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体内容

《庚子北京避难记》上卷基本按时序叙事，主要记义和团入京师后种种见闻及“避难”返乡之全程经历，起自庚子五月初一日（1900年5月28日），讫于同年十一月初八日（1900年12月29日），凡所记事多有明确系日，并作有感事诗七律四章。下卷则综论庚子事变之缘起、经过与结局，多穿插有主观性的评论，其中涉及对荣禄、奕劻、载漪、徐桐、崇绮、许景澄、袁昶等人物的看法。篇末附录了庚子七月二十六日至辛丑正月初六日若干重要的清廷上谕及辛丑条约议和大纲。

图3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之“费德保题诗”书影

在费德保的记述中，约自五月初，已有义和团涌入京师。至十五日（6月9日），“遍街皆拳民，首扎红布，手持利刃，日夜焚烧教堂，搜杀教民，三五夜城外火光烛天，而市面居民尚不惊动，识者已知乱之难戢矣”。二十日，拳民火烧老德记洋药房，火势延及前门外大栅栏地区铺户民宅数千家，当时费德保所在之延寿寺街长元吴会馆，“相距不过半巷，幸未殃及”。二十三日（6月19日），清军与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炮声隆隆，彻夜不绝，路断行人”，费氏自记：“予在馆耳闻炮声，日坐针毡，与同馆蒋光禄（恩溍）、金孝廉（文梁）互相叹息而已。”

六月初，拳民四处杀抄教民，并波及无辜，京城秩序因之大乱。其时出现一个情况是：“官眷皆避乱出城，有至通州暂避者，有至京北延庆、昌平等家去者。”经与同乡京官曹允源、邹嘉来商量，费德保决定“以眷属出城为宜”，并蒙礼部尚书廖寿恒（1839—1903）、内阁学士陆润庠（1841—1915）、署顺天府府尹陈夔龙（1857—1948）等人赞助川资，遂成行。文中记述此行：“所有书籍磁器均不敢带，仅带随身衣包，雇大车一辆，价四十四金，于十一日（7月7日）同曹、邹两家眷口起身赴保定，沿途拳匪林立，幸而获免，于十四日（7月10日）抵保定，暂租民房三间小住。”

至七月初，“适有便车至京，又奉严旨，司员告假者扣资”。按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有明旨：“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着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着将各该员前资注销，以示惩儆。”⁽¹²⁾费德保奉旨后，不得已又孤身返京，仍寓于长元吴会馆。时八国联军逼近京师，七月十八日（8月12日）一早听闻“乘舆已动”，即宫廷西狩之谣传，费氏决定再次奔往保定：

予单身出彰仪门，乱军与拳匪到处林立，于枪林炮雨中徒步至卢沟桥，已有拳匪奸民把守，空行人尚可径过，一路妇啼儿哭，惨不可闻。天晚至长辛店，适同乡陆凤石侍郎、徐花农学士亦踉跄而至。十九日，各雇一人推小车，经五日到保定，不堪其苦，幸天佑得免于难。

二十二日（8月16日）到保定，途遇刑部主事王仪通等人，知“乘舆于十九日出城，有云从易州而西，有云由宣化，不知确耗，洋人于二十日入都”。至此，京师已陷落，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费氏因有“国破家亡，真可痛哭”之慨。

费德保在保定并未待多长时间，考虑到“困守印曹，本无积储，出京川资幸廖、陆诸公资助，抵保匝月，囊橐如洗”，加以“保定逃兵四集，又无重兵驻扎，决非善地”诸种不利情况，即于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偕眷投奔邯郸捕署蒋兰生内兄处。八月初二日（8月26日）抵邯郸，不到半月，又应大名府知府戴锡钧之邀，于本月十八日（9月11日）转赴大名府署，暂充记室。

当时八国联军由京开赴直境各地，四处侵扰，费德保以为“寄迹郡城，萍踪不定，本非久计”，于是作南旋之计。九月初八日（10月30日）启程，十二日抵长垣县，二十八日（11月19日）抵开封，蒙河道总督任道镕（1823—1906）赠赆五十金，得以解决旅费。十月十一日（12月2日）抵亳州，二十二日抵清江，二十六日雇船下驶，三十日抵瓜洲。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渡江，初八日（12月29日）安抵苏州。上卷末尾，费氏总结南下一行曰：“此次避乱，于六月十一日出都，十一月初八日抵苏州，约计半年，在途琐尾流离，不堪言状，且到处川资困乏，沿途乞钵，皆承诸世好亲友相助，敬当志之，不敢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