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翦伯赞先生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作序言，谈到今世存留的义和团运动相关著述：

这些书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义和团都怀着最大的敌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义和团都极尽诋毁、污蔑、诽谤乃至咒骂之能事……虽然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义和团虽然笨拙但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最初怎样欺骗、利用农民，到后来又怎样懦怯动摇以至无耻地出卖农民，投降帝国主义。同时，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强盗怎样白昼杀人、当街放火，以及公开地奸淫、掳掠和偷盗等等的罪行。⁽²⁹⁾

如暂时抛开这一段话里面因囿于时代而附带的政治说教气味，取其史料解说的视点，那么，对于《庚子北京避难记》这一件史料的价值，也可作如是观。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最后想对费德保其人再多说几句。从政治立场看，如同翦先生所言的那类官绅，费氏对义和团确怀有一种“最大的敌意”，在他眼中，拳民之流与“汉之黄巾”“宋之郭京”属“同一妖异”，“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识者早知祸乱之萌，岌岌可危也”。对于清朝昧于外交、轻率宣战的举动，他是极度不以为然的，认为“彼早有布置，非率尔操觚，而我中国绝少未雨之绸缪，事事落于人后，安得不一败涂地耶？”《庚子北京避难记》中并曾援引国际公法，指责围攻使馆鲁莽灭裂，殊非得计：

禁城中竟开战场，枪林弹雨中，不知误伤多少人命，亦千古未有之奇祸也。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古今通例，况万国公法亦从无攻围使臣之举，究不知此谋出于何人？

由此看，费氏思想里有其理性的一面。而与此同时，行文中又时常流露出迂腐固陋的另一面。如事变发生后，痛悔“时事之变，天象早见，予恨不习天文，见机不早”云云，甚而不嫌琐细地记录了一桩异事：

都中有一外国人，在中华已二十年，夙谙天文，并好历数，平日不预外事，用一庖人，极赏识之，相随十年矣。今年三月间，该夷忽令庖人结清账目云：“我即日回国，尔相随多年，须重赏酬之”。庖人问故再三，方晓之曰：“予近日观天象，中外有兵起，不但尔中华受害，我外洋人亦有祸及，予既不干外事，须早回国，迟则不及，尔无事亦可早出京，不必留恋，并不足为外人道。”该夷遂于四月回国，庖人亦疑信参半，及乱起，方告人，知此言不谬。予有仆人牛祥，荐于大学堂教习者，与该庖人相识，故得闻此言。

在今人看来，此说当然近于无稽，费氏却还郑重其事地大做了一番评论：“可知倡乱之起，必先上现天象，特梦梦者不察耳。亦可见何地无才，外夷中未必无人也。”可见其人出于阅历和知识的局限，选择性解释时事的一种取向。

另外，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费德保在文中屡述与同乡京官间的应酬往来，记载的频次和篇幅，甚至要超过同时正发生的重大时事，据此可窥京官群体中乡缘社交圈之重要，对于今人体味晚清官场之生态亦多有帮助。与著有《庚子日记》《辛丑日记》的翰林院编修华学澜（1860—1906）类似，费德保在当时的地位并非显要，所交往的也多半是当时北京一些中小官僚，而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即时反应，却正可以代表那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意见。⁽³⁰⁾陶孟和读华学澜日记，也发现日记中“真切的暴露了当时典型的京官生活。职责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较紧张，如翁同龢日记所表示的。至于一般的京官，不过是按着同乡，同衙门，或同年而此一组彼一组的常相往还而已”⁽³¹⁾。《庚子北京避难记》的作者、本文的主人公费德保恐也不能外此。他在兵部当差将逾二十年，仍不过一主事，可谓仕途蹉跎，本来想“再二三年可望补缺，便就截取，归直隶州班分发到省，以一官为疗贫之计，别无奢望”，然而世情变幻，大波突起，“岂料变生意外，遭此寇乱，名心更淡”。自庚子年末，归里闲居，费德保便绝意于仕进，而多致力于乡邦事业。从这一角度看，《庚子北京避难记》不仅由费氏所见与所闻，提供了有关庚子事变研究的新史料，同时也由费氏本人由官而绅的一番转变，提示了庚子事变更为深远与深刻的影响。