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上文大体按三组关系，梳理了嘉定起义及其领导人周立春相关的一些史实，凡有与前说不同处，已随行文一一交代，此处不再赘。如果说从方法论角度还可以稍微小结一下的话，我想承认本文利用的史料不是什么新的，只是在利用时注意了一些问题，包括史料形成时间的先后、相近内容的史料间的因袭和变异关系、史料作者的身份背景以及不同类型史料的表述侧重（如地方志史料较狭隘的本土观念与整体历史视点的差异性）等等，相应地从史料中得出结论不尽同于前说。当然，前辈学者在研究时未必对这些史料利用的基本原则缺少了解和应用，我想更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在于研究对象相对特殊，导致观念上画地为牢，相应割裂性地使用史料。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既存的最大一个迷思，也是本文试图追问的，即历史上实际存在过一个囊括各股力量、形成整体布局的“统一的上海小刀会”吗？既有著述在讨论上海小刀会的源流演变时，也常强调土/客、闽/粤、上海/周边、农民/游民、会党/农民武装等等复杂的关系，但在分析各种“起义”的性质时，又不自觉地将它们视同革命的“联盟”，比如“嘉定之变”与上海县小刀会起义，便被未经反思地径直归纳为统一布置、彼此约定、相互支持的同盟关系，而其领导人无例外地都属于天地会成员。类似的“联合革命”的逻辑还可以继续往外推，这大概也是多年来一众学者前赴后继、孜孜矻矻地反复论证“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而不餍的一个潜因。本文在南翔起事的领导人周立春身上花费笔墨，除了有考订史实、厘清误解的目的，同时更想贴近历史本来脉络来写“人”，而不是将他继续当作被某一解释框架规定或束缚的傀儡。(76)本文大致还是属于较为传统的从政治史视角出发的写法，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下往上看，并且有可能继续发掘基层史料，由上海小刀会人物的个体历史与命运，伸入社会、政治、文化诸层次，或许可以写出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约十年前，有学者总结说：“近代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在上海的研究，曾经是20世纪一百年里某个时期红得发紫的课题。见于相当长时期突出政治和立竿见影，严重影响了学术轨道正常运作，出现了种种偏向和误区，有些还真是偏离了常识。”(77)这句话大概可以做两面解：一方面，由于这个课题一度“红得发紫”，相应产生过一系列深具分量的著作和资料集，这是后来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一份学术遗产；另一方面，因时代局限导致出现过“偏向和误区”，这也是后来者应该汲取教训，从而踏踏实实推进研究的一种动力。在写这篇小文章的过程中，笔者受益于诸多先行研究，尤其方诗铭先生、郭豫明先生的两种专书，厚重精深，无愧为“20世纪研究上海小刀会的双璧”(78)。本人曾经服务的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整理编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58年初版，1980年再版），是本文写作须臾未可离的资料集。这部初编于1958年、修订于1979年的大书，连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是“文革”前历史所编辑出版的四部大型史料集。(79)这数部在相对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史料汇编书，至今仍以搜罗宏富、选材精审、整理严谨为学界推崇，葆有其学术生命力。据《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编辑说明”：“本编所收各种中外文资料，内容和形式均极为复杂，为保存原件，一般地不加删削和割裂。”前辈学者在半个多世纪前筚路蓝缕，以如此严肃不苟的学术标准，成就了可供当下继续利用、挖掘的资料集，读书至此，深感先贤自有今人不可及处。本文写作之际，正值上海小刀会起义一百六十周年，小文当然不值有什么献礼的分量，但我仍然愿意在此向诸前辈表达一份最虔诚的敬意。
【附识】
拙文发表后，周育民先生撰有商榷文章《也谈“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与戴海斌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对史料解读及相关论点提出不同意见。我非常感谢周先生的批评，从中学到了很多。谨就具体论证方面的问题，做两点简单的回应。
一、周先生文章指出史料辨析、解读的问题，非常中肯，也极重要。史料性质或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当然不是决定史料价值的唯一因素，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周立春是否与小刀会约期起事，拙文引证两条所谓“情报”，一个民人消息，一个是官府报告，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拙文论证的是，周立春是否率队前往上海，而非周立春与上海小刀会有无联系（有无联系与是否加入小刀会又是两事）。周先生指出两个材料“相互矛盾”，按我的理解，差异只是周拒绝前往上海的表面姿态，是严拒，还是婉却（这可能是事实层面的，也可能是史料表述差异引申的问题），但不存在矛盾，恰是两者实际都肯定了周没有率队去上海。周先生偏向相信王韬和《北华捷报》的消息，但他们的说法，一则很难说是亲历亲闻，二则说法本身存在问题，如王韬记载“四千人”，明显存误，周先生似乎也默认此点，既出自同一材料，为何舍此而取彼？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相信《北华捷报》记者的报道和王韬的记载，那么，‘松江府禀’中关于周立春‘许而未往’的情报，还有什么可信度？”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问。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论证两种记载的可靠无误。但目前似乎还不能服人。
