言性地在文学创作中暗示了改造历史的其他力量。他借老残之口发挥的一大通“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之类的宏论被指为“反动”，身后引起过无数麻烦。验诸评价历史人物的政治光谱，刘鹗被认为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庭”，一度被视作“小资产阶级”，后来定位则变为“既反对各种形式的革命，又不属于坚决的保皇党，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92)刘氏的家族后人略带辩护地总结说：“综计先君一生事业，无不识远虑深，创于人所未知未见时，卒以此致人攻讦。今者代异时迁，先君昔所受人诟病者，悉成利国要图，群知而竟立矣。”(93)
《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被发现的五四时期，距刘鹗相对较近，但已明显经历世代更替，钱玄同（1887—1939）径直批评刘鹗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而同时代的胡适指出：
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参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方，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94)
在老残眼中，“北拳”守旧，“南革”趋新，而性质皆属于“破坏”；后人赋予“老新党”之谓，意涵指向折中，近似更后的“改良主义者”。胡适出此语，意在抛开一时政治褒贬，取历史眼光看待《老残游记》的思想，别具视野，颇富提示性。(95)这一文艺批评或者说思想研究史的方法论，同样适合于考量《老残游记》的作者。将刘鹗放在具体历史脉络中来观察，他本人的言论与行动作为一种“史料”，可以透露时代信息，而经由背景的烘托，他所处的历史位置的价值与局限也同样可以突显。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希望新、旧史料配合利用，考订某一微小的（仅就体量而言，不包括价值层面）历史事件的多个面向，在此基础上贴近去理解历史当事人所遭逢的时代和问题，以及他所可能给出的答案。
(1) 胡适：《〈老残游记〉序》，收入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371页。
(2) 胡适：《〈老残游记〉序》，《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9页。
(3) 罗振玉：《刘铁云传》，转引自胡适《〈老残游记〉序》，《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9页。
(4) 另一问题是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北拳南革’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因而被指为‘反动’。‘汉奸’和‘反动’遂成为刘鹗被集中批判的两大问题”。参看严薇青：《〈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12—314页。
(5) 蒋逸雪：《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第27页。
(6) 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引言，齐鲁书社，1982，第9页。
(7)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中华书局，1963，第205页。
(8)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70页。
(9) 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第36页。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2页。刘德枢：《刘鹗倡修津镇铁路始末》，《文史杂志》2005年第1期。
(10)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18—19页。
(11) 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甲午战后中国政治的个案研究》，硕士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8，第25页。
(12)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10。
(13) 关于姚锡光生平大要，可参考舒习龙：《姚锡光述论》，《史林》2006年第5期。
(14) 姚氏日记谓：“云抟，吾乡刘子恕给谏之子，味秋之弟。味秋，余甲子岁同案入学。”（《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1页）刘鹗父刘成忠，字子恕，咸丰壬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御史、授河南归德府知府调补开封府。（《续丹徒县志·刘成忠》，《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19页）“味秋”，刘鹗兄刘渭清。
(15)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前言，第8页。
(16)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5页。
(17) 罗振玉：《刘铁云传》，转引自胡适《〈老残游记〉序》，《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8页。
(18) 近人披露翁同龢一字据云：“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贴，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件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五月廿一，灯下。”参见孔祥吉：《刘鹗史料之新发现》，《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第180页。按“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时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等要职。刘鹗以同乡身份奔竞其门下，并企图用翁氏喜好的字画行贿，而遭逐斥。
(1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25页。
(20) 参看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第30页。
(21) 《王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丑刻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6975页。
(22) 《直督王夔帅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二十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总第623页。
(23)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传》，第19页。
(24)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9页。
(25) 《刘鹗诗词联语》，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第562页。
(26) 蒋逸雪：《刘鹗年谱》，第27页。
(27) 《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3—6974页。
(28) 由张之洞所拟会衔致督办军务处电，就特别强调“由鄂而津，以便面询”的程序，要求“公同考察所招商股各一千万两，是否皆属华股？有无洋商在内？如何承认分办？查明确实，再行通筹办法复奏，候旨定夺”，亦不愿独担责任。参看《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4—6975页。
