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之忠臣”？
——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一说为庄河。⁽¹⁾捐纳县丞出身，历任直隶完县、枣强、大名、宁津知县，蔚州（今蔚县）、冀州（今冀县）直隶州知州，累官迁至永平府知府、山西平阳知府，为官廉正，精心吏治，时称“北直廉吏第一”。光绪十年（1884）授广东高廉钦道、浙江按察使，均未到任，改调广西按察使，次年护理广西巡抚，补授广西布政使。十四年（1888年）因病卸任，在乡赋闲。二十年（1894）授安徽巡抚，未到任，改调山东巡抚。二十三年（1897）迁任四川总督，因病开缺。二十五年（1899）再获起用，赴奉天查办事件，旋奉旨巡阅长江水师。二十六年（1900）夏，北上勤王，受命帮办武卫军事务，战败自殉。清廷赐谥“忠节”。⁽²⁾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人物。查考其政治履历，几乎与晚清重大事件相始终，中法、中日、八国联军三次对外战争均亲与其役，以至身殁殉国，“这在封疆大吏中是不多见的”。⁽³⁾

在李秉衡身后，围绕其政治生涯最后阶段，即义和团时期政治作为的评价，起始于争议，而终归于寂寞。旧文人、传教士之各类撰述，多将李秉衡归入“肇祸诸王大臣”行列，而加以“庇拳”“仇教”“以私仇申大义”的恶名。《辛丑条约》谈判之际，外国列强追索“罪魁”，也点名要求重治李秉衡，压力之下清廷不得不“诏褫职，夺恤典”。尽管也有人起而辩诬，认为无识之辈及外人“摭拾无稽妄语，坐狱于公”⁽⁴⁾，但终究反响寥寥，李秉衡还是作为“政治不正确”的人物，渐渐被历史所湮没。进入新时期以后，评判的标准虽已逆转，以革命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赋予义和团运动空前伟大的意义，而李秉衡被定位为“顽固派官僚”之一分子，仍不能逃脱“反动”的指控。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反省既有认知，有人将李秉衡与林则徐进行比较后，质疑“同样是抵抗列强侵略，结论却如此相异”⁽⁵⁾；也有人就李秉衡与山东义和团的关系，提出新的解释⁽⁶⁾。新近出版的一部李秉衡传记（也是迄今关于李秉衡的唯一专书），以传主长期湮没于史为“一大冤案”，呼吁“全面而公正”的评价，该书总评其一生“不愧为民族英雄、清官典范”。⁽⁷⁾

总体而言，李秉衡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已初具规模，研究方面也积累了可观的成果，而在“史论”层面，仍多歧义。事实上，无论好恶太切，或移情太深，褒贬之间投射意义，均略失辨惑之义。笔者以为，目前为止立论的基础仍不够牢固，大量史实重建的工作可待开展，而就不同性质史料的综合利用而言，也尚存不小空间。本文拟针对李秉衡一生之最后也最富争议的阶段——庚子时期——的事迹进行考订，爬梳其人与清朝中央、东南督抚以及义和团之间的多种关系。本文立意不在于一人一事之褒贬，李秉衡身后的许多是非，不仅反映个人所处的困境，其实也折射了时代复杂多样的面貌。新/旧、满/汉、南/北、保守/趋新、反帝/近代化……在诸多对立争议中间，个人形象的塑造和扭曲连带着周遭氛围的反复变换。西谚云，从一颗沙砾可以照见海洋的形状。借助李秉衡的个案正可以观察晚清政治的“时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