二、周先生质疑周立春为何一边说投诚，一边又出兵，而且特别指出了重要时间节点，确是很有力的反驳。文中指出：“周立春已经以他的实际行动说明，在9月初向青浦县表示‘投诚’的意思，只是欺敌之计，它成功地麻痹了官方，扩大了队伍，有效地掩护了进军嘉定、攻占青浦的军事行动。”不过，似乎有两点没有注意。一是周立春和官府的博弈关系，其实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从带领乡民抗粮，到聚众占城，中间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二则9月间青浦官方接受周“投诚”的条件，实际非常苛刻，所谓“出力免罪”，是驱使乡间土著去“杀敌立功”。从周立春的立场，接受这种条件，是很困难的。拙文认为周在暴动起事前“投机观望，两面依违”，周先生则相信这“只是欺敌之计”。两者其实都是对其主观想法的判断。除非起周立春于地下，难有定论。但相对可靠的做法，是把问题放在一个长时段中来考察，避免据片段立言。周先生论文指出：“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诸如史料比对互证、按时间顺序编列史料（如日期表、史料长编等），有点费力，但却是弄清史实的基本方法。偏执于某方记载，极易误判。”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拙文关注周立春，质疑“统一的小刀会组织”，其实有一个潜在的自认为重要的问题，即相对长时段的地方抗粮斗争，与带有突发性质的会党起事有所区别，相应的，官府对待的方式，也势必有所区别。
(1) 王汝润：《馥芬居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74页。
(2) 王汝润：《馥芬居日记》“编者按语”，《汇编》，第1074页。
(3)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4页。
(4) 盛巽昌：《帮内有帮，帮外有派——点评上海小刀会领导层》，傅一峰、华强主编《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第339页。
(5) 《上海小刀会起义综述》，《汇编》，第10—11页。
(6)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四册，中华书局，1991，第113页。
(7) 该条注云：“1987年底，我赴北京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在《两江总督怡良奏周立春解省审明凌迟处死折》（咸丰三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录副奏折）的附件中，发现了周立春的两个印章拓片：一为‘提督本标全部大元帅’，一为‘统理军机’，喜出望外；可惜其中的另外两个附件，即一份周立春供词抄件和一份周立春告示抄件，却在1953年6月4日整理档案时就注明‘缺’了。这两个印章所表示的周立春衔名，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完全相符，为目前见到的资料所未载，极为珍贵。他的衔名同刘丽川相等，均为大元帅，促使我对起义军的内部组织状况进行探索，从而分辨出其内部实际存在着一个以他为首和另一个以刘丽川为首的两个派系，彼此的职称不尽一致，组成人员的成分也有差别。”参见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第81页注释2。
(8)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74页。
(9)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192页。
(10) 王继杰、黄岸青：《上海周边乡镇小刀会起义论析——以嘉定、青浦地区为例》，《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225—226页。
(11) 李绍熙性多变，一生投靠多方，人谓“反复狡猱，自负枭雄”，其相关事迹可参王韬：《瓮牖余谈·记李少卿事》，《汇编》，第1024—1025页。
(12) 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周烈春据城始末》（1909年嘉定学会丛刻本），《汇编》，第1055页。
(13) 章圭瑑等纂：《黄渡续志》（1923年排印本），《汇编》，第1087页。
(14) 溥润、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清光绪十年刻本），卷十九《武备志》，《汇编》，第968页。
(15) 叶廷眷、俞樾纂：《上海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卷十一《兵防》，《汇编》，第958页。
(16) 汪祖绶等纂：《青浦县志》（清光绪五年尊经阁刻本），卷十《兵防》，《汇编》，第1157—1158页。
(17) 程其珏等纂：《嘉定县志》（清光绪七年刻本），卷十《防御》，《汇编》，第1084页。
(18)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78页。
(19)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194页。
(20) 胡人凤辑：《法华乡志》（1922年铅印本），《汇编》，第964页。
(21) 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019页。
(22) 参见鄢琨：《叙论：沪上文人笔下的西洋镜》，载袁祖志著，鄢琨点校《瀛海采问纪实》，岳麓书社，2016，第17—25页。
(23)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1909年嘉定学会丛刻本），《汇编》，第38页。
(24) 《又上海嘉定情形》，《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41页。
(25) 《松江府禀》（八月十五日到），《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71页。
(26)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1909年嘉定学会丛刻本），《汇编》，第41页。
(27)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四册，第113页。
(28)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80页注3。