(29) 《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5页。
(30)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10页。
(31) 《致苏州赵抚台、邓藩台、吴臬台、陆祭酒》，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859页。
(32) 《苏沪铁路筹议官商合办折》，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26页。
(33) 《寄直督王夔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八十九，补遗六十六，总第1851页。
(34)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1—122页。
(35) 《致上海江海关黄道台》，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18页。
(36) 《黄道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18—7019页。“黄道”，黄祖络，1894—1896年任苏松太道。
(37) 《致上海盛道台》，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24页。
(38) 《寄直督王夔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八十九，补遗六十六，总第1851页。
(39)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3页。
(40) 《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3页。
(41) 《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14页。
(42)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1页。“钱念劬”，钱恂（1854—1927），1895年入张幕，历充江南自强军提调、湖广督署洋务文案及自强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枪炮各局提调。
(43)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86页。
(44) 《寄直督王夔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愚斋存稿》卷二十四，总第623页。
(45) 汉阳铁厂兴办之初，盛宣怀已有揽办意愿，不仅介入大冶勘矿等事，而且主动拟议“借官本招商股”“奏派督办煤铁大员”诸办法，因张之洞怀有戒心，以“（盛道）所拟办法与鄙见不同，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与现在情形亦不合”而告罢。参见《致海署》《致京李中堂》，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5453—5454页。此后盛宣怀又于汉阳铁厂安插侄子盛春颐，掌握湖北铁政内情。至光绪十八年（1892），因铁厂经营出现严重问题，张之洞转而打算“招商承领，官督商办”，而钟意人选亦即盛宣怀。他向当时尚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的李鸿章表示：“窃思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前三年，初议建设铁厂时，盛道曾条上一禀，有慨然自任之意。近日来电，亦仍持官督商办之说。若盛道能招集商股，只须集资数十万，酌缴鄂省挪垫官本，以为归还鄂省暂挪枪炮厂等项之用，即可付之承领。……盛道若能照所拟各节招商督办，俟定议时，当会同台端具奏。商局、电局，事皆关涉各省，由省道一手遥领督办，日起有功。是铁厂一事，在津遥领，自无不可。奏准后，当属盛道酌派亲信可靠一二人来鄂，酌拟商局章程，会同蔡道（锡勇）办理。至盛道承办以后，若晚在此，厂事当一切皆与公会奏商办，经始之事，不敢稍涉推诿，以致初基不固。即晚去鄂后，亦如招商、电报诸局例，统归尊处主持，断不虑其停废矣。”盛宣怀对“官督商办”之法态度积极，并强调“用人、理财，责成公司，照轮船、电报两局之例”，“大宪只持护其大纲，不苛绳其细务，庶可事简而责专，商人或能乐为其难”。唯李鸿章当时对汉阳铁厂全不看好，担心“成本太重，销路受挤，股份难集”，托辞拒绝。参见《张之洞致李鸿章函》《盛宣怀致张之洞函》《李鸿章致张之洞函》，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二十五日，十一月初四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汉冶萍公司（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0—31、40—41、42—43页。
(46) 关于此事件前后脉络以及双方心理的变化，在张之洞写给李鸿藻（1820—1987）的私函中交代得十分清楚，兹录于下：“因前两年盛道宣怀曾有愿承办铁厂之议，当即与商，令其来鄂一看，以便议办。渠因年来言者指摘太多，东抚覆奏不佳，意甚自危。故决计舍去津海关，别图他项事业，遂亦欣然愿办。现正来鄂，周览汉阳铁厂、大冶铁山、马鞍煤井诸处，俟看毕再作商量。盖详核铁厂全局，因煤贵炉少，工本太巨，若非广筹资本，添设炉座，多开煤井，必致成本不敷。此事本为炼钢利用，塞漏卮以图自强，原非为牟利起见，无如户部成见已定，不肯发款，诿以招商。而盛道此来与之细谈，渠亦并无如许巨款，大意谓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经费内挹注。正筹议间，适闻有芦汉铁路交王夔帅及敝处督率商办之旨［廷寄尚未奉到，此夔帅电信］。渠甚踊跃，谓亦愿招商承办。窃思从前许、韦诸商，断不能独肩此巨款重任［此路总须数千万］。此外，刘鹗［此人甚荒唐］诸人，则恐多是洋商影射，终恐难成，将来考核确实，恐真正华商之款，必不能多，许力所不能及者，则拟即令盛招商成之。盛若令办铁路，则铁厂自必归其承接，如此则铁厂全盘俱活，晚亦从此脱此巨累矣。盛为人极巧滑，去冬因渠事方急，其愿承铁厂之意甚坚，近因风波已平，语意有多推宕，幸现有铁路之说以歆动之，不然铁厂仍不肯接也［渠已向所亲言之］。盛之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之，非此则无从得解脱之法，种种苦衷，谅蒙垂鉴。且铁厂如归盛接办，则厂中将来诸事，大农俱可不挑剔，此当早在明察之中矣。”《致李兰荪宫保》，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8—10239页。按此函系月似误，应作于本年三月末以后。“大农”，当指户部尚书翁同龢。
(47) 《寄王夔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二十四，总第626页。
(48) 《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6页。关于借债造路与路权关系问题，张之洞有一个从“洋商垫款包办”到中国借债自办的认识过程。参看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66—170页。
(49) 《寄王夔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二十四，总第626页。
(50) 以上两段均见《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3—6974页。
(51) 盛、王既系世交，又有师生之谊。盛父盛康，道光甲辰进士，官至武昌盐法道，多经营典当钱庄，受同官好友之托，存银生息，其中财务关系最深厚者即为王文韶。盛宣怀师事王氏，恃为朝廷内援。并见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67页；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第32—33页，注释5。
(52)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5页。
(53)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5页。
(54) 《致上海盛道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59页。
(55) 以上两段见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9—140页。
