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任上（之一）：涉外人际交往的若干线索
光绪二十一年（1895）末，余联沅补授建盐法道(26)，二十四年（1898）署福建按察使，次年署福建布政使。他在福建任上的表现，因史料不足，难窥其详。据《国史馆传稿》载：“闽江上游有滩口开刀嘴，湍驶漩险，商船患之，土人惑于风水不敢治，联沅委员监工凿碎之，川平陆夷，行旅称便。日本议开租界于厦门，民情不靖，联沅极力调剂，卒弭隐患。以福建办理洋务出力，赏二品顶戴。”(27)同年五月，即调任江苏苏松太道。
苏松太道，全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名沪道、上海道、江海关，隶属两江总督，下辖两府（苏州府和松江府）、一直隶州（太仓直隶州），道台衙门位于松江府管辖的七县之一上海县境内。(28)在设立初期，主要职责为军事监督，继被赋予管理江海关的行政权，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口岸，所谓“夷务”开始成为常规职责，洋务运动时又直接负责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型机构和企业。上海道的职能沿革是个持续扩大的过程，到19世纪后期，它已经被普遍看作直省督抚以下“东南地区最重要的职位”(29)。可以说，洋务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海道的特殊性，余联沅能够脱颖而出，补此“东南第一美缺”，至少说明前数年他在外官任上表现不错，就办理洋务而言，已不算是一个生手了。
到了上海这样一个商业繁华之所、华洋杂处之地，免不了于新鲜事物耳濡目染，躲不开与各路外人往来酬答，余联沅身上原有的清流底色，似乎也被渐渐淘洗干净。有学者讨论过“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并举出张之洞长孙张厚琨、岑春煊之子岑德征等实例。(30)其实，余联沅也算得上最早吃螃蟹的那一拨人，而且他把两个小儿子都送到了日本。论此事缘起，还在1899年日本政界要人、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访华一行。(31)当年近卫笃麿出访欧美各国，归途中顺访中国，从10月25日抵达上海，至11月18日回国，相继游历南京、武汉、苏州、杭州等地，结识了一大批中国朝野人士，其中就有新任上海道余联沅。近卫笃麿10月27日记：“午后七时，代理领事松村在领事馆设宴，经介绍结识前上海道蔡钧、现任上海道余联沅。九时半左右，两道台辞去。”(32)是为近卫与余联沅的初识。11月10日续记：“今晚余联沅道台设宴款待。……余道台送来予所请托之挥毫大作，颇佳。”(33)同月，录有“上海通信”一则如下：
余联沅系持日本主义之人，其二子余祖钧、余逵在福州东文学堂学习日语八个月，虽尚难运用自如，但阅读释意已无大碍。此二人皆有将来留学日本之意愿。(34)
至次年2月，上海支部会员井手三郎来信称：“上海道余联沅多少具有变法之意，其子二人（祖钧、逵）频频来访。”(35)由上可知，还在福建任上时，余联沅已经安排二子学习日语，为留学做准备，而在当时日本人眼中，被视作“持日本主义之人”，至少旁证他对日感情相当不恶。
余联沅在上海吐露送儿辈留日的意向，并非突兀，事实上也是受到日方鼓励的结果。近卫笃麿一直认为，要追求亚洲振兴，中国必须实现自立，而其基础在于解决振兴教育、人才养成这两大课题。1899年初，东亚同文会讨论在中国大陆设立支部时，就决定“凡清国有为子弟，不拘其数，各支部应予适宜的熏陶培养”(36)。该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在华事业发展计划，重点基本都在长江流域，近卫笃麿有意识吸纳清国要人子弟，也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用他自己话说：“为经营事业的方便，要不时与支那官吏打交道。”(37)所以，几乎同期，我们还可以看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上海道蔡钧、江南候补道陶森甲都提出了送自家子弟赴日留学的请求。余联沅实不过是一“预流”之人，而并非孤例。
至1900年7月，余氏兄弟实现赴东京留学。现存近卫笃麿与清末要人往来书函中，有余联沅手札五通，余祖钧、余逵连名信札一通，全部在1900年内所写，内容均与留学事相关。兹录7月24日去函如下：