(29) 章圭瑑等纂：《黄渡续志》（1923年排印本），《汇编》，第1088页。《娄县禀》，《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7页。
(30) 据周立春后来供述：“那上海李少卿起事，小的原不该听了王国初的话，到嘉定衙门内去，实是错的。……嘉定闹事，是王国初商量，叫军师宝山罗店人文生杜成斋写示遍贴。现在王国初、杜成斋被官军杀死的了。是实。”（《关于审讯周立春的清方档案》（八月二十三日录），《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2页）另有材料反映：“嘉定匪徒为首者，系上海人，借口僧贯之、陈木金二案，欲杀官幕。又冒充周立春之侄，或云寄儿，现在编（偏）拜富户，欲要捐助银两。前往上海之公启，金陵请兵二千，以备防剿。”（《又上海嘉定情形》，《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41页）按此处“嘉定匪徒”，即王国初。
(31) 《青浦淀山司巡检禀》《昆山禀》，《汇编》，第1176、1181页。
(32)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74页注4、第82页注3。
(33)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47页。
(34)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194页。
(35) 邵雍：《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的闽广移民》，《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122页。
(36) 《吴县禀二》（九月初七日到），《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12页。
(37) 诸成琮：《桑梓闻见录》，《汇编》，第1053页。
(38) 《郑扬旌禀》，《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汇编》，第1124页。
(39) 《关于审讯孙渭的清方档案》（九月十九日到），《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13—1114页。
(40) 程庭鹭：《梦盦居士自编年谱》，《汇编》，第1079页。
(41) 《郑扬旌禀》，《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汇编》，第1124页。
(42) 《嘉定紧报》，《平粤纪闻》，《汇编》，第1117页。
(43) 悟迟老人：《漏网喁鱼集》，《汇编》，第1043页。
(44) 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周烈春据城始末》，《汇编》，第1055页。
(45) 章圭瑑等纂：《黄渡续志》（1923年排印本），《汇编》，第1087页。
(46) 王其兴：《南翔罗汉党与上海小刀会》，《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286—287页。
(47) 《兼理嘉定县郑扬旌禀》（八月初一日发，初八日到，初九日接），《平粤纪闻》，《汇编》，第1115—1116页。
(48) 参看许洪新：《简谈罗汉党若干史料价值》，《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295页。
(49) 旧说认为“三刀会”其命名是由嘉定罗汉党、周立春为首的青浦农民和上海小刀会等“三股势力会合而成”。（卢耀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台湾《食货》月刊第3卷第5期）郭豫明已辨其说非是，并疑三刀会为“三合会”的误抄，其论证仍以周立春早在三刀会成立之前已经被刘丽川吸收加入天地会为前提。参看《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79页注释1。
(50) 悟迟老人：《漏网喁鱼集》（1959年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本），《汇编》，第1043页。据周立春被捕后供称：“本年七月十二［三］日嘉定闹事，是嘉定县人封洪及青浦监生李章，与他妹丈戴举人之侄戴砚峰同杨锦廷们，因嘉定石角门王裕干吃官司起衅。”（《关于审讯周立春的清方档案》，《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2页）按李章为参与抗粮斗争的塘湾地保之一，与周立春熟识，罗汉党人与周立春发生联系，极可能是经由这一条路线。
(51) 《郑扬旌禀》，《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汇编》，第1124页。
(52) 《太仓州禀二》（八月初五日，十三日接），《平粤纪闻》，《汇编》，第1120—1121页。
(53) 《郑扬旌禀》，《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汇编》，第1124—1125页。
(54) 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周烈春据城始末》，《汇编》，第1056页。
(55) 章圭瑑等纂：《黄渡续志》（1923年排印本），《汇编》，第1087页。
(56) 《吴县禀二》（九月初七到），《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12页。
(57) 《娄县禀》，《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7页。
(58) 王继杰、黄岸青：《上海周边乡镇小刀会起义论析——以嘉定、青浦地区为例》，《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229页。
(59) 据周立春被捕后供述，“年四十岁”，按传统年岁计算法推算，生年应为1814年，即嘉庆十九年。《关于审讯周立春的清方档案》，《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2页。按原题《逆首周立春供状》，注云“八月二十三日录”。又本件“平粤纪闻”和“粤匪杂录”曾抄辑，题作《八月二十一日可园讯供》（可园为苏州地名）。
(60) 程庭鹭：《小松园阁杂著》，《汇编》，第1077页。
(61) 周闲：《范湖草堂遗稿》，《汇编》，第1081页。
(62)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41—47页。裴宜理：《晚清抗粮斗争：上海小刀会和山东刘培德》，《史林》1988年第2期。