(56) 《寄王夔帅恽菘翁》，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八十九，补遗六十六，总第1864页。
(57)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0页。
(58) 《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66页。
(59) 《寄鄂督张香帅》，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八十九，补遗六十六，总第1861页。
(60) 《寄张香帅》，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愚斋存稿》卷八十九，补遗六十六，总第1862页。
(61) 《致上海盛道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58页。
(62) 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07页。
(63)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0页。
(64)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0页。
(65) 《致上海盛道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59页。后来正式复奏芦汉路事，也对此做出规定：“至总理之员，虽经派定，但此事本以招商为主，所有许应锵、刘鹗等果能招集确实华股，无论或数万或数十万，均准附入该公司，并准令集款较巨者得照商务通章随同管事，以收广益而示公溥。”参看《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8页。
(6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9—140页。
(67)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2页。按同时应召而来者尚不止刘鹗一人，日记七月初二日（8月10日）条亦见“方君某来拜，盖以请办铁路来鄂者”。同上书，第142页。“方君”，应即“四商”之一“方培垚”（化名，实际即总理衙门章京方孝杰）。
(68)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8页。
(69)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2—153页。
(70) 《致上海盛道台》，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73页。
(71) 翁同龢时掌户部，在办路问题上态度明确：“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自是正办。”这一表态无疑为对盛宣怀的声援，为后者所感激，推赞曰“此老胸中了亮一至于此”。参看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第524页。
(72) 《致卞德铭（一）》，《刘鹗集》上册，第756页。
(73)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4页。
(74)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6页。
(75) 《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3—1188页。
(7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6页。
(77)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7页。
(78) 《刘鹗诗词联语》，《刘鹗集》上册，第562页。
(79) 在最惹非议的利用外资问题上，刘鹗辩解说：“借外款是为了开发矿山，并非出卖。筑铁路和开租界不同：租界租给外国人，主权也落于外国人之手；开发矿山，只是借钱，主权仍在中国人手里。”参看严薇青：《〈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13页。
(80) 刘鹗留鄂之际，张之洞致李鸿藻一函将其在盛宣怀与“认办铁路之商人”之间的取舍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铁厂因经费无出，遵旨交津海关盛道招商承办，良非得已。该厂炼钢造轨，足媲西制。将来铁路、铁厂必须联为一气，我用我轨，方能自保利权，且协政体。认办铁路之商人，昨已陆续来鄂，面加询考，惟其中皆系洋股影射，殊觉令人索然，此事实难措手耳。”参见《致李兰荪宫保》，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9—10240页。
(81) 严薇青：《刘鹗和太谷学派》，《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641页。
(82) 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第36页。
(8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61页。
(8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58页。
(8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98页。
(86) 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7页。
(87) 罗振玉旁观者清，“答书曰：‘君请开晋铁，所以谋国者则是矣，而自谋则疏。万一幸成，而萋菲日集，利在国，害在君也。’君之不审。于是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见罗振玉：《刘铁云传》，转引自胡适《〈老残游记〉序》，《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8页。
(88) 阿英：《关于〈老残游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5页。
(89) 太谷学派，又名泰州学派，是清代道、咸年间一个以儒家教义为主的民间秘密教门，主张“富而后教”，以“养民”为本。参看严薇青：《刘鹗与太谷学派》，《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631—642页。王汎森特别举刘鹗为例，说明文化精英以外，中下层士人与民众在大量接触西学后，如何以“组织的形式、宗教的手法”运用传统资源应对时变。参其《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关于太谷学派的研究》，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9页。
(90) 《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2页。马建忠与刘鹗相交终身，被后者视为排在前两位的“生平知己”之一。见《抱残守缺斋·辛丑日记》，《刘鹗集》上册，第686页。
(91) 《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3页。按“李相”，李鸿章；“香帅”，张之洞；“右帅”，陈宝箴，时为湖南巡抚。
(92) 刘泽厚：《刘鹗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5页。
(93)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5页。
(94) 胡适：《〈老残游记〉序》，《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79页。
(95) 无独有偶，郁达夫尽管视刘鹗作品所代表的思想为“二三十年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同样强调“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我们若以他的以目下的眼光看来，是完全立于反革命的地位的议论，来断定他的作品的毫无价值、毫无时代性，却是过于苛刻的批评，这一层应该为作者原谅的”。参见郁达夫：《读〈老残游记〉》（1927），收入吴秀明编《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374—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