近卫上公阁下：去岁高轩莅沪，借识芝仪，深幸观光季子之来临，益钦赋海元虚之博雅。忽忽判襼，葛裘倏更，比想政履贤劳，兴居佳鬯，扶桑引领，伐木倾心。兹有请者，五小儿祖钧、六小儿逵均有志肄习东文，业已两载。前曾为阁下座间谈及，因敝处虽有名师，苦鲜益友，不免有一传众咻之弊。兹特令其遄赴贵国游学，专心卒业。惟小儿辈一切人地生疏，已嘱其趋谒台端，就正有道，务望阁下不吝指教，俾得负笈有方，并随时训迪。幸甚。专恳。敬颂台绥。余联沅顿首启。(38)
余祖钧、余逵兄弟到东京后，寄宿于东京同文书院，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都受到近卫笃麿的关照。(39)余联沅与近卫的往来书函，多围绕儿辈教育事，未涉及时政。唯1900年10月函中，已升任江西按察使的余联沅告以“沅谬任巡车，时艰无补，惟日祝近日事能早和平，斯为万幸耳”(40)，流露经历事变后的心绪。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交往中，时为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的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一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41)身任外交官的小田切，同时为东亚同文会会员，这使他在华活动多了一层便利；反过来，正是通过这类公私兼及的人际往来，余联沅与在沪日人建立起紧密关系，为他在非常时期的应变提供了助力。就晚清外交体制而言，地方督抚可借助于道台级别官员，直接与各国领事建立外交联系，双方文件往来可用“照会”字样。至义和团事变爆发，北京使馆区被围，各国驻沪领事被深深卷入战时外交中，他们一方面获得“专责办理”长江苏浙一带之事的授权，为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直接负责人，一方面又身居交涉第一线，或多或少有着因地制宜、从权操作的空间。在此特殊时期，领事当局涉事之多、介入之深，实已超出一般国际法所规定的“为了本国商务和航海的利益”(42)这一领事活动的基本性质，而一跃为中外交涉新的重心。在面向中方谈判时，该群体采取集体行动原则，而其内部则始终充斥着猜忌与竞争，某些个人或因禀赋、才能、政治抱负等因素，表现出强烈的“个性”。(43)个别领事依靠人脉关系，还保留了特殊的信息和交涉管道。王尔敏曾注意到：“各国领事中，小田切与蔡钧比较接近，霍必澜与余联沅比较接近，白藻泰和古纳二人与福开森最接近，因此各国的意向行动，很容易被盛宣怀探悉，而应付起来也显得不拙。”(44)余联沅与英、日等国领事保有的私人友谊，也方便他在“东南互保”交涉中发挥作用。
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并无任何官方背景，由于人际的熟络和位置的便利，在“东南互保”时期也成为“盛、余最得力的策划人”(45)。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发表于1900年7月3日，恰在事变期间，照会中指出“北京事实上已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而权力和责任实际上已移归各省地方当局”，除强调与各国一致行动保护美国公民财产、重申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以外，还加入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的新内容。(46)余联沅激赏于华盛顿首倡“保全中国疆土”，于是向刘坤一推荐福开森，提出派其归国游说，斡旋停战，电内称：
前托由美总领事古（纳）电商美总统，昨据复电，已倡首转商各国保全中国疆土等情。此番中外既成衅端，以赖邻好之国维持解免。中美向称辑睦，若资倡议转圜，所谓保全中国疆土借有把握。惟该国为民主，总统外尚有议院各部，均主议国事者，必有能员前往游说，始可交融就绪。
兹查有南洋随员福开森，于此番中外情形极为熟悉，而东南一切办法尤所详明，若令派令前往，该员以本国之人与本国政府关说，必能水乳融洽。(47)
余联沅之于“民主”国家政治运作的理解，显示他在观念上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不过仅凭个人交往的印象，就一厢情愿地推动福开森“前往游说”，仍难免对国际大势的隔膜。福开森或为沟通中外相对合适的人选，但是否有能力“关说”其政府，则需要打一问号。这一类举动也提示了我们，应注意外交事件背后的人际网络，晚清外交的一大特色可能恰在于它非制度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