(63) 余龙光在任内本有贪污事迹，又以征粮不当，导致民乱，后遭到清廷处分。参看《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为遵旨审拟已革青浦县知县余龙光贪污酿乱事》，咸丰四年八月十三日，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朱批奏折，档号：03-4579-020，缩微号：328-2094。
(64) 以上均据《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为审明青浦县地保周立春聚众哄堂殴官拒捕案定拟事》，咸丰四年十月初八日，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56-016，缩微号：04-01-01-122-1243。
(65) 程庭鹭：《小松园阁杂著》，《汇编》，第1077页。
(66) 《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查明嘉定等县小刀会起事缘由并督办上海情形折》，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录副奏折，转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45页。
(67) 《怡制宪奏稿二》，《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926页。
(68) 刘牧楠、赵欣：《略论周立春》，《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351页。
(69) 以上三段见《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69—1171页。
(70) 《青浦耆民马大成等禀》，《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70页。
(71) 悟迟老人：《漏网喁鱼集》（1959年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本），《汇编》，第1043—1043页。
(72) 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周烈春据城始末》，《汇编》，第1055页。
(73) 《八月二十七日录来信二》，《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1页。按原题作《已决逆匪周列春狡狯情形》，注云“八月二十七日录”。
(74) 《松江府禀》（八月十五日到），《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71页。
(75) 周立春以“谋逆”罪名遭凌迟处死，而此前“抗粮聚众”“逞凶殴官”等罪也并入谋逆案处置。参看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报：“此案周立春因粮差徐溁等令约粮户求缓钱粮，辄敢聚众哄堂殴官，肆行毁抢，复赴巡检衙门哄闹，并挟任琳等不允出钱及龚秀为县差作线之嫌，放火抄抢，烧毙龚秀幼女，闻拿拒捕，轰伤乡勇梁锦华毙命，不法已极。其放火致毙一命，拒杀乡勇，按例均罪止斩决，自应从重问拟。周立春合依刁民约会抗粮聚众、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决枭示例，拟斩决枭示，已归谋逆案内凌迟处死，毋庸议。”《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为审明青浦县地保周立春聚众哄堂殴官拒捕案定拟事》，咸丰四年十月初八日，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56-016，缩微号：04-01-01-122-1243。
(76) 另一显例是被誉为“女中英雄”的周立春之女周秀英的斗争事迹长期流传于民间，进而被写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等史著，得到大力表彰。实际上历史上有无周秀英其人、所谓“周秀英”真实身份为何，依旧是一大疑问。据周立春被捕后自供，“生有一子阿弥，年四岁，女儿已故”；清朝官方战报亦谓收复嘉定之役，“周立春于西门率岳丈、婿、女，正在下船逃窜，被乡民擒获，解送丁公营内，其女逞凶，即时枭首”，另报称该役“阵斩”者包括“周立春婢女伪女将军飞霞”。（《关于审讯周立春的清方档案》《八月二十七日录来信一》《吴县丁令禀》，九月初六日到，《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0、1102、1104页）是则周立春之女在嘉定被陷时已战死，所谓率部突围、投奔刘丽川以及在上海县城作战时以“勇猛”著称的“周秀英”实另有其人，而此类身份混淆是当时人有意为之的结果，还是后世本土民俗文化发挥的产物，仍待考。有关“周秀英”相关文献记载的梳理及民俗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初步讨论，可参刘惠恕：《上海郊区流传的“周秀英杀四门”评书与周秀英其人》，《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60周年：“历史记忆与城市转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2013年11月。
(77) 盛巽昌：《写在前面》，载葛秋栋、陶继明、朱守芬编著《南翔嘉定上海小刀会太平天国时期》，2003年自印本。
(78) 盛仰文：《20世纪小刀会研究》，《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379页。
(79) 参看汤志钧：《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谈“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载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办公室编《往事掇英——上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周年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